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头大正常吗(三岁孩子头大正常吗)

（一）天才之脑的迷惑

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死后大脑被留下来用作研究，放在美国堪萨斯州维辛塔的一个办公室中，装有部分爱因斯脑的梅森瓶外面包了一个纸盒子，上面标有“科斯塔·塞德”，大脑的其余分给了其他专家。天才的大脑会有什么过人之处？世人一直很期望真相。

（二）让名人为自己说话

让我们把画面倒回至1861年法国的巴黎人类学会上，皮埃尔·保尔·布罗卡(Pierre Paul Broca,1824-1880）就脑的大小是否与智力有关与同胞皮埃尔·格拉蒂奥洛（Louis Pierre Gratiolet,1815-1865）进行激烈争论。格拉蒂奥洛认为，头大的人不一定就是最好、最出色的人。虽然他们都认可白人优于黑人、女人，但是证据不同：布罗卡认为大脑容量，格拉蒂奥洛认为头盖骨闭合的早晚等其他因素。

双方在专业期刊上发表文章阐述自己观点驳斥对方持续了五个月，情绪持续高涨。布罗卡的追随者德·居万塞尔（de Jouvencel）一语道破’真相’:“我已经注意很长时间了，一般来说，那些否定脑容量与智力有关的人，都是小脑袋”，给格拉蒂奥洛沉重一击。重量级的物证出现了，已逝的乔治·居维叶（Georges Cuvier,1769-1832）把自己“硕大的头”押给了布罗卡，这证据没有引起太大争议，布罗卡取得首场辩论胜利。

居维叶是著名的古生物学者，提出了“灾变论”，解剖学和古生物学的创始人。当居维叶刚刚逝世，法兰西一群最著名的医生和生物学家为了科学的利益和他们的好奇心，一起解剖了居维叶的尸体，解剖内脏器官没有发现奇特之处。当转向居维叶的头颅后，他们才得到了应有的回报，居维叶的脑重达1830克，比人均脑重多出足足400克，这颗脑是人们得到的第一个可以将智力与大脑容量成正比的直接证据。

布罗卡的大部分论点基于居维叶的脑，格拉蒂奥洛却发现这个证据中有一个漏洞。解剖居维叶头颅的医生，竟然忘记测量他的脑和头盖骨！从当时的解剖记录来看，根本就没有测量过头盖骨，脑重无从核实。格拉蒂奥洛是个踏实的学者，并没有以此为由宣布布罗卡输了，他竟然替对手寻找补充证据：居维叶戴过的帽子。然后骄傲道：“医生们绝对没有称重过所有的脑，但是制帽商却量过所有的头，考虑到这一点，我设法搞到了你们肯定感兴趣的信息。”

格拉蒂奥洛找到了居维叶的戴过的帽子。在两次会议上,这些法兰西最伟大的大脑,认真估计了那顶帽子适合多大的头。格拉蒂奥洛陈述：1、自己向巴黎最高超的、最知名的制帽匠M.皮里奥求证过,M.皮里奥的结论是帽子的尺寸最大的是21.5×18.5厘米,虽然戴这么大帽子的人很少,但是居维叶的头并没有太出格；2、帽子很容易变形,长期使用会变松，居维叶买帽子时，它并没有这么大；3、居维叶的头发比较浓密,他戴这顶帽子时正是满头浓发。

最后，格拉蒂奥洛做了陈词:“这显然清楚地表明,即使居维叶的头很大,但他的脑并没有大得出奇，并不是特殊的。”格拉蒂奥洛通过自己的努力扭转了局面。

布罗卡扭转辩论局面是在他逝世后的事情了。1883年,G埃尔韦重又研究了居维叶大脑的问题，并且发现缺少一个环节:虽然测量过居维叶的头,但是在尸体解剖报告中却删除了有关数据。按照尸体解剖报告中的说法,不包括著名的茂密头发，居维叶头的周长在“科学家和学者”中只有6%可以与其相比(注意，当时测量活人的脑周长还包括头发在内)。至于那顶名声不佳的帽子,埃尔书认为应该忽略不计。

埃尔韦还用轶事佐证自己观点:“居维叶习惯把帽子放在接待室的桌子上，经常有教授或者官员试着这顶帽子,他们戴上后 ，帽子显得过大，会遮住他们的眼睛。”

还没等身处天堂的布罗卡收到这个短暂胜利的消息，埃尔韦就马不停蹄开始了新的思考，为什么居维叶的脑超出其他“天才人物”的脑那么多?

埃尔韦重新审查了有关的尸体解剖报告和居维叶早期健康不佳的记录,认为居维叶可能得过“幼年临时脑积水”。如果居维叶的头是在生长的早期由于液体压力导致的非自然增大的话,那么,他的脑会因为的密度降低而扩大,以充填颅腔的空间,这不是脑的自然增大！可以说主要是颅腔的增大,使居维叶的脑大得不同寻常吗?

埃尔韦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居维叶的大脑经测量后便处理掉了,留下来的只是那个权威性的数字：1830克。埃尔韦叹道:“就居维叶的脑而言，科学失去了曾拥有的最宝贵资料。”居维叶的脑多大终究成为一个谜。

（三）空间给我们说话

布罗卡是谁？法国著名外科医生、神经病理学家、1859年创建巴黎人类学会，是最早发现大脑左半球语言中枢的生理学家。布罗卡是颅骨测量学的领军人物，基于人类种族可以按智力价值进行等级排列，得出脑大小的普遍结论：成年人比老年人大，男性比女性大，杰出人物比平庸人大，优等种族比劣等种族大，智力的发展与大脑的容量存在明显关系。

在与布罗卡论战中，格拉蒂奥洛犯了一个战略性错误，他拿出数据：德国人大脑容量平均值比法国人重100克，来说明大脑重量与智力没有任何关系。这明显是送分给布罗卡，法兰西人民凭直觉都能感受自己脑袋比德国人大，比德国人聪明，格拉蒂奥洛的这些数据肯定是扯淡！

布罗卡认为想要确认法兰西人民的直觉还是让事实自己说话，最有说服力。布罗卡系统地分析数据指出：1、格拉蒂奥洛有关100克的数据来自德国科学家E.胡施克(E. Huschke)毫无根据的说法；2、有依据的确凿的数据显示，德国人和法国人的大脑重48克；3、用身高、年龄、健康状况等影响大脑质量的相关因素对数据进行修正，大脑质量并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小，样本中法国人的平均年龄是56.5岁,而德国人只有51岁。计算出这个差异可能占去16克的差异,从而将德国人的优势降到32克。所有死于暴力或者处决的个体从样本中剔除，自然死亡的20个德国人的平均大脑质量现在是1320克,已经低于法国人的平均质量1333克。

布罗卡的同事居万塞尔虽然没有把“大脑质量和身高成正比”这一刀补齐，他却拿起自己的武器又站出来说，德国人的发达肌肉占去了大脑的所有明显差异。一个普通的德国人摄入固体食物和饮品的数量远比满足法国人所需的数量大，导致德国人比法国人肌肉更加发达。肌肉与大脑总重量的密切相关，进行修正后，德国人的大脑与法国人的相比更小，因此，德国人比法国人更笨。

布罗卡做了总结性的回应:“格拉蒂奥莱先生几乎要唤起我们的爱国情绪了。但是我能轻而易举地向他证明,让他承认大脑重量的价值,而且并不会影响他做一个法兰西好公民。”布罗卡秉承着科学研究要靠事实和数据为自己说法的原则，继续着他的事业。

德国人鲁首夫·瓦格纳( Rudolf Wagner)获得了伟大数学家卡尔·弗莱德里奇·高斯( Karl Friedrich Gauss）的大脑,它只有1492克。瓦格纳后来又得到了哥廷根大学4个天才大脑的数据。它们没有一个能够挑战居维叶1830克的大脑,其中两个还非常具有挑战性：哲学教授赫尔曼的大脑重1368克，矿物学教授豪斯曼的大脑重1226克。

面对异域天才的小脑袋挑战，布罗卡按照年龄正了赫尔曼的大脑数据,将它增加16克以超出平均值1.19%。布罗卡承认“对于一个语言学教授来说不算太高，但也还过得去。”但是，豪斯曼的大脑数据没有办法修正到普通人的平均值，布罗卡捕捉到豪斯曼的令人肃然起敬的77岁高龄。布罗卡猜测,豪斯曼的大脑或许经历了超过老龄退化的正常数量:“老年衰退的程度对大脑的影响可能是非常不同的，并且无法计算。”

布罗卡还是觉得很困惑，他能够应付低数值,但不能把低数值提升到不同寻常的程度。带有一丝讽刺地说,瓦格纳测量的高斯之后的4个样本也许根本没有那么杰出，哥廷根大学在5年之内，有5个男性天才去世是不太可能的，教授的头衔不一定就是天才的证明，哪怕在哥廷根大学,也有一些位置被并非那么杰出的人占据了。

（四）时间替我们作证

欧洲文明从中世纪迈向现代的过程中大脑的重量也在稳步增加的研究，为布罗卡赢得更多的尊重和关注。

布罗卡分别从12世纪、18世纪和19世纪的3个巴黎墓地中获得了大部分样本。它们的平均颅骨容量分别是1426、1409、1462毫升。这是让布罗卡失望的数据：没有任何关于脑容量在给定时间内的变化范围以及清晰的随时间变化的模式等方面的信息。

布罗卡认定答案一定在社会阶层之中，因为一个种群能在一种文化里取得成功，至少部分是由于他们卓越的才智。12世纪的样本来自一个教堂墓地，因此必然是上流阶层的代表。18世纪的头骨来自一个普通墓地。19世纪的样本是一个混合体，其中有90个头骨来自有名有姓的墓地，平均值是1484毫升，有35个来自普通墓地，平均值是1403毫升。

布罗卡按照社会阶层对19世纪的样本进行分类,给他带来了希望。现在两个样本来自普通墓地：18世纪的1409毫升、19世纪的1403毫升,较早的样本平均值更大一些。布罗卡解释：18世纪的普通墓地中也包含了较高社会阶层的人。在革命前的年代里,个人必须真正富有或者地位高贵,才有资格在教堂墓地里安息。对19世纪穷人的遗骸测量的结果是1403毫升,而这一数值与100年前较高社会阶层的人的遗骸的数值是相同的。

解释了18、19世纪颅骨容量的迷惑后，布罗卡忘记回望另外一端，12世纪平均颅骨容量1426毫升盯着18世纪1409毫升似乎在喊：我们比他们大！也许，它们在背后嘲笑着布罗卡的健忘也不一定，毕竟被人遗忘意味着湮灭。

当然，19世纪的混合样本拆分给布罗卡带来安慰的同时，也附带了一丝麻烦,他手头另外还有19世纪的停尸房的17个头骨的平均值1517毫升,比来自19世纪有名有姓的中上层阶级的90个头骨的平均值1484毫升还大。

丢弃的无人认领的尸体的数值,怎么可能超过社会精英的呢?布罗卡以一连串推论解释:停尸体建在河边，它容纳的可能大部分是溺亡之人，许多溺亡的人都是自杀的，许多自杀的人都是疯子，许多疯子就像罪犯一样，拥有较大的大脑。

布罗卡总是讲新故事的“邦葛罗斯范式”确实没法证伪，对“适应主义”批判还要等到20世纪80年代。

布罗卡猜想男女大脑质量的差距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拉越大，他测量了史前人类颅骨的头骨容量，发现：当时男性和女性间的差距只有99.5毫升，而在现代社会差异范围是129.5-220.7毫升。

对此，布罗卡的学生托比纳德解释道，与时俱增的差异，是附加于掌控一切的男性和被动的女性身上的不同进化压力造成的：男性比女性需要更多脑子，因为男性必须为了生存而不断奋斗，他们承担了未来所有的责任和烦忧，他们必须时刻与自然环境和人类的敌人作斗争；而女性必然被男人养活和保护，她们内心安静，缺乏消遣，她们的工作就是生育、爱情以及保持被动状态。

（五）讨厌的罪犯的大脑

许多罪犯的大脑很重困扰颅骨测量学家和犯罪人类学家。布罗卡留下两点解释：1、罪犯提前执行的突然死亡,排除了由于长期疾患而使质量减轻的诚实人的大脑；2、绞刑会使大脑充血,并由此导致大脑具有不合逻辑的高质量。把数据统计、具体分析任务留给了同事、后人。

在布罗卡去世的那一年,比斯科夫( T. Bischof)发表了对119个刺客、杀人犯和小偷的大脑质量进行研究的结果。他们的平均值超出诚实人11克,其中有14个超过了1500克,有5个超出了1600克。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只有3个天才能够超过1600克,而刺客勒·佩里的大脑就有1809克 ，一个谋杀亲夫的女人以1565克位居数据中的女性之首。

布罗卡的继承者保罗·托比纳德对数据感到迷惑,最终认为，对有些人来说，某些方面太好了也许不是件好事。真正优秀的罪犯，也许需要和教授一样多的精湛技巧。谁能在莫里亚蒂和福尔摩斯之间作出判断呢?托比纳德总结:“认为存在一定比例的罪犯,由于大脑过度活跃而使大脑变得更大或者更重,并因而被迫背离当前的社会规则,似乎是可以成立的。”

（六）让女人臣服

布罗卡的同事赫维(G.Herve)写道：“黑人种族的大脑不比白人女性的大脑重多少。”为了澄清现代女性的生物学地位，布罗卡把注意力集中到了两组数据上：现代社会中男性的大脑更大，而且这种男女差异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拉越大。他研究对象主要来自巴黎的4个医院的尸体。经计算，292个男性大脑的平均质量是1325克；140个女性的平均值是1144克；男性与女性大脑的差异有181克，当然，只要你愿意直接折算成：男性大脑有14%的优势，还是挺方便的。

布罗卡忘了男性的体格较大，在拯救法国人比德国优等理论中不是对数据进行修正吗？布罗卡说：“我们一定不会忘记，一般来说女性在智力上比男性稍逊，我们不应该夸大这个差异，但也不能否认这个事实。因此我们推断，女性大脑相对较小，部分是因为身体劣势，部分是因为智力劣势。”

（七）让事实浮现

1、天才大脑容量空间上的重新认识

至1907年，施皮茨克掌握了115名著名人物大脑的数据。俄国作家屠格涅夫(1818-1883)的脑量达到2012克的上限；美国诗人沃尔特·惠特曼(1819-1892)，仅用1282克的脑吟诵着美利坚；德国医学家弗朗茨·约瑟夫·戈尔（1758-1828）是颅相学之父，他的脑容却只有1198克；法国诺贝尔奖获得者阿纳托尔·法朗士(1844-1924)，1921年仅有1017克。

加上前面法国居维叶（1830克），德国高斯（1492克）、德国赫尔曼（1368克）、德国豪斯曼（1226克），随着数据的增加，天才脑容量都在上、下限区间随机分布，空间地理上也显随机序列，没有聚族现象。

2、对时间模式的再认识

斯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查找了布罗卡测量了史前人类颅骨的数据，发现样本竟然是勒莫山岩洞中仅有的7个男性和6个女性，样本容量和地理分布不足以支撑任何结论。

另一端现代社会数据，巴黎4个医院的尸体，1888年托比纳德根据布罗卡记录的身高、年龄等数据进行修正，差异由181克缩减为113克。

布罗卡关于男女大脑质量的差距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拉越大结论根本站不住脚。三个不同年代的巴黎墓地样本的颅骨容量数据同样需要经过上述身高、体重、性别、健康状况等修正。由于缺少相关数据，自然无法推出随时间容量稳步增加的结论

3、 女人终将为同胞说话

在经历亚里士多德、卡尔·沃格特（Carl Vogt）、古斯塔夫·勒·邦（Gustave Le Bon）等历代厌女主义对女人的攻击后，玛利亚·蒙特梭利(Maria Montessori)拿起布罗卡的大部分著作扽理论，以及同胞塞萨尔·隆布罗索(Ccsa Lombroso)提出的天赋犯罪行为理论作为依据，为女人呐喊。

蒙特梭利测量了自己学校的孩子的头围，并且推断，最有希望的孩子都有较大的大脑。蒙特梭利抛弃布罗卡有关女性的断论。仔细探讨了利昂斯·曼努维埃尔(Leonce Manouvrier)（注：曼努维埃尔的“性别质量”见后文）的著作，并充分利用其“性别质量”的假设，对数据做修正后，得出相反与布罗卡结论：女性的大脑还要略大一些。

蒙特梭利最后总结道，女性比男性的智力更加优越，迄今为止男性只是因为身体力量而胜出。因为科技能够废除作为工具的身体力量，因此女性的时代也许马上就会到来：“在女性人类学优势之谜解开之时，也许就是女性统治时代来临之日。女性一直都是人类情感、道德和荣誉的监护人。”

蒙特梭利的论证表明，存在这样一种可能的策略，它能够应对那些鼓吹劣等种群天生低劣的“科学”说法。一个人也许可以承认生物学差异存在的事实，又同时认为数据是被某些希望从结论中获利而带有偏见的男性误读的，有时候所谓的劣等种群才是真正优越的族群。

英国作家伊菜恩·摩根(Elaine Morgan)在《女人的起源》中就遵循了蒙特梭利论证的策略，她站在女性立场上对人类史前状况进行了推测性地重建，最后的结论与男性站在自身立场上自吹自擂一样滑稽可笑。

4、异议一直相随

1966年尤金·施瑞德(Eugene Schreider)研究布罗卡的数据时发现，死于事故的男性比死于传染病的男性大脑平均要重60克。古尔德依据美国医院的现代数据表明：死于心脏衰弱的大脑低于死于暴力或事故的大脑的质量100克。两个研究者结论基本一致。

在消除身高强大影响方面，现代研究大脑质量的结果无法达成一致(Jerison,1973；Gould,1975)。身高与大脑质量成正比的数据是充分的，但身高相同的男性和女性身型不同。体重对大脑重量的影响比身高更加夸张，在这方面，大脑的重量的变化大多只反映营养程度（题外：这与乳房大小与体重相关性一致，切忌被网络视频中的众多魔鬼身材的大胸妹给迷惑了）。

曼努维埃尔在研究体重与大脑重量的关系时，认为肌肉应该被考虑到。是否想起居万塞尔在1861年说德国人的肌肉发达为法国人辩护，曼努维埃尔对此进行了定量研究，发现了“性别质量”：男女具有同样的身高，男性的大脑质量具有明显优势。他修正数据后，女性在大脑重量上略微胜出。

美国人类学家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做过与假想颅指数相关的短期研究，结果显示颅指数在单一种群中的成年人以及在个体生命中的变化都很大。此外他还发现，移民双亲与在美国出生的孩子的颅指数存在重大差异。环境改变之后，只需要经过一代人，南欧短头人就可能向北欧长头人的标准型转变。

1970年，南非人类学家托比亚斯（P.V.Tobias)写了一篇文章，来否定了种群大脑重量差异与智力之间的相关性。我们从来都没能证明，撇开身高和其他带有偏见的因素的影响，不同种群的大脑质量仍然存在差异。

（八）尾声

测量颅骨容量时，布洛卡为了铅粒能得出最准确的结果，他弹精竭虑地研究之前所有确定的方法。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改善技术，比如装载从头骨中倒出的铅粒的圆柱容器的形状和高度，铅粒倒进头骨中的速度，以及摇晃、拍打头骨等让铅粒变得紧凑的方式，以便确定还能装进更多铅粒。最终研究出一个测量颅骨容量的方法，他还是喜欢亲自验尸后直接给大脑称重。

他写道：“所有观察科学都认为事实先于理论，这是公理。”相信事实是他的唯一限度，他能成功确认传统等级划分体系，主要源于他测量的精确性以及建立验证程序时的谨慎态度。从纯粹影响脑大小的相关因素来看，布罗卡利用这些因素修正大脑容量，后来证实大部是正确的。

18、19世纪种族观认为：白人优于印第安人，黑人低于所有人，男人优越女人。身处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的领导人物和知识分子不会去怀疑种族划分的合理性。在这样认知状态下，人们不会把平等和不平等对立起来。

布罗卡挑出他那个世纪少数几个平等主义科学家，给与他们特别严苛的待遇，因为他们贬低了自己的职业，放任道德希望和政百治梦想遮蔽自己的判断，并且歪曲客观真理。他说：“社会政治因素的干预比宗教因素对人类学的伤害更大。”。现在的我们不能贪图省事，做几顶“打压同僚”、“心胸狭隘”劣质帽子给布罗卡戴上。他是那个时代伟大的科学家。

布罗卡于1880年逝世，他的追随者继承了他记录卓越人物脑的工作，自然不能缺少布罗卡本人的大脑，追随者研究了他的脑，1484克重，一个很平常的脑容量。往前，1865年格拉蒂奥洛去世时，不知布罗卡和其追随者是忘记了还是有其他考量，遗漏了研究对手格拉蒂奥洛的脑。要是他们生前在辩论中打过“谁的脑大”的赌，该多好，死后自然会有人去验证。本应有的一场硬核的对决就这么莫名地缺席了！

回到本文开头世人的期待，爱因斯坦的大脑静静呆着在梅森瓶中，研究者的成果就是发表不出任何结果，这颗脑没有超出他那个年纪人脑的正常界限。在天堂的布罗卡想到自己重1484克的大脑，再看看爱因斯坦的大脑，会欲言又止吗？

参考：

1、斯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人类的误测》，1981；

2、斯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熊猫的拇指》，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