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摘要：新媒介技术的迭代更新带来国际传播秩序和格局的转变，个体资源的激活和重组改变了国际传播场域，也改变了人类交流互动的形式和运行机制。多元主体的合作与博弈更加凸显感觉和情感等的价值，这既意味着生命叙事的回归，也隐含着重新部落化的可能。从生命传播出发，跨媒介时代的国际传播需要扭转启蒙叙事的逻辑，关注日常生活和偶然事件，在具体而微的交流和对话中寻求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于基础价值的共享，承认利益共同体的正当性，加强有机团结和情感联结。重新部落化也要求多元主体共担责任、共对风险，在持续交往中，推动良善对话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达成。

关键词：生命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传播；生命叙事

尚未结束的新冠肺炎疫情和突发的局部暴力冲突等全球突发性事件为变动的世界格局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公平与正义、自由与平等、道德与良知等宏大叙事的失灵既显现了差 异化存在，也凸显了日常化矛盾。国家与地区之间的区隔、封锁与对抗，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冲突，歧视与排斥不断冲击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究竟是人类可以改变自身的对话与行为方式，还是人为力量终将打破难得的整体平衡，重演过去的悲剧？对这一涉到历史和人类本质问题的回答在当下显得更加重要。

跨媒介时代，短视频、网络直播等传播媒介的兴起带来个体自我表达的丰富性和可能性，在强调传播、行动与改变的基础上，生命传播既关切自我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也尝试不断理解与反思人类交往新形式，由此推动国际传播转向生命叙事，重视具体化、过程性沟通的意义。当下的国际传播不仅需要共通的理念和情感，更需要在模式和叙事的更新中不断实现。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重新部落化”时代国际交流与对话提供了新思考和新方向。

马歇尔·麦克卢汉在 20 世纪 60 年代便预言“地球村”的到来并明确提出：“我们生活在信息和传播的时代，因为电力媒介迅速而经常地造成一个相互作用的事件的整体场，所有的人都必须参与其间。”［1］305毫无疑问，这一预言已成为现实。在信息技术的助力下，频繁的贸易合作和政治往来 以更高的效率连接着世界，影响着现实的时空体验，导致“世界进入我们视线、世界呈现给我们”的方式的根本性改变。时空压缩在时间维度上表现为现存就是全部,在空间维度上表现为地球村的出现［2］。“地球村”的到来打破时空限制，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但是却并不必然带来共识和普世价值的达成，反而在唤醒感觉、知觉和情感之时凸显差异化和特殊性，而媒介的多元和交杂更加呼唤生命传播和生命叙事的回归。

（一）跨媒介时代的生命传播。在经历了口语媒介、文字媒介和印刷媒介的发展后，信息网络技 术的发展推动人类快速进入电子媒介时代，而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使“连接一切”和“万物皆媒”成为现实。从传播学的角度看，媒介作为一种社会基本要素，不仅仅是承载传播内容的工具和手段，也与其他社会部分互相影响，重构社会交往网络和权力结构，为社会生活提供新的尺度。跨媒介所揭示的是众生喧哗表象背后的现实权力与资源结构的动荡与失序，符号意义在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编撰中，不断解构与重构着社会关系网络，其重塑的权力资源成为社会结构改变与社会变迁中生生不息的政治与伦理力量［3］，符号意义的生成不再由单一的话语体系主导，而是涉及多元主体的参与、争夺、生产与再生产。

在这个意义上，以超文本为基础特征的互联网不断释放以往被集体、组织和机构垄断的资源， 持续激活个人能量，通过社会关系的再造“赋权”个体，让人们能够在数字化生存中找到超越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的主体性和自由感［4］。个体要素的激活和重组意味着传播不再仅仅是信息的流通，更夹杂着人的知觉、感觉和直觉等的流动，个体在感受现实社会与虚拟社会联动的同时，也觉察到自我的生命觉醒。对话、交流和行动使改变成为可能，也逐渐成为基于生命底色的意义争夺和权力博弈，凸显出个体生命的“生成”和“延绵”，指向“能时代”的到来以及良善生活的实现。“生命传播”思想正是从自我觉醒出发，“关切的是人类交流互动形式、方式运行的机制，关注交流互动中生命的自我背弃与背叛，揭示生命生生不息背后各种复杂力量的博弈，强调跨媒介叙事对概念、意义的不断延展与反思，及其释放的遮蔽其后的感觉、情感、知觉、意念、体验等的潜能与张力。所有这些信息在交互中不断生成与变化影响到人的态度、行为，在复杂多变的时代中重视自我的觉知、内省的力量，并有所作为”［5］。

跨媒介时代的到来和生命传播思想的提出打破了国际传播的一套实用主义的注重传播效果和社会控制的国家中心主义研究范式［6］，将多元主体纳入到整个传播链条中，在凸显个体自我觉知、经验和情感的同时，也强调对于生命内容、故事和体验的关注。国际传播媒介环境的转变带来国际传播场域的变化，国际传播的主体不再局限于政府与媒体，除了政治制度、经济手段和经济资源等，地方性历史和文化、非政府组织合作和个体表达等要素被纳入全新的国际传播机制。民间智慧和话语体系补足官方话语表达缺失的在地、多元和亲近，将个体自我的生命底色纳入至国际传播链条，而深层自我“是混杂紊乱的,变动不停的,不可言状的”［7］，这势必意味着叙事思维和方式的转变和更新。

（二）从启蒙叙事到生命叙事。叙事是一种“讲故事”的策略，对于记录、言说和解释人类经验和文化具有重要意义。瓦尔特·本雅明曾将叙事分为信息叙事和故事叙事两种，在他看来，信息叙事“只存活于那一刻；它必须完全地依附于那一刻，并且争分夺秒地向那一刻表白自己”，而故事叙事则“不消耗自己。它存储、集中自己的能量，即使在漫长的时间以后，还可以释放出来”［8］。叙事指向意义的生成，其转变与媒介使用密切相关，具有不同媒介文化倾向的社会自然会选择不一样的讲故事方式，这与媒介生产的权力场域密切相关。

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不断推动国家对于传播活动的大规模介入，如何借助传播技术实现社会变革和现代化成为战后国际传播研究的重点。这种倾向性隐含着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在国际传播中的重要作用，也决定了以强调进步和发展等为基调的叙事逻辑。启蒙叙事的核心是把人作为绝对的主体，这个主体追求社会文化的统一，追求历史目标的统一，追求经验、知识、伦理、政治的统一，这些统一落实到语言的层面就是话语的无条件统一，落实到思想层面就是普遍精神的总体性，落实在政治的层面就是普遍主体的进步与解放。启蒙叙事对于统一、普遍和解放等宏大理念的强调能够直接有效地传递信息，但是却遮蔽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差异，无法适应时空的压缩和逆转，形成进步与落后、文明与野蛮、民主与专制等二元对立的国际格局进而造成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对抗、批判与拒斥。

“发明总是产生在分歧中。后现代知识并不仅仅是政权的工具。它可以提高我们对差异的敏感性,增强我们对不可通约性的承受力。”［9］国际传播不仅是信息的流通，是历史、文化、情感等要素的流动，也是权力的博弈。互联网的发展释放了个体选择、参与和行动的空间，也不断改变原有的叙事逻辑。多元媒介的搭配、混杂和超链接成为当下媒介叙事的基础。传播速度的加快和符号意义的持续生成不仅考验自我的选择和判断能力，也逐渐影响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权力结构。个体的觉醒、卷入和行动凸显感觉、直觉、情感和情绪的重要性，生命叙事成为多元主体在意义争夺和情感博弈中的最优选择。不同于启蒙叙事对于“进步”和“解放”等观念的重视，生命叙事要求个体的自我觉醒、全身参与和切实卷入，关注日常生活和偶然事件的重要性，希望通过感觉、体验和情感的叠加，引发跨越性别、阶级、民族和宗教等界限的共感与共鸣，激发人们彼此观照、信任、对话和合作的欲求。

跨媒介时代，国际传播需要一种能够将对话双方的经验纠缠在一起并能够随时根据认知、态度和情绪等不断调整内容、话语和策略、唤醒倾听者经验和体悟能力的叙事方式，因此个体故事和日常生活成为叙事的主要内容，生命叙事逐渐取代启蒙叙事。在新媒介赋权下，个体成为叙事的关键节点，多元的观点、理念和意义的叠加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国家、民族和阶级等宏大叙事无法概括事物的丰富内涵和发展断裂，具体而微的交流对话中更彰显的是个体鲜活的生命体验、情感和智慧。媒介的丰富和国际传播中的冲突反映了个体思维和认知的差异化和多样化，不断挑战人的感知能力，带来语言、观念和心态的更迭，也更加凸显了国际传播中生命叙事的重要性。互动主体需尊重个体的差异化存在，借助直觉的洞察力和穿透力，通过体认和领悟达成理解，推动交流与对话的不断深入。

每一种媒介都以特别的方式教会其使用者如何看待世界、感知世界以及在世上行事，媒介也以同样的方式影响社会制度和权力结构等。长期以来，以文字主导的“文明社会”主张时空的连续、规则的一致以及个体的分离；但是“电子时代发现，瞬息万里的速度消除了时间和空间，使人重温一种整体和原始的知觉”“在电速的条件下，机械的东西开始让位于有机的统一体”［1］195。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助力速度征服时间，在破坏和瓦解单一权力结构和线性因果逻辑的同时，强调个体的深度卷入以及情感联结，最终作为整体的人重新进入部落化时代的凝聚状态。重新部落化的到来意味着非同一的连续和共存的多元，无所不包的方略是其通行的法则，但这必须建立在共享基础价值和利益的基础上。

（一）生命叙事中的基础价值共享。人与自我、 他人、社会和自然的关系是一代代智者从未停止探求的主题。在卡尔·马克思的时代，劳动异化是 社会异化的主要形式；结合科技进步、生活节奏和社会变迁的不断加速，哈特穆特·罗萨将当代社会的异化诊断为“我们并不是与我们的真实内在本质产生异化，而是与我们吸收世界的能力产生异化”［10］。社会加速带来的新异化使“竞争”成为主导人类社会的核心原则，在不断打破的时空中，人们在加强联系的时候，也在全力赢得竞争。个体、组织机构和国家在争取通过“自我表现”赢得“胜利”的同时遭遇体验与意义的匮乏；日益紧密联系的信息交换和协作网络缺乏最基础的情感回应、联结与共鸣。

近来的暴力冲突、政治封锁和经济制裁等国际冲突正说明时空压缩不仅没有使宗教、阶级和种族等差异消散，反而在交流、对话和碰撞中显现出多样化的生活和文明。国家处于历史之中， 是完全历史性的［11］245。无论是由于地理位置等自然环境的影响，还是语言和风俗传统等人文环境的塑造，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存在和发展都是对自身历史脉络和社会机理的不断描绘并天然 拥有合法性。想要适当地理解这些现象，我们必须审慎思考在历史上它们是怎样出现的，它们的 意义怎样在漫长的时间中产生变化，以及为何今天它们能够掌握如此深刻的情感上的正当性［11］4。以往的国际传播强调在民主、平等和自由等普世价值观的基础上进行对话，结果却形成了以国家实力为中心的单向信息流动和观念传递。这种对于军事和经济等硬实力的强调和对人类多种可能存在形式的无视，既忽视了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人造物的属性，也忽视了鲜活个体的生命底色。

“合理化和科学地判断事物就意味着朝向事物本身，或从语言和意见返回事物本身，在其自身所在性中探索事物并摆脱一切不符合事物的偏见。”［12］生命叙事的开放性和生成性要求国家、 地区、民族、组织和个体在交流中遵循悬置自我的底层逻辑，摆脱自我中心主义，在意识到差异 性和复杂性必然存在的基础上，感受和了解“他者”。人工智能、大数据和网络直播等技术不断降低媒介使用门槛，在赋予个体表达权力的同时，也调动人的知觉、直觉和情感直接参与对话，突显了自我选择的复杂性和交流对话的不确定性及其在全球交往中的重要角色。这就要求不同国 家在彼此尊重的基础上，在持续的过程性互动中，不断理解彼此的内在秩序和核心逻辑并依托各自的观念、定见和认同等共同寻求对基础价值的理解。

（二）利益共同体的搭建与有机团结的形成。“假如人们很清楚，在‘国家行为’的概念背后其实是国家利益理论，那么可能距离事实真相会更近一步。”［13］基础价值的共享并不意味着主体性的丧失，国际传播是交往手段，也是权力博弈，必须建立在国家自身能力建设的基础上。作为存在和行动主体，国家自然要保证主权完整并谋求发展，以往在国际交往与合作中，实力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往往陷入“自由”“平等”等话语陷阱，既承担来自发达国家的文化冲击，也承担其发展带来的后果，而擅于制造舆论的媒体机构也为这种“不平等”的国际合作推波助澜。信息的加速流动和多元主体的参与改变了以往的国际合作场域，国际交往不能仅依靠利益输出，但其必须建立在利益共同体的基础上并由此出发形成情感联结和有机团结。

全球化产业转移意味着新一波的发展机会和可能，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挑战下，各个国家都在寻求借力维持自身运转和发展的新路径。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国际社会结构、权力和关系的转变，单纯地依靠资源和劳动力输出已无法应对数字经济时代的国际合作，也无法促成“重新部落化”时代的国际传播。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引导下，中国格外关注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并在对外合作中逐渐转向技术标准和管理模式共享，打造全生态的合作态势。标准意味着“游戏规则”， 其涉及国际合作的主动权、话语权，也涉及产品、 设备和服务等全产业链发展，是打破现有语言和文化藩篱的重要手段。这符合命运共同体的本质要求。

长久以来，国际传播更重视短期的传播效果，尤其是对受众行为的直接影响，这种对单向信息流通的强调是以往单极国际传播格局的集中体现。新媒介技术既赋予个体表达、行动和改变的权力，也颠覆传统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权力结构，校正思维定式下的误判和迷思。这些新变化都在呼唤 新的国际传播模式。新媒介技术对传统国际传播秩序的打破提醒交流双方更关注影响的过程性和生成性，任何细节和偶然都可能促成也可能破坏一次对话，对共同权益的关注同样是当下国际传播发展的纽带和动力。同时，再庞大的经济数据都无法完全展示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生命力，更无法保证国际对话与交流的持续展开，建立在利益共享基础上的国际传播更加强调责任共担，由此建立有效的交流、合作和情感联结。这意味着传播主体必须从共同利益出发，借助新一代信息通信和人工智能等技术不断减少对话交流的障碍和信息共享的限制，加强彼此的有机团结和合 作，形成命运共同体。

“重新部落化”时代，国家与国家之间形成相互依存、休戚相关的共生关系，互通共赢是其中应有之义。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有着丰富内涵和现实操作性的行动指南，而利益共同体的提出为其提供了客观基础和持续发展动力，这也意味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立需依托不同国家共同的目标朝向。在这一理念下进行的国际传播自然也不是对话双方的自说自话或针锋相对，只有多元对话主体坚持合作共赢和互利互惠，才能打消交流过程中的猜忌和偏见，在共谋和共建利益共同体的基础上，不断扩大交流的可能性。

（一）风险社会中的责任共担。人类社会向来是风险社会，科技发展的动力正是来源于人们不断提升自身应对和解决风险能力的需求。与以往不同的是，现代科技在不遗余力地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带来“潜在的副作用”，人化的风险是其主要特征。当这些足以将当代社会置于一种无法避免的结构情境时便产生了风险社会，新冠肺炎疫情和局部国际冲突等再次证明风险随时爆发的可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球化进程必然推促风险的全球化，人为的不确定性迫使国际社会建立“双向合作风险治理模式”，通过建立信任、彼此合作，共同应对可能的风险。国际传播既是应对风险的必经之路，但同时也正遭遇着过程性和阶段性的风险。无论是体制、理念的不同和历史遗留问题等结构性因素，还是领导者的理念和媒体宣传等偶然性因素都可能破坏国际交往的平衡。

不同国家的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应在意识到风险存在的基础上，寻求共同对话和合作，这意味着多方主体要在动态平衡中提升预防风险的策略以及自我调整能力，在碰撞和磨合中突破障碍，最终达成交流互动以及对共同利益和基本价值的承认。从信息时代到数据社会，人们生产和拥有的数据数量急剧爆炸，算法等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也不断提升着人们收集、计算、分析和使用数据的能力，而与之相对的则是封闭和垄断等造成的“数据孤岛”对深度交流和合作的阻碍。在借助媒介技术发展不断拓展传播渠道、丰富传播形态和内容的同时，传播主体也应在数据保护的基础上，建设“信息港”和“数据库”等，推动数据流实时同步和共享，这对于打破国家区隔、推动交流和共同应对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风险社会也凸显个体的力量。国际传播的场域由个体的形象、语言和实践共构，这意味着在资本、利益、资源等可见的东西之外，宗教、文化、参与感和满足感等隐蔽的因素愈来愈具有关键作用。交流环境、内容和媒介的丰富与多变迫使原有的结构体制和权力关系不断调整和重构，也不断挑战个体的认知能力以及动态平衡和校准的能力，个体智慧成为应对的安全性策略之一。以往由于追求速度而常被忽略的时间维度对于国际传播效果的达成具有重要意义，其需要参与主体在尊重、理解和认同对方文化的基础上，采取主动沟通的态势，降低交流的风险，在理解和交往中形成情感联结。

（二）有机团结与全过程人类命运共同体。西方对于“共同体”一词的理解起源于亚里士多德， 在他看来，国家本身是一个具有道德性的共同体［14］；费迪南·滕尼斯则将共同体视为建立在自然情感一致基础上、紧密联系、排他的社会联系或共同生活方式，由此形成关系亲密、守望相助、富有人情味的生活共同体，其中血缘、感情和伦理团结是共同体得以生长的自然纽带［15］。“命运”一词也曾被西方人视为既外在于现实世界但也决定了现实世界的神秘力量，“命运引领顺从者，但拖拽不情愿的人”［16］。中国传统哲学里的“命运”则既包含先赋本性，也指向后来的变化，即一切偶然性背后都蕴含着必然的倾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恰恰指出人类走向共生与共在的定数，即必然性；但同时也指出隐含的时空转化和穷通变化，即偶然性。

2013年，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强调积极发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2020年11月 27日，习近平在第十七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上提到，“中方愿同东盟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加强团结合作，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发挥领导作用，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①。随着现代信息和交通技术对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推动，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和交往已不再受传统血缘和地域的限制，“脱域的共同体”业已形成，命运共同体的实现则需持续注入政治和经济、科学和技术、文化和卫生等全过程要 素，通过多维度的交流与对话形成全过程人类命运共同体。

“我们现在有一个任务，就是暂时把我们寄予遭受战争和丑恶政治之苦的他人的同情搁在一旁，转而深思我们的安稳怎样与他们的痛苦处于同一地图上，甚至可能——尽管我们宁愿不这样设想——与他们的痛苦有关，就像某些人的财富可能意味着他人的赤贫。”［17］94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来都不是单一的、确定的和空洞的口号，而是在时空转换中，不断依托国际合作与交往丰富自身的内涵。共同体之所以有别于其他的社会结构，恰恰在于其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但这个目标不仅是利益，同时包含责任和价值等，只有在“共同体感觉”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跨越时空的情感联结和有机团结。这就需要国家和民族、企业和社会组织以及个人在考虑利益、价值、责任等的基础上，通过持续交往与合作丰富命运共同体内涵，既为自身谋求利益，也关切他人的需求。

结语

“对话应该尽可能地合乎理性，但也接受感情用事和不理性，对话的社会是人类的关键所在。”［18］国际传播不仅是法律、风俗、文化和习惯的互相遭遇，同时也是政治制度和经济实力的博弈，也涉及语言、情感和信仰的交锋；多元主体的加入改变传统单一且固定的传播模式也交织着 更多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生命叙事关注事物发展的不间断性，摒弃宏大叙事从而显示出具体 而微的交流中所需的共商和共享的理念。从生命传播出发，直觉、激情与信念是支撑个体的重要 力量，也成为国际交流与对话中的重要因素；以普世价值观看和评判所有事物，无法揭示机制的制约和个体的生命底色，反而会激发潜在的矛盾和冲突。“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共识是奋进的动力”①，通过国际传播抵达人类命运共同体应包含对他者生命的尊重和包容，如何满足人的需求、 保障人的尊严、提升人的幸福感、激活社会的创造性并最终打造更人性化的“地球村”是值得思 考的问题。

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一环，交往合作是必然选择。“事实上，现代生活提供了无数机会，人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利用这些机会来看待——从远处，透过照片这媒介——他人的痛苦”［18］10，人 类命运共同体则是当代中国对人类未来社会发展 方向提出的现实指南，可能为“如何把人们救出地狱，如何减弱地狱的火焰”［17］提供新的可能路径。这一理念强调的是在多元利益基础上对人类基础价值的再次寻求，体现的是中国智慧对于新型国际关系和国际传播体系的回应。国际传播是人类传播的重要形态之一，其意义的达成不是一时之事，也非一时之功，多元主体要在悬置自我的判断中，寻求对基础价值的共通理解，在共享利益和共担责任的基础上，借助科技不断丰富传播形态和渠道，借助生命叙事提升自身讲故事的能力，改变以往的国际传播格局，最终推动国际社会的良善对话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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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阿隆．介入的旁观者[M]．杨祖功等，译．长春：吉林出版社，2013：248．

注释：

①北京周报《人心是最大的政治 共识是奋进的动力》， 2019 年 3 月 4 日，http://www.beijingreview.com.cn/shishi/201903/t20190304_800159141.html。

【2022年“生命传播与跨媒介叙事”栏目组稿】

【2021年“生命传播与跨媒介叙事”栏目组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