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中确实不乏庸医，以至于伍连德都用行动来推进废除旧医（中医）

伍连德(注)本人认为《诸病源侯论》中的名词“恶核”指的就是古代鼠疫“腺鼠疫”，如果此推断成立，那么“恶核”这个病名是可以追溯到晋代葛洪《肘后方》的，并且创立了“五香连翘汤”等用于治疗本病。而到了金元时期，史书及中医书籍广泛所记载的“汴京大疫”，亦有学者认为就是鼠疫。当然这些说法，由于历史久远，且对病原还没有直接认识和记述，所以都存在争议。不过，好在无论任何时代，这些疑似鼠疫的疾病，总有人站出来，予以抗击，比如李东垣等。

(注：伍连德（WU LIEN-TEH，1879年3月10日-1960年1月21日)，男，字星联，祖籍广东广州府新宁县（今广东台山市），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剑桥大学医学博士，中国卫生防疫、检疫事业创始人，中国现代医学、微生物学、流行病学、医学教育和医学史等领域先驱，中华医学会首任会长，北京协和医学院及北京协和医院的主要筹办者，193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候选人，华人世界首位诺贝尔奖候选人。

他指挥扑灭了1910年的东北鼠疫，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例以科学防疫专家实践与政府行为相结合、有效控制的大型瘟疫。他亲手实施了中国医学史上第一例病理解剖，成为世界上提出“肺鼠疫”概念第一人；设计 “伍氏口罩”，让中国人第一次用口罩预防传染病，提倡分餐制 。之后，又分别组织扑灭了1919年、1920年、1926年、1932年在东北、上海等地爆发的肺鼠疫和霍乱。)

在伍连德率领防疫人员在哈尔滨第一次荡平疫氛之后，总结参与防疫人员的死亡人数发现，防疫人员2943人，死于鼠疫者297人，死亡率是10%；其中死亡率最高的是救护车司机150人，死亡69人，死亡率45%；其次就是当地中医，9人中有4人死于鼠疫，达44.4%；死亡率最低的是医学堂的学生，29人死亡1人，死亡率是3.5%；有从业资格的医师（这在当时可都是全国的精英）20人，死亡1人……伍连德认为，中医对鼠疫的病因普遍认识不清，诊查时经常面对着不断咳嗽的病人，尽管接连不断的感染实例已经让他们见识了疫情的可怕，需要采取极为谨慎的预防措施，但他们还是不戴任何防护口罩。在长春有一个10万人的地区，西医很少，在鼠疫的大流行中，旧医的生意特别兴隆，其后果是登记在案的31位执业中医中，17人死于鼠疫（约54%）。很显然，受过近代训练的新医学医务人员在这场鼠疫大流行中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经受住了考验，而后清廷对他们的关怀又大大促进了全中国科学化的医学实践。

伍连德（前排左三）与他的抗击瘟疫组成员

必须承认，那些追随伍连德去做防疫工作且殉职的旧医，虽无妙术，却不乏仁爱与勇气，他们在危险面前勇赴国难，值得后人缅怀，但有些拖后腿的旧医就另当别论了。（中医大夫中有好人）

当时有一些不知深浅的旧医，疯狂诋毁伍连德的防疫工作，屡屡欺骗民众，吹牛说他们能治愈鼠疫。（从古到今，中医大夫中也难免有坏人）要知道旧医其实是没能力诊断鼠疫的。每当有发烧并咳嗽的病人前来求诊时，他们总是说预后良好，并将诊金装入腰包，如果这个病人得的根本不是鼠疫，而是某种自限性疾病（疾病发展到某种程度后自动停止，逐渐恢复痊愈，如伤风感冒、水痘），病人当然会康复，这就有的可吹了。

如果这个旧医倒霉，遇到了真正的鼠疫患者，那结果就是医患两人双双毙命。在今天哈尔滨道外区傅家甸一地，当时就有7名旧医死亡。其中有一位自称是当地医学研究会的副会长，他的老婆因为害怕家人被隔离，居然将他的尸体扔到了大街上。

针对当时的鼠疫，新医在治疗方面也无良策，但毕竟有效的防疫措施阻遏了鼠疫的蔓延。可就在那个经济上捉襟见肘的乱世，牙缝里挤出来的防疫专款，旧医也要分一杯羹。伍连德负责防疫机构的经费预算，对每一笔款项都有详细说明，唯恐因为经费不足误了大事。

1921年，伍连德（左）和同事在户外开展瘟疫实验。

在1921年，也就是鼠疫死灰复燃第二次袭击东北时，有个很有影响的旧医团体，不知道怎么巧舌如簧地说服了道尹，由政府出资4000元，设立了一所鼠疫病房，采用中医疗法。这所病房于当年4月1日开张，由12位中医负责，每位每月薪资100元，应其所请，伍连德他们将10位已确诊的病人于4月1日至4日送去医治，结果全部病亡。4月5日这些不知深浅的家伙告饶了：别送病人了，我们治不了……这短短的5天之内4000元就打了水漂。

伍连德的首次防疫工作获得成功后，他准确地预料到了鼠疫再次流行的可能，积极着手组建现代化防疫机构，在鼠疫第二次来袭时，流行的范围很小，自此，鼠疫再也没有在东北肆虐过。

1911年4月，也就是在伍连德第一次成功狙击鼠疫之后，在奉天召开的鼠疫大会，他成了绝对的主角，天下扬名。也正是由于这一次与鼠疫的遭遇战所积累的经验教训，让伍连德深深意识到在中国改革旧医的现实迫切性，他在自传中写道：

“人们已经看到1910-1911年鼠疫大流行时，受过西方教育的医师取得了值得称赞的业绩，因而开始是清政府，后来是民国政府都郑重地尝试改革上千年的旧医体制，正式承认新体系最有利于国家的需要。”

1911年，抗击鼠疫时，在傅家甸内成立的滨江防疫疑似病院。

在1929年的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上，阵容强大的委员们通过了《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而伍连德正是这18位医界领导人之一。伍连德认为“虽然古老的中医文献存在某些带有进步性质的理念，但诸多因素已促成其功效与创新日渐式微，旧医愈加衰朽，犹如中世纪的欧洲，对古代信仰和传统的过度尊崇，成了继续进步的绊脚石。”

伍连德的一生，举凡创建医学会，东北狙击鼠疫，建立检疫制度，推进医学教育等等都取得了巨大成功，唯有参与废除旧医这一事，未能达成所愿，甚至直到他倡议创建的中华医学会成立后的第100年，在中国取得医学诺奖零突破的2015年，有关中医的论争居然仍在继续，倘若这位国士在天有灵，恐怕也只能徒叹奈何了。

到了19世纪，也就是清朝的后期，全世界范围内刮起了鼠疫的烈风，超过60个国家受到了冲击。这场疫情持续了几十年，死亡人数以千万计。中国亦未能逃脱这场劫难，广东最早开始蔓延开来。

作为人类赶不走的邻居，褐家鼠、黑家鼠和黄胸鼠等家鼠，总被看成鼠疫的罪魁祸首。但其实 它们只是背锅侠——非疫区的家鼠，一般并不携带鼠疫杆菌（当然不代表它们不传播别的疾病）。

历史上的鼠疫，主要是人们把 旱獭 等疫源地啮齿类的皮毛向外运输，皮毛上残存的鼠蚤转移到当地家鼠身上，才把鼠疫杆菌传给了附近的人们。

1894年广东爆发鼠疫。很多人用文字记载了当时的惨状，林庆铨《时疫辨》：“今之鼠疫将作，鼠必先死，鼠死目突而赤，顷刻有蛆臭秽莫近，触其气者立毙。”易巨荪《集思医案》：“有一家而死数人者，有全家覆绝者，死人十万有奇。父不能顾子，兄不能顾弟，夫不能顾妻，哭泣之声遍间里。”

怎么办呢？总不能坐以待毙吧？

有些医生根据过去的知识，用白虎汤，或其他的清热解毒方剂治疗，偶然有治好的，但基本是撞运气。这时候，有位医生站了出来，做了一场几乎被人遗忘的创新。

罗汝兰，字芝园，清代同治光绪年间广东高州石城人。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关于他的信息留下来的太少，连出生的具体年月也没有。罗汝兰原本是教育行业的，管着儋州科举考试的教学。但是随着鼠疫疫情的日渐惨烈，罗汝兰也投入到了这场死磕。

根据临床经验，以及广泛地阅读中医古今典籍，他感悟了：鼠疫与过去的外感病都不太一样，必须在治疗思路上有所突破。尤其是王清任的活血和吴鞠通的三焦辨证，给予了他极大的启发。通过大量的实践，罗汝兰提出本病的病机主要是热毒成瘀，以活血化瘀主，稍微兼顾解表的治疗思路。

后来的我们才知道，鼠疫的致病菌侵入人体后，由淋巴结转移至血液和全身脏器，形成高致死性的败血症型鼠疫和肺鼠疫，无疑是吻合的。

在此基础上，罗汝兰创造了以加减解毒活血汤为主的良方：桃仁八钱，红花五钱，当归一钱半，赤芍三钱，连翘三钱，柴胡二钱，葛根二钱，生地五钱，厚朴一钱，甘草二钱。方中以桃仁红花为君药，用量极大。这些内容，都记在他的著作《鼠疫汇编》书中。

旱獭是携带鼠疫杆菌潜在携带者

罗汝兰以他的创新方法治疗鼠疫，强调灵活和放胆。如果疾病初起的时候，可以用原方，但不要随便减药减量。如果遇到重症、危症，应急追不舍，加重用量，增加服药频次。达到的效果怎么样呢？

《鼠疫汇编》记载“惟其对症用药，故能投无不效。他乡用之，十愈八九，惟我陀村，著效极多”，根据他的记载，基本上周边各地使用他的方法，可以治愈到八九成。这是他自己写的，还有没有其他佐证呢？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鼠疫汇编》被再版，再版者增加了一篇序言，说：“罗芝园……以加减解毒活血汤为纲领，救活亿万人，厥功伟矣！”所谓“亿万”当然是夸词，但也可见这一方法确实救活了大量的感染者。

这本书在较短的时间内，于广东、福建等地被广泛翻刻，同时，各路有识的医生也在不断充实本书内容，不断有医生在各自的序言、跋中赞美道：“若吾粤罗芝园广文所著《鼠疫汇编》一书出，垂十年活人甚众”，以至于福建医生在翻刻本书的时候还感慨“惜其书未行于闽人，犹有所憾焉”，其实福建医学界得到本书的时候，距离本书在广东出版，时间也不过十年左右，但是即能令福建中医界感慨如此，说明了两个问题：

1鼠疫流行，给大家造成的痛苦太深；

2书中方法确实有效，早得到的话，有很多人就可以免于横死了。

再后来，1910年，末日的清政府邀请伍连德博士成立“京师防疫事务局”和“万国鼠疫研究会”，运用近现代化的检疫防疫体制，以举国之力，控制交通、隔离疫区、火化尸体、医院收治等组合拳，收到了良好的防治鼠疫效果。

这力度当然不是中医个人或民间传播学术能及的，但广东福建地区基层中医在抵抗鼠疫流行的过程中，始终战斗在一线，为提高治愈率做出的努力和创新，不应被我们遗忘。

海南省图书馆收藏的《鼠疫汇编》第五次刻本,1897年由海南医官在海口补刻出版,是海南名老中医霍列五捐赠的上百卷中医古籍之一。

罗汝兰,字芝园,一字广文,广东石城(今廉江)人,清代广东名中医,曾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担任儋州学正。翻阅史料,关于罗氏的生平事迹的记载并不多,民国时期编纂的《石城县志》中只有寥寥数语提及罗氏的功名(岁贡)和职务(琼州调导),没有过多的经历和故事,更多的是与其著作《鼠疫汇编》相关的记载。

光绪(1875-1908年)年间,国内鼠疫流行,岭南地区同样鼠疫肆虐,哀鸿遍野,死亡人数达数十万。所幸的是,在这30多年间涌现了如罗氏一般的众多岭南名医,扬岐黄之术,活人无数,为岭南瘟疫防治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中医中确实不乏庸医，以至于伍连德都用行动来推进废除旧医（中医），但西医中难道没有庸医吗？有人因为这个理由倡导废除西医吗？

鼠疫是鼠疫杆菌借鼠蚤传播为主的烈性传染病,系广泛流行于野生啮齿动物间的一种自然疫源性疾病,表现为发热、严重毒血症症状、淋巴结肿大、肺炎、出血倾向等,病死率极高。

岭南各地民间称之为“恶核”“核疫”“大头瘟”“人瘟”“瘟疫”“控槌案”“浮核”“着瘟”“粒总”“脚边浮核病”“恶核病”“疬子症”等。

1882年,鼠疫从云南经北海、钦州、廉州、雷州半岛蔓延至海南等岭南地区,香港也未幸免。

1894年，香港鼠疫严重，当时香港西医说中医不识治疫，请港英政府禁绝中医。香港洁净局官员将鼠疫患者送到泊于水中的医船，让患者吞下混有液体药物的白兰地酒，然后把6磅的冰块置于患者头顶，并在患者胸部、四肢也各置1磅冰块。接受这种方法治疗的鼠疫患者,十个中几乎没有一个能活着离开医船的。

当时西医这个方法现在看来是很可笑的,葬送了无数条生命。可笑之处就在于这种做法恰好犯了岭南中医的治疗禁忌，鼠疫禁用辛温，亦禁用雪水，恐其冰敷。

大疫当头，中医界人士没有就此认输，而是顽强抗争，他们联络士绅上书港英政府华民政务司,要求与西医做一个公平的考核。将鼠疫病人均分给中医、西医，分别进行治疗，用疗效说话。结果西医以30%治愈率的差距不敌中医，由此香港中医得以保全。此时束手无策的西医只能返回英国避难，香港的鼠疫患者陆续得到中医的救治。

清代岭南众多通商口岸对外开放,便利的海上交通和纵横交错的内陆水运,导致了传染性疾病的侵入和传播,鼠疫也不例外。此外,岭南地区气候湿热,古称“瘴地”,中原移民水土不服,极易造成瘟疫的流行。

关于鼠疫的源头,罗汝兰在《鼠疫汇编》中给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一方面,罗氏对吴宜崇的鼠疫源于地气的观点作了补充,他认为鼠疫的发生不仅仅是地气造成的,且是天地之气共同作用的结果。另外,罗氏还认为鼠疫的流行与环境污染有关。岭南地区依海而居,拥有内河、海港等繁忙的交通枢纽,人口集中,人员往来频繁,巷道不洁。从其对城市和乡村的对比来看,城市污秽较多,形成的热毒鼠先受之,人随之感染。

罗汝兰作为岭南医家的代表之一,面对鼠疫肆虐,民众身陷水深火热之中的情形,他倍感焦虑,空恨没有治世救民的良方。对于鼠疫,罗汝兰的反应是“其症为方书所不载,其毒为斯世所骇闻,乡复一乡,年复一年,为祸烈矣,为患久矣。予初闻此,遍阅方书,无对症者”。不难看出鼠疫对当时是一场深重的灾难,治疗困难重重。

在他一筹莫展之时,于光绪十七年春,罗汝兰偶然见到《医林改错》一书,“论道光元年京师时疫,日死人无数,实由热毒中于血管,血壅不行”,罗氏受了启发,“悟及鼠疫乃热毒成淤,遂专以治血为主,兼以解表,用解毒活血方加减作主方,救治患者”。此年冬,又遇友人吴存甫《治鼠疫法》一编,在悟及《医林改错》的基础上,根据不同的症状加减药物,于1897年著成《鼠疫汇编》。

比之其他的疗法,罗汝兰的《鼠疫汇编》发掘出了更加新颖、更加有效的治法,它采用取法吴瑭治疗温病之三焦辨证法,即以王清任之解毒活血汤为基本方,按症状不同加减用药,史书记载:“惟其对症用药,故能投无不效。他乡用之,十愈八九。是年见症几三百,施药二百七十余,共死四十余人,除误医与不服药二十余人外,尚救九成有余。”

所以,用罗汝兰的新疗法,对当时鼠疫的治愈率高达90%,他的著作《鼠疫汇编》成为近代流传最广的中医治疗鼠疫专著。因而1894年时流行一句话“省港大鼠疫,中医当救星”。

所谓三焦辨证,即将鼠疫分上、中、下三焦进行辨治,分别是上焦、中焦和下焦。

上焦证主要为鼠疫的初期，分轻证、稍重证、重证、危证、至危证等；

中焦证见“面目俱赤，语声重浊，呼吸俱粗，大便闭，小便涩，舌苔老黄，甚则黑有芒刺，但恶热不恶寒，日晡益甚”；

下焦证见“夜热早凉，或热退无汗，或身热面赤，口舌燥，甚则舌蹇囊缩，痉，厥，神昏”“齿黑唇裂”。

罗氏创造性地运用温病学说三焦辨治，把鼠疫的各种症状表现划分为上中下三焦及直中三焦四类，并且对三焦的不同症状采用相应的药物加减治疗。

在服药方法上，罗氏根据古法进行创造性改进,他强调,染疫须用重剂急追多服，方能建功，“尤要初起即急服药”“重危之症，必要连追三服”“重危之症，初起重剂急追，十剂左右效，迟半日必加半，迟一日必加倍”。除了内服汤剂，外可以涂敷，针刺放出“毒血”，用以治疗鼠疫危重之证，但忌贴膏药。

所以说，罗汝兰在用三焦辨证治疗鼠疫方面可谓用心良苦，真正地体现了大灾之年的医者仁心。

由于晚清之前医疗条件的限制,医疗队伍主要是私人医馆和游医。为了让更多鼠疫患者得到快速救治，罗氏还收集了一些“屡试辄验”的验方，如鼠疫毒核消毒散、消毒饮、广验疫证方、吴子存经验方、经验疫证方、急救核证经验良方、加减银翘散、叶天士神犀丹、经验涂核散(朱砂、木鳖仁、雄黄、大黄、冰片、蟾酥、地丁、山慈菇)等。同时根据症状的轻重缓急采取外用或内服的方法治疗，重证者采用日夜连追法，危证者即时连追，没有贫贱之分，都能得到救治,数百病人无一贻误。

解毒活血汤的主方：连翘三钱、柴胡二钱、葛根二钱、生地五钱、当归钱半、赤芍三钱、桃仁八钱去皮尖打碎、红花五钱、川朴一钱、甘草二钱。桃仁、红花、当归活血化淤,厚朴入血行气,是方中的主药,必不可缺；

犀角、羚羊角、藏红花为清热护心之药，但是这些药物稀价昂,他找到相对廉价的麦冬、竹叶心、石膏、茅根、大青叶、桃仁、苏木等临床代替药物，造福贫而无力购买的鼠疫患者。

同时罗氏也总结了类似于顺口溜一样的四句要语,“居要通风,卧勿黏地,药取清解,食戒热滞”,言简意赅,提醒民众应该如何正确面对和防治鼠疫。

光绪二十一年之前，罗氏在家乡石城行医，当年夏天,面对严重的鼠疫，罗氏担心鼠疫反复蔓延，他刻印了更为详尽的《鼠疫汇编》第四刻书。当年秋，罗氏到海口等待学正的委任命令时,将《鼠疫汇编》第四刻书带至海口。

当时的海口已经暴发疫病,患者数千，然而，琼地医生并不相信罗氏的《鼠疫汇编》中提供的良方。《鼠疫汇编》第五刻书的序中这样记载：“光绪二十一年夏，四刻初成，秋渡琼侯委,得悉是春，海口以疫弊者数千，族人电催此方，过海曾著效验,而琼医未之信也……”此年冬至，府城地区鼠疫发作，罗氏将《鼠疫汇编》发给琼医,却遭到了他们的嘲笑和诋毁。

直到光绪二十二年春，鼠疫肆虐，灾民无数，琼医束手无策，鼠疫患者才肯去找罗氏医治，得到有效医治的同时还获赠了此书，从此才消除了当地人的疑虑,治鼠疫良方才得以顺利推行。

鼠疫作为一种烈性传染病,现代医学认为,在自然情况下,腺鼠疫的死亡率为30%-70%,罗氏记述用加减解毒活血汤治疗,患者的死亡率降至10%。

对于这种客观的疗效以及当时罗氏的创见和经验推行，后来遇到不少阻力，其学术见解和经验疗效迟迟未能广泛取信于中医界，随着鼠疫流行在中国的渐渐消失和西方医学的发展,以至于《鼠疫汇编》寂寂无闻近百年,不得不说是一大憾事。

当然，学之枯讲无稽，医之验效立见。如果一个药方不能救活人命，不能解除痛苦，谁还会将它广为流传呢？虽然,从当时的医疗条件和科技水平来看，90%的治愈率确实有些让人难以想象，但是在当时鼠疫暴发的年代其存在也有一定的合理性。

##中医药是新冠的特效药亦是如此，古今雷同而！##

后世医家治疗鼠疫多效仿此法，如黎佩兰的《时疫良方释疑》中介绍了加减应用解毒活血汤治疗鼠疫的心得，所用药方均出自《鼠疫汇编》。

宣统《阳江县志》有解毒活血汤施治当地鼠疫病患确有实效的记载，足见该方效验绝非虚传。

光绪二十六(1900年)年泉州鼠疫流行，晋江县慈善团体经泉州城内道口街郁文堂刻印发行《鼠疫汇编》3000册，药方6000张，施药5000剂，对当时福建南部地区的瘟疫防治起到了积极有效的作用。

广东名医邓铁涛曾说：“很多人不信罗芝园《鼠疫汇编》能治好这么多人，我信，因为他的方法很合理。”所以在岭南地区,认同罗氏疗效的不乏其人。

武文连等人的《青海省人间鼠疫临床分析》一文中采用当归注射液与维生素C、东莨菪碱、链霉素配合治疗，治愈率达100%，这也从现代医学的侧面印证了罗氏治疗鼠疫方法的合理性。

文章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21826558/answer/1740771533

作者：疾风 来源：知乎。著作权归作者所有。

主要参考文献

符友丰.金元鼠疫史与李杲所论病证[J].中医杂志，1996,37（4）：243-244

屈志勤，罗英，文洁贤. 岭南名中医抗击“甲午鼠疫”述评[J].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2010,36（9）：1462-1465

李禾，李建梅.晚清鼠疫专著书名人名及版本相关问题辨疑[J].中医文献杂志，2005,5：18-21

曾兰.清代罗汝兰三焦辨治鼠疫[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6,22（1）：2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