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氧治疗客(高压氧治疗)

记者在位于西宁市砖厂路7号的青海心脑血管病专科医院采访，目睹了一次巧遇：当时电梯里挤满了乘客，一位蒙古族大叔看见角落里身材有些瘦削的吴天一院士，他先是一怔；当吴天一用蒙古语跟他攀谈起来，这位大叔明显表情激动。记者虽然听不懂他俩谈话的内容，但从说话的热络劲儿，看得出他们是老相识。一起乘电梯的医院高原医学中心实验室主任刘世明告诉记者：原来，上世纪80年代吴天一曾到格尔木给大叔的家人看过病，后来30多年没见了。

这样的“久别重逢”对吴天一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这位我国低氧生理和高原医学的主要学术带头人，已在雪域高原上工作了60多年，几乎走遍了高原上的点点片片，因此也被当地人民亲切地称为“马背上的好曼巴（好医生）”。他的爱人有个生动的总结：“这个吴天一呀，西宁哪条街在哪里，他根本不知道；要是问牧区哪个县哪个乡叫什么名字、在哪个地方，他记得一清二楚。”

十几年在马背上颠簸——

他实地获取了10万份以上高海拔地区人群生理、病理数据，为我国高原医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最近一次去珠峰是在大前年了，我要在那边建个站。”82岁的吴天一精神矍铄、思路清晰，在办公室一坐下就跟记者聊起今年珠峰发生的登山客拥堵事件，“在海拔8000米的地方，体力消耗、高寒缺氧，风险很大，其实也凸显出高原医学研究的重要性。”

1958年，吴天一响应祖国号召来到青海工作，目睹过许多高原建设者因不适应缺氧、低压的环境而相继病倒，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当时国内的高原医学研究还是一片空白，他便下定了从事低氧生理和高原医学研究的决心。

想要做“从无到有”的研究，谈何容易！探索高原病的成因，尤其是了解藏族人在高海拔地区的适应性、高原病发生的机制，第一位的就是掌握大量可靠的资料。这在当时一穷二白的青藏高原，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吴天一必须自己到实地采集数据。

“哪个地方的海拔高，哪个地方最偏远，那里的资料就有可能最宝贵，我一定要到那个点上去。”吴天一说，当时高原上还有很多地方没有通路，他和同事只能骑着马，让牦牛驮着仪器设备。“我们到了地方就把帐篷支起来，一开始老乡们不知道，还以为是电影放映队来了。”就这样，吴天一在马背上颠簸了十几年，不仅治好了很多农牧民的病，还取得了10万份以上高海拔地区人群的生理、病理数据，为我国高原医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登山是勇敢者的游戏。可是对于高原医学的研究者而言，还有一项更具挑战性的任务：为获取数据，他们要在登山的同时“拿自己做实验”——通过向高海拔“急行军”，检测应激状态下人体的生理变化。彼时的他们既是登山队员、实验员，也是实验对象。

阿尼玛卿山，海拔6282米，藏语里的意思是“黄河边上的爷爷山”。1990年，吴天一作为中方队长，组织中日联合医学学术考察队，只用了短短45天的时间，就从地处海平面的日本，来到海拔2261米的中度高原，再到3719米、4460米的高原，最后在海拔5000米和5620米的特高海拔建立高山实验室，获取了大量珍贵的特高海拔人群生理资料。

丰富详实的资料让吴天一的研究如鱼得水。1965年，他首次提出“成人高原性心脏病”的论点；1979年，他又发现高原地区“红脸蛋”牧民血液中的红细胞水平远高于常人，进而首次提出“高原红细胞增多症”的论点；在人类高原适应学科，他所开拓的“藏族适应生理学”研究，从整体、器官、细胞和分子等几个水平上，揭示藏族已获得“最佳高原适应性”，为人类低氧适应建立起一个理想的生物学模式；吴天一提出的慢性高山病量化诊断“青海标准”，成为首个以我国地名命名的国际诊断标准……

凭借一系列开创性成果，吴天一2001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他是青海省地方科研院所里走出来的第一位工程院院士，也是塔吉克族的第一位院士。

把论文写在高原上——

在他的守护下，青藏铁路14万筑路大军未发生一例高原病死亡事故，被称为“高原医学史上的一个奇迹”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堪称世界铁路建设史上的奇迹。在青藏铁路的修筑过程中，另一个奇迹也让人惊叹：5年时间里，14万筑路大军在海拔4500米以上连续高强度作业，却未发生一例高原病死亡事故。美国圣地亚哥大学医学系的约翰·威斯特教授赞叹：“这的确是高原医学史上的一个奇迹。”

“到了昆仑山，两眼泪不干；到了五道梁，难见爹和娘；到了风火山，气息已奄奄；到了唐古拉，伸手把天抓。”几句民谚，道尽了“神奇天路”的艰险。多年冻土、高寒缺氧和生态脆弱是青藏铁路面临的三大世界性难题，其中“高寒缺氧”主要是关于人的难题，很难用工程技术手段解决，却容不得半点马虎。

“你应该到格尔木的烈士陵园去看看。”吴天一对记者说，他曾亲身参与过青藏公路建设，那时由于对高原病缺乏认知，一些平原地区来的干部职工患上了高原病，有的人因此牺牲。“中央决定修建青藏铁路，这对我的震动很大，我终于能把知识奉献给铁路的建设者们了。”

吴天一在担任青藏铁路一期建设高原医学顾问和二期建设高原生理研究组组长期间，建议在工程沿线设立了115个医疗机构，上场医务人员600多名。如此一来，即使职工生病，也能在半个小时内得到有效治疗。在他的坚持下，工程全线配置了17座制氧站、25个高压氧舱，使脑水肿、肺水肿等急性高原病抢救成功率达到100％，发病率基本稳定在千分之七左右的低水平。

为彻底把高原病扼制住，吴天一连上厕所这样的小事也不放过。“外面零下三四十摄氏度，工人晚上上厕所，有时候披件衣服就出来，第二天很容易患上感冒，发展下去就会导致肺水肿。”讲到这里，和蔼的吴天一变得严肃起来，“可别小看了感冒，高原感冒是会死人的。”为此，他建议在职工宿舍修建“电厕所”，跟住的房子“无缝连接”，里面设有供暖设备，彻底杜绝了上厕所带来的高原病风险。

2010年4月14日，青海省玉树地区发生强烈地震。从平原地区赶来的救护队因为不适应高海拔环境，到达灾区后，许多队员高原反应严重。当时已经73岁的吴天一得知这一情况后，只讲了两句话：“第一，我是搞高原医学的，必须到灾区去；第二，我现在就走。”就这样，他带领医疗队第一时间赶赴玉树，一面抢救地震伤员，一面救治平原来的救护队员，同时还要传授高原病防护知识，一连几天几乎不眠不休。“高原地震不同于平原地震，缺氧环境很容易导致患者多脏器衰竭，留下的黄金救援时间只有48小时，我们必须争分夺秒。”他回忆说。

讲到这里，吴天一递给记者一本自己编写的《高原病防护手册》。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印刷装帧都算不上精致，然而对于很多青藏高原的建设者和普通游客来说，却是一本实实在在的“救命宝典”。

粉身碎骨浑不怕——

14处骨折、严重白内障、鼓膜穿孔，他却始终坚信自己的事业在青藏高原

吴天一形容自己是个“粉身碎骨”的人。常年的野外工作，他数不清遭遇过多少次车祸，能数清的是身上的14处骨折。“最厉害的一次是在海西州的象鼻山，当时车从山上翻下去，我左边的四根肋骨、肩胛骨都断了，髌骨粉碎性骨折，腓骨胫骨也断了。当时有同志到医院去看我，惋惜地说：‘我们又失去了一位高原医学的专家’。”吴天一说，“我听了这话，只是轻描淡写地回答：天天跑，哪有不出事的，100天后我一定能站起来！”结果，只用了106天，吴天一不仅站了起来，还骑在马背上，又去了一趟阿尼玛卿山。

采访过程中，吴天一总要时不时地擦拭眼睛。多年来，高原上强烈的太阳辐射导致他双眼都患上了白内障，后来又换过几次人工晶体，他的眼睛一到夜里就“发绿”。大家开玩笑说：“您有一双狼眼睛哩！”

1992年，青海省高原医学研究所建成了全国最大的高低压综合舱。当时动物实验都已做过，第一次人体模拟试验由谁进去？吴天一几乎没有犹豫：“技术设计是我做的，当然应该我第一个进去。”当大气压从海拔8000米标准开始下降，由于降速太快，刹那间吴天一头疼欲裂，鼓膜被打穿。设备操作人员不好意思地说：“吴教授，我们把您当成战斗机飞行员了……”

很多人都劝过吴天一：“您已经功成名就了，到内地的大城市去享清福吧，看病生活都方便。”他们得到的总是这样的回答：“我身后就是青藏高原，我的事业在这里。”

上世纪80年代，吴天一发表过关于“藏族高原适应性”的文章。就是这篇文章，让失散多年、早已定居美国的父母和兄弟姐妹辗转找到了他。当时已在国际高原医学领域很有声望的吴天一，同时收到了来自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邀请：我们的高原心肺学专业很强，你的父母就住在罗切斯特，从科罗拉多飞过去跟家人团聚，最多需要2个小时。

如此盛情，吴天一还是回绝了：“我不可能在美国做高原医学事业，我的事业在中国，在青藏高原。”

吴天一的个子不高，可是每次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做报告，他总是把腰杆挺得笔直。“中国的高原医学搞得好，不是我吴天一有多了不起，而是青藏高原、喜马拉雅了不起，是高原人群了不起。”他言语中透着由衷的骄傲，“所以我经常在报告里讲：Mountain here,population here!(高原在这里，高原人群在这里！）”

奋斗有至乐，事业无穷年。如今，每天上午九点半，吴天一都会准时来到实验室，开始工作。“我现在主要研究人群在高原的习服性，现在每年这么多人到青藏高原来，保证他们的健康才是我们的‘大课题’。要从生物学、生理学来打基础，面临的挑战还很大。”吴天一笑着说，“我是搞高原医学的，长期跟缺氧打交道，但自己不能‘气馁’。

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