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国治的古老，或许在他行文的韵律节奏，也在他用字的选择，比如：“波罗的海上散列的成千岛屿，将斯德哥尔摩附近的水面全匀摆得波平如镜，如同无限延伸的大湖，大多时候，津浦无人，桅樯参差，云接寒野，澹烟微茫，间有一阵啼鸦。岛上的村落，霜浓路滑，偶见稀疏的Volvo车灯蜿蜒游过。”

然而，正如“Volvo”这个洋文所提示的，舒国治终究是位受过洋化教育、见过世面的现代人。上世纪八十年代，他趁着心里头仍抱一股嬉皮余风，独自浪游美国，按图索骥，从一个小镇走到另一个小镇，每至一处便打点零工，攒点小钱，住得差不多了便再收拾行囊上路。此前，他本是台湾文坛的新星，以一篇小说《村人遇难记》赢得无数前辈惊异。而他居然放弃了自己的“前途”，忽然从大家的目光中彻底消失。

等他回来，舒国治已经渐渐变成另一个人了。虽然他偶尔还会写下这样的句子：“她微低着头，眼睛视线不经意地调在前下方的地面，轻闭着唇，有时甚而把眼皮也合上一阵子，随着车行的颠簸，身躯也时而稍显移晃。”“文艺”得很像当年那位深具现代主义色彩的小说家。他甚至不忌“破坏性”和其他各种这个“性”那个“性”的西化造词。但是，大家却发现整体而言，从美国回来之后的舒国治竟然变得更古老，也更中国。

因为他居然以散文为业，而且是一种很不时髦的散文。

散文原是老的，它快老到被人遗忘的地步(难怪我曾见过有些年轻人会批评某某某不写小说不写诗，所以不算作家。可见在他们看来，就连周作人、林语堂和梁实秋的作家地位也变得很可疑了)。当然，散文还是存在的，就文体而言，它甚至是最常见最普及的，小至一条手机短信，大至一份公文，皆可归入广义散文的范畴。正因其常见普及，散文遂成了一种最不“文学”也最(看起来)不必经营的文类。比起诗、小说与戏剧，散文少了一份造作，自然得有如呼吸饮水，凡常而琐碎。

我猜测这便是今日大陆杂文家日多而散文家益少的原因了。在我们的期待里头，杂文应该写得机巧锐智，处处锋芒；它的经营痕迹是鲜明可见的，它给读者的感受是爽快直接的。更要紧的，是它往往夹带议论；所谓“有思想”，所谓“以小观大”，相比之下，传统散文未免显得太过平淡，花草虫鱼之属的内容也未免太没深度。于是“美文”就兴起了，仿佛不经一轮斧凿，一番浓辞艳饰的堆砌，散文的“文学性”就显不出来。于是“文化大散文”就抬头了，似乎不发一声文明千年的哀叹，不怀国破山河在之思古幽情，散文就不够“深刻”。这么重的口味就好比现时流行全国的川菜(尤其是那些劣品)，吃得太多，你就再也尝不出一口碧绿小黄瓜的鲜脆真味了；见到一尾活生生的黄鱼，你也只能想象它铺满红料躺在炙火上的模样。

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说舒国治的散文古老。你看他有多无聊，居然用一整篇文章去写赖床，而且还要讨论赖床怎样才算赖得好：“要赖床赖得好，常在于赖任何事赖得好。亦即，要能待停深久。譬似过日子，过一天就要长长足足地过它一天，而不是过很多的分，很多的秒。”然后他还能分辨一个人是不是赖床的人，因为“早年的赖床，亦可能凝熔为后日的深情。哪怕这深情未必见恤于良人、得识于世道”。“端详有的脸，可以猜想此人已有长时没赖床了。也有的脸，像是一辈子不曾赖过床。赖过床的脸，比较有一番怡然自得之态，像是似有所寄、似有所遥想，却又不甚费力的那种遥想。”也许是我见自得之态，”也许是我见识不广，但我的确好久没见过有人这么认真地去写“赖床”这样的题目了，如斯细碎，如斯地无有意义。而且他不故作幽默，没有埋伏一句引人惊叹叫人发嘘的punchline；也不联系什么名人伟业，没有扯出什么赖床赖出太平盛世的大道理。他就只是老老实实地写赖床：“我没装电话时，赖床赖得多些。父母在时，赖得可能更多。故为人父母者，应不催促小孩，由其肆意赖床。”

舒国治的散文更不是一般意义的“美文”，尽管它的确与 “审美”(aesthetics)有关。这种审美是某种感官能力的开启，常如灵光一闪，以清简的文字短暂地照亮俗常世界之一隅，就像《哈利·波特》里面那“国王十字车站”里多出来的一个站台，一般人是看不见的，惟待魔法师随手一挥，它才赫然敞现。可是那座站台却示现得稳稳当当、平平无奇，仿佛早已在此，良久良久；而你之前明明看不到它，等到见着了，竟也不太讶异，觉得一切尽皆合理、凡事本当如是，只是自己一时大意，过去才会对它视而不见。

这便是专属散文的独特美学了，不像诗，它不会剧烈扭转观看事物的角度，使得宇宙万象变得既陌生又奇瓦；相反地，散文总是稀松平常，就算说出了点你想都没想过的道理，你也忍不住要点头认同，“是啊，事情本来就是这个样子”，似乎你很久以前也曾想到过这一点，只是不知怎的却把它给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