鹊山在龙华，羊台山脚下的一个村，是我到深圳的第一站。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提着行囊到那家台资厂报到的日子，1993年的3月3日，下点雨，欲暖还寒。我的心也有点寒：从图画般的市区到鹊山的过程，是从梦境到现实的过程，那时的鹊山还根本不成样子，到处是坑坑洼洼的路和半拉子工程的建筑，前面一座黑兽般的山，如果不是车多人多，几疑就是我家乡的小镇。

暖的是有家潮州人开的小卖部，女店主胖而且丑，有个女儿却蛮漂亮，长辫子，羞羞答答的，后来，我成了那里的常客，熟到可以欠账。但从来没有跟那个女孩说过一句话。

1999年的样子，我重返鹊山，店还在，那潮州女孩成了店主，由一颗米变成了一颗煮熟的花生，头发散乱。一个黑黑的男人光了赤膊躺在睡椅上，两个小孩在他身边爬，他却睡得香，嘴角边流着长长的涎。那是她的男人。我很有点物是人非的感慨。

厂隔鹊山一路之遥，尚没正式投产，只有两栋四层的厂房，水电都没通，我是第8个进厂的，作保安，400块钱一个月。名义上作保安，其实是作水电安装，其他的人也是，包括两个大学生，一个是美术专业的，一个是棉纺专业的。大学生都干得很起劲，我辈自然更无怨言。

惟那个厨师很鸟，姓覃，不认识那个字，叫他谭师傅，他不高兴，一勺菜舀到半路退回去剩半勺扔到你碗里，鼓着兔子眼：“老子姓覃。”熟了就好了，故意叫他谭师傅，菜吃完了还可去再打。他鸟是有道理的，据他自己说，他老乡在部队，跟老板咣咣的。但一个来月后，“谭师傅”还是被炒了鱿鱼，说是贪了买菜的钱。我是第一次确切地知道了“炒鱿鱼”这个东西，是电工江哥告诉我的。

电工江哥是四川人，40多岁，江哥进来前，另一个姓谢的电工最蹿，我们给他打下手，稍不如意就骂得我们鸡飞狗跳。江哥是电工组长，谢归他管，谢就没脾气了。我们服江哥，江哥老江湖，他敢拍老板的肩膀，而且，还懂讲点白话，告诉我们下车叫有落、谢谢叫唔该，还说发廊里有鸡，发工资了带我们去嫖。但没等发工资，江哥也被炒了鱿鱼。

一个星期天的晚上，女经理还要求我们加班，江哥不同意，女经理就把老板喊过来了。老板来之前，江哥使了手脚，停了电。老板过来了，江哥也不怕，跟老板讲《劳动法》。老板看着谢：“你把电修好。”谢看了江哥一眼，说：“江哥，对不起了，我是打工的！”然后出去了，不一会，电就来了。日光灯下，江哥的脸比日光灯还白。江哥当天晚上就走了，我和另一个保安看着他收拾行李，一个包，几件湿衣服夹在席子里。江哥消失在黑漆漆的夜里，从此再也没有江哥的消息。

江哥走了，谢做了电工组长，大概半年后的样子，他因偷厂里的铜线卖，也让炒了鱿鱼。我后来碰见过谢两次，一次是1995年，我去其时尚在华强北的人才市场招工，他在找工作，晃了一下就走了；最后一次是2001年，我做个采访，在三和职介所前面碰了他，他还是在找工作，趿着一双人字拖鞋，一身全是土。后来，我写过一篇《电工夏志强》，揉了江哥与谢，神武的部分是江哥的，落魄的则是谢的。

大概两个来月后，厂里的第一条流水线就开工了。期间招了上百名工人，以女孩子为多，其中一个女孩跟我同一个县城的，姓龚。

我县桃花江有美人窝之誉，其实真正的美人是出在龚的那个镇，羞女峰。龚却算不上美人，身材匀称，皮肤也白，但眼睛太小，我老家谓之豆豉眼。我也是豆豉眼，却早抱定了一定要找个大眼睛女孩为妻的，怕生出来的后代也是豆豉眼，所以，我对她并不感冒，虽然她经常帮我洗衣服，也不时提了咸花生邀我去草地上看夕阳，甚至我让人打伤了被抬进了医院，听人说她还为此落了泪。我的冷漠让龚由爱生了恨，她都不跟我说话了，还换褂子似的换了不少男友，故意挽了一任又一任的男友昂了胸在我面前过，有示威之意。这让她博了一个“鸡婆”的坏名声。

两年后，她跟一个陕西的男孩辞工走了。这些年，我偶尔回趟老家，每次都从羞女峰下过，望着青幽幽的峰影，我的心里都会有点潮，会想起曾经为我流过泪的龚。有点讽刺意味的是，我后来是娶了一个大眼睛，生出来的儿子却仍是豆豉眼。刚开始几年会发痴想，根据负负得正的原理，娶了龚，或许生的儿子眼睛会大些。近年小眼睛男人走俏，我则又庆幸当年的选择。

厂开工了，麻烦也来了。厂周围还在盖房子，驻了一个建筑队。建筑队的人挺看不惯我们厂里的纪律但挺看得惯我们厂里的姑娘，每到上下班的时候，他们就结了队在那边大吹口哨。老板很恼火。当然，也许还有其它的原因，反正有一天晚上，建筑队拖了两卡车的人噼哩叭啦地打过来了，见人打人，见物砸物。我和另三个保安在这次战斗中受了重伤，我的后脑勺着了一铁棍，血水汤汤。但最严重的是一个姓蒋的保安，那天他刚报到，不谙路，打得半死。一个东北的保安却作了逃兵，我忘了他姓什么了，他自称在老家是中学的英语老师，又喜武术，上夜班的时候，常常舞得一根铁棍呼呼响，但那天晚上他却第一个逃了。一个月后秋后算账，他被炒了鱿鱼，他不服，跟老板理论，说当时招他进来就承诺只是暂时做做保安的，老板要他将公司的名字用英文译出来，他瞪了兔子眼。这让他在不短的时间里成了笑料，不但断定了他英语老师的身份是假的，而且也并不懂武术，是花拳绣腿。

这次战斗最大的受益者是我跟另一个姓刘的保安。他做了保安队长，我做了副队长，工资也加了三倍之多。现在回忆起来，跟刘在一起的这段时光是来深圳后最有成就感的一段时光，我们商量着怎么把下面十几个保安管得服服帖帖，又商量怎么搞掂厂里最漂亮的打工妹，当然，商量得最多的还是怎么赚更多的钱。

我们是差点赚到更多的钱。有天晚上，我们蹬了厨房买菜的三轮车拉货赚外快，在鹊山路上还真的揽到了一个主，满满的一车纸皮，拉去三联村，说好的价钱是七块钱。走到半路的时候，刘换了我蹬，他的技术不如我，龙头乱拐，连车带人摔到了一个沟里。那货主瞪眼要发火，但我们的火比他更大，还作出要打他的样子，他乖乖地给了我们十块钱。我们也没有继续给那倒霉鬼送，我驮了刘回去了，一路上大唱“日落西山红霞飞”。

刘有两个理想：一是把他的初恋女友弄到深圳来；二是偷渡去香港。第一个理想不久就成了，她的女友过来了，他常常晚上带她去公园玩，好一段时间才说终于上手了，并叫我陪他去买了两打安全套。他枕头边的安全套日见其少，我的心里春草葳蕤。

刘的安全套尚没用完，他的女友就走了，接下来又发生一件事，他的表妹在附近的一个厂里打工，让一个保安袭了胸。刘很愤怒，除留下我值班外，叫了其他的保安齐涮涮穿了迷彩服去报仇。对方也是有料道的，也叫了一帮老乡应战，双方均有创。老板降刘做保安，刘面子挂不住，辞工了，说是去找女友。是不是再后来携了女友去实现他的第二个理想呢？不得而知。

刘走了，我做了保安队长，厂的规模如滚雪球一般长大，周围的厂房全要过来了，有七、八栋之多，光保安有近20人，我权力日隆，后来又兼做了总务课长，工资渐高，外水亦不少，到处有人送钱过来，有时候每月达万元之多。

钱不是个好东西，在此之前，我还看看书写写诗的，从此就疏远了笔墨，一方面日渐游刃有余地周旋于办公室政治之中，一方面则沉醉于与大眼睛女友的爱情中，在用完了刘留存下的那些安全套外，我很快成了龙华老街边上那家叫益民的药店的常客，一个胖胖的姑娘每次一见我进去就熟练地捧出两盒安全套，言笑晏晏。如是两年多。

尽管如此，我的心却仍是寂寥的。近日翻自己整理的《虚一庐词稿》，有阙《念奴娇》即作于这个时候，是送给一个姓章的四川籍工友的：

由此可见，我的骨子里还是诗人的，在所谓的“事业成功”的喧嚣里，我还是深切地嚼出了喧嚣背后的寂寥，深圳是热的，而我的心是冷的，心灵的底部深烙了一个“归”字。现在看起来，我的这种“寂廖”的心态阻碍了我，到今仍一事无成，与此有关，亦深为朋友们所诟病，说是小农意识。但性格决定命运，也是无奈的。

1995年末，因为一件不算太大的事情，虽然老板并无除我之意，但我还是辞了工，携着大了肚子的大眼睛踏上了归途，落入了农民工赚了点钱就回家盖房结婚的老套路，乃至于大约两年后输得很惨再来深圳，又从零开始，已经远远地落到了别人的后面了。而三年后的鹊山却几乎变了个样，惟一没变的是羊台山，如一尊铁兽蹲在那里，悠闲地看着人间的潮涨汐落和渐渐憔悴的我。

另有一事补叙，1995年我在《龙华报》上发了一首诗，那好像是我惟一发表的一首诗，叫《远航》，现在只记得两句：

诗不好，却有点谶语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