郭沫若先生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序言中说道：“服饰……可以考见民族文化发展的轨迹和各兄弟民族间的相互影响。”在历史上长期处于游耕、迁徙和杂居状态的畲族，无疑就是此论点最好的体证。

景宁畲乡

畲族在长期与汉族错居的情况下，畲汉融合已是不可避免之势。民族服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曾展现出强烈的民族特征，与所居住地区的汉族，或其他南方少数民族服饰区别不大。

回顾畲族发展史，畲族在清代完成了最后一轮民族大迁徙，才形成了如今以闽东、浙南为主的定居区域，也从最初游耕狩猎的生活形态转变为开辟梯田、种植苎麻的自给自足农耕经济体。

生产方式的改变带来生活形态的转变，直至于此，畲族这样一个动荡的民族才获得了追求生活趣味和品质的时间与精力；封建社会末期讲求繁缛的艺术风格，亦带动了畲族民族服饰竞相向精致、繁复、细密之风而去，尤其是头饰和织带纹样等部分，也广泛吸收了其时汉族更为精湛的制作工艺。

展出的畲族服饰

清同治年间的《景宁县志》中详细明确记载：“男单袷不完，勿衣勿裳；女短裙蔽膝，勿袴勿袜……妇女跣足椎结，断竹为冠，裹以布；布斑斑，饰以珠，珠累累（皆五色椒珠）。”

此可视为畲族服饰经典样式的形成。长久以来，畲族男子的装束与当地汉人基本上没有差别，而女性服饰的式样更多，也更为完整地保留了下来。畲族女性服饰中最能识别民族服饰的典型特征，就是远古时代的凤凰图腾演化而来的头冠。这也成为追溯畲族民族记忆的“文本”。

畲族女性的头冠有很多种，是畲族服饰中最具民族辨识度的标志，也能区分不同地区的畲族支系。福建境内的畲族头冠，大多以地名来命名，有着诸如“福鼎式”“罗源式”等；而在浙境地区，主要有浙南“泰顺式”、浙西南云和县的“雌冠式”以及与之区分的景宁县“雄冠式”。

摄影 / 张光林

20 世纪 50 年代，畲族研究学者施联朱在做田野调查时，描述当时畲民的服饰情况为“妇女高髻垂缨，头戴竹冠蒙布，饰缨络状”。说的正是景宁的“雄冠式”头饰。

摄影 / 蓝小明

一个完整的“雄冠式”可分为凤箍、抓头、笄、发簪、裹红布、黑色缠头纱六个部分，主要用银打制，辅以木、布、瓷珠等装饰材料。“椎髻高钗”正是凤头造型；缀在凤冠银链上的银片，形如翎羽，银片上刻画有钩爪纹；“垂璎”即盘垂于两侧的瓷珠，叮咚作响，宛如凤鸣。

整体造型呈三角形，展现出一副凤凰吟啭的形态，造型精美、色彩斑斓，正是蕴藉着对祖先图腾的崇敬与记忆。

景宁“雄冠式”头冠的主体是一个前高后低的三角形木块，以黑色棉布包裹；前端和脊背部分都用银片包裹，银片之下以红布衬底。头冠的正面，是一个三角形区域，上面有两块呈贝壳形的银片；下方为一块梯形银片，下有 8 串瓷珠，挂有银牌，畲语称为“奇喜载”。

摄影 / 张光林

整个头饰以竹制筒状撑顶，起固定作用的装置是一块马蹄形的笄，插在整个头冠的后面，前端用红色布条固定于头冠前方。在系着马蹄形笄的红绳上，中间穿过两条长瓷珠，各边一半；而另一个锤形笄，笄尖的一端，插入头冠背脊的中间。这便是整个头冠的主体部分。

脑后发髻处，插有一枚银笄。其主体是一个长方形的笄，中间系着一条间杂红、绿、黑、白的瓷珠，笄头系着一条长链，中间是一块刻画了凤凰图案的银制“方牌”，另一端则坠挂着耳挖与牙签，中间银链的交接点，做成双铜钱和古文钱的图案，并缀有银片，畲语称为“奇喜牌”。

再看雄冠式外观对凤凰整体造型最直观的刻画，应该就数各种银饰牌上的“凤纹”。“奇喜牌”上的尖齿状像是模仿了凤羽；而“搭钳”上的凤羽纹样则更加流畅精美一些。“头面”上的小人下半身呈尾羽状，与方牌上凤纹的“雀尾”十分相似，通常被认为是凤凰的化身。但“方牌”上的凤凰主体图案却显得十分拙朴，钩嘴、雀尾、丰满的羽翼、锋利的尖爪，俨然一幅“小鸡啄米”图，只有凤纹头上的三瓣头冠稍能显示出其“百鸟之王”之态。

有考据此凤纹原型应该就是雀鸟、稚鸡，而其被赋予为人所熟知的凤凰形象和其所代表的吉祥寓意，经过了漫长的演进才逐渐形成。

摄影 / 蓝三峰

民族意识与记忆凝结成图案、纹饰，在畲乡女人们的服饰、织物上留存、传承。虽然几千年过去，最初的动机早已无法验证；在流变的过程中，其内涵意蕴也几经更迭。但是这些历史的遗存已经确实地成为畲族生活的日常，在今天依然保持着独特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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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丨蒙梓

编辑丨宋鹏飞

原文取自《风物中国志·景宁》有增减、改动

图书《风物中国志·景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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