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治疗瘟疫()

生于一个知识大爆炸的世界，或许是我们的幸运，又或许是我们的不幸，面对浩如烟海的知识，我们应该如何把握、如何阅读？

这个问题的答案很长，也很复杂，或许也永远没有答案，那么为什么不试一下，用每天五分钟的时间，读完一片博士论文。

静静等待着时间与世界给予我们的最终答案。

1840年，中国正式踏入近代纪年那一年，英军从印度的基地远跨重样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短短半年的时间里，从关东到浙江，从广州直至南京，打遍了大清国的半壁江山之后，一度切断了清廷赖以为生的漕运，最终在清国南都重镇南京用区区数千之众胁迫了一整个清帝国，清廷丧权辱国之余还将中国正式带入了一个新的全球时代。

而1840年的舟山瘟疫，是影响鸦片战争进程的重要事件。战时英军驻舟山部队发生严重的瘟疫，损失最为惨重，引起了中英双方的关注和战局的改变，成为迄今鸦片战争史书写的重要部分。

据奥特隆尼记载， 1840年下半年，驻舟山的英军第26、18、49兵团和 马德拉斯炮兵团超过一半染患瘟疫，住院5329人 次，死亡448人。据《第26兵团编年史》，在1840年舟山疫死者高达 240人，占驻舟山英军病亡数的一半以上，病亡率最高，且舟山瘟疫给第26团留下不少后遗症，至1843 年该兵团撤军完毕，最后因侵华伤病而亡的人数高达707人,居侵华英军死亡人数之首。

也就是说在舟山因为瘟疫而死的英军，比清廷数万精锐在战场上打死的都要多。

而目前学界对1840年英军舟山大瘟疫爆发原因的认识,大体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定海封毒说”，即主要根据清方裕谦等人的事后奏报，认为舟山瘟疫源自定海士民“坚壁清野”“捉拿汉奸”“封断供给” 以及在井泉河溪中的投毒。第二种是笼统的“水土不服说”,即认为英军不适应舟山的地理环境，但解 释得并不全面。第三种大体综合前两种，认为兼而有之。

那么英军为何会在舟山遇到如此惨重的伤亡，大清国数亿之众尚且无法做到的事情，为何在舟山被轻易做到了？这一切的主因到底是史书中所记载的人为因素还是英军水土不服之故？

据英国远征军宾汉的说法，其爆发瘟疫的原因包括:军中缺乏新鲜食物 和饮用附近沟渠污水，导致了严重的痢疾。他解释了相关原因：当地居民大量逃亡，抢掠无招；置办新鲜食物的汉奸布定邦被抓获后，英军又失去了下乡抢买的重要纽带;所得到的水是被海水侵灌的微黑沟渠水。他的观察有其道理，但也不全面。

据在舟山英国军医爱德华.霍奇斯.克里(Edward Hodges Cree)在1840年夏季已刊未刊日记，英军并非单纯没有新鲜食物，而是其中因为从加尔各答长途运来的牛肉、猪肉和饼干等,运到舟山时已经变质，甚至不少都布满了象鼻虫,以致难以下咽。二则驻地兵团的汲水卫生出现大问题。其水源主要是稻田死水，不乏烂菜叶，水色泛白，易致胀气。这种食物淡水已含有大量菌毒乃至寄生虫，易致食物中毒及其他共发症。

克里解释说他们在附近找不到其他的活水。看来他们应当找过新水源，但是失败了。克里7月前后的日记，披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7—8月舟山罕见高温，在白天连 最阴凉的地方都高达32度。

若此期多雨，寻找新淡水并非难事，用船上的煤炭烧水即可济困。他们应是撞上了干热的极端天气，找水不利。实际上，战前英军急先锋并未摸透舟山气候。他们并不十分清楚:定海5-6月份常有梅雨天气,到7—8月份常受副热带高压的影响，进入伏旱天气，高温少雨,改 8-9月份则降水大增。英军7月初进入舟山作 战,正好撞上了梅雨后升温的伏旱天气，进入8-9 月份又被雨季拷炼，休养不利，吃尽了雨热不均的苦头□ 。

这时期正好是蚊蝇滋生的旺季，容易引发瘟疫。这在克里日记中有具体的印证。克里说当时舟 山的蚊子“很猖狂”，折磨得克里等官兵晚上睡不好 觉,一觉醒来精神不好。可见定海伏旱前后的特殊 环境，对没有摸透实情的侵华英军之威胁及打击。 若英军在首次定海战役，听取后来军医建议避开极端天气测清军将极为不利，战局会突变。

第二次 定海之战英军就吸取了教训，机诈地避开了干热 季,选择了 9月份作战，故疫死数下降。而据军医麦克菲逊的观察，当时作为先头部队的第26,18和 49兵团因初来乍到，在炎热的夏天,为了做攻防准备,暴晒在烈日下，长时间超负荷劳动，大量酗酒，导致过度疲劳，加重了疫情。

以上的说法能在参与治疗舟山遭疫英军的传 教士医生中得到更细致的佐证。雒魏林(W.Lock- hart)曾仔细考察过英军的医疗报告和舟山地理气 候，发现当时舟山转入夏季时，白天温度“出奇得 热”，但是到了晚上湿气又“特别重”，以致衣服经常湿漉漉的，而与此同时大量英兵长期缺乏新鲜供应，又不得不高温作业，日夜暴露反复煎熬,抵抗力 严重下降,结果热病、当地疟疾和腹泻痢疾等疾病 就变得非常致命。

如果讲英军“水土不服”的话，那 么具体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英军夏季侵略舟山期 间，白天高温作业时遭遇了异常的干热天气，而晚 上休息时又要受到浓重湿气的拷炼,在日夜煎熬中 又缺乏足够的新鲜粮水。1840年夏季舟山特殊的伏 旱天气，沉重打击了侵华英军。

还有一个后人易忽视的层面，即英军的尸体处理方式。1870年前，英国社会深受基督教影响，普遍采用土葬模式，而非火葬，易致疫病。当时侵华英军的尸体处理模式仍是土葬，如英军埋葬毕秋便是例子。

舟山英军未把尸体火化或弃之大海,而是埋 葬在军营周围，易使军队在雨热季节受到交叉感染，延重疫情。第26兵团陆军中尉卡梅隆的日记显示，面积不大的东岳宫山既是该团的驻扎地,也是该团的乱葬岗。尸体与活着的英军距离那么近，既会影响山下的水源，也能对瘟疫的加重起到影响。

据现在流行病理论,当时的瘟疫确以细菌性痢疾和间日疟为主。但据克里日记，助理军医川赛依 (Tracey)仅得了四天痢疾就死亡，可知细菌性痢疾有向急性痢疾转变的迹象，引起了克里等人的担忧 和恐惧。急性死亡事例对撤军的催动力更大。

面对舟山瘟疫，军医和官兵穷于应付，内部产生了纠纷。在治疗的次序上,英军受军阶和种族歧视的影响,一般先官后兵，先英后印。但驻舟山的英国军医，数量较少，也无足够空间以作腾挪，以致临时搭建的医院拥挤不堪,不利救治。

而英军医为救治伤病，超负荷工作,导致军医约翰•温斯特割喉自杀，另一些军医过度劳累或染病身亡。军医麦克菲尔逊自己也是带病工作，曾联合其他军医官兵建议增开一艘医疗船，但是英军一时腾不出多余的船只，引起官兵的强烈不满。

在官兵强烈要求下, 英军终于把“维多利亚号”当做临时医疗船。大量的病号，也令英军深入定海城内，争抢高地和民房, 来搭设野战医院，方便医疗。据战后回忆，第49团的医院争到了定海城内的几间民房，而孟加拉志愿 兵团仅分到了城内位置最低的庙宇，非常不利休养，以致“不少军内最强壮的人也走向死亡”。

舟山瘟疫引起了英军的恐慌，受到英军高层的重视，也影响了内部权力斗争。奥克兰警告义律，若不能及时应付舟山瘟疫，他将不愿再从印度派援 军。义律随后到舟山视察疫病情况,但其积极性不怎么被驻军认可。英军最后决定选择撤军,暂时未让病亡数进一步扩大。为了疗养部分患病官兵，英 军派船将其运到马尼拉疗养。

面对舟山瘟疫，宾汉、克里等众多英军官兵 不愿坐以待毙，以军舰咸肉不利健康为借口，暴露出侵略者的本性，深入乡野四处扫荡，诱掠中国百姓的牲畜家禽蔬菜，改善自己的食品卫生,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病亡数。

寻找新鲜食物几乎成为驻舟山 英军的共识和日常。1840年7月中旬后，身患痢疾的克里在舟山一带，伙同其他英兵组成小分队，天 天搜抢新鲜食物，令舟山百姓不胜其扰。克里在日记里体现出强盗的坦白:“饿急眼的人，在食物面前是赶不走的。

这些强盗在抢掠的过程中，感到不适，也会直接赖在农家疗养。

克里所在的第18兵团之驻地周围，尚有部分农户可抢，故病亡率不严重。但第26和49兵团就没那么“幸运”了。该两兵团相距较近，交接频繁，驻扎在东岳宫山周围，但因当地居民几乎逃亡一空， 处境狼狈:东岳宫山虽空间小，但属于英军战防要冲,故第26,49兵团不宜随意变动，活动性差;战防 苦力活不得不由自己干,抢掠非常困难，给养严重不足，以致过度劳累和饥疫交加的情况严重。

第 26兵团陆军中尉卡梅隆在日记里哀叹，在东岳宫山 附近几乎抢掠不到什么食物，找不到多少新鲜水 源，不得不吃喝军舰上自己带来的冷肉和水。

而在夏天的冷肉和水，很容易发霉变质，致人生病。如此看来，第26和49兵团病亡率最高不是偶然的。因第26兵团疫情最严重，经商量派出船只装载约400 名官兵，也前往马尼拉，意图通过航海兜风的形式疗养。这一招既稳定了军心，又调离了重要传染源,有利控制疫情，减少病亡。

1840年8月，“中华医务传道会”的传教士医生雒魏林，应英军之请，来到舟山设立林氏医院，为兵民医治。以雒魏林为代表的英国传教士，参与调査分析舟山气候地理、英军疫病原因、治疗伤病，事后还专门在《中国丛报》上做了详细的汇报。

通过他的医疗报告可知，他带去了不少奎宁,对医治舟山 英军及当地民众的疟疾等起到了重要作用，而鉴于 军队伤病常发，他甚至还建议英军每征服一处地 方，就应及时建立医院，以便稳固统治。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他还详细调查了舟山的地方病种类以及 流行度，如间歇热、疟疾、痢疾、腹泻等等,探测地方用药方式，更进一步比较疫病在中英双方的流行及危害程度,协助英军认识到:原来地方百姓跟他们 一样也会遭到疫病的打击，所谓的中国地方流行病，并非单单只对英国人起作用。如此认识无疑有利于稳定英军军心，影响后来的进军战略,但对中方却极为不利。

目前多论舟山瘟 疫对英军打击甚大，成为暂时撤兵的核心因素，可 是大部分并未思考为什么到了1841年秋季，英军 敢于第二次登陆舟山作战，难道他们忘了之前因瘟疫吃的苦头了吗？

实际上英军之所以敢于发动第二次定海之战,除了战略上的考虑外，还因为英军逐 渐认清了舟山气象水文特点及中国地方病的危害程度。通过自身的侦査、传教士的观测，英军已经基 本弄清楚了舟山夏季气候特点，也清楚地认识到疫 病的影响是双向的，中国人并不能自免于难，消解了英军对中国地方病及“水土不服”的担心。

经过调査反思后的英军,吃一堑长一智，对中国气候和疫病不再那么惧怕，更建立了相对的应变策略，从容侵略。吸取了第一次舟山瘟疫的教训后,英军来年再次进攻舟山，就机诈地避开了干热季,转而在秋季动武,并特别注意新鲜后勤补给。

琦善被罢后，裕谦主战。英军撤走后，裕谦顺势 “收复”舟山，造了一个“定海投毒说”，意思是说舟山英军之所以会病亡众多，是因为定海士民“共矢忠贞，不顾身家性命……叠次用毒药熬成浓汁,在 井泉溪间乘夜遍投,该夷饮而成病，死亡相继,殆无虚日……其不甚爱惜，病不医调”，还特地为定海士民请功加开学额。这则材料在近百年来被国内引用最多，但实际上经不起推敲。

到底是谁去投的毒，姓甚名谁，投的什么毒药？ 裕谦含糊其辞，只有上文,没有下文,而至今我们也 找不出证据。相比之下，张集馨在战争中确实干过 投毒的事情，尽管效果多系谣传,但毕竟能够说出 投毒的想法、人员以及毒药，令事实比较清楚。

再者定海之战打响后，当地百姓最开始的反应是大量逃亡,哪来那么多时间和机会去投毒呢？比较英方的日记、战报、回忆录等文献,英军并无身中毒药的报告,且病亡数不像中方说得那么夸张。英军对疫病非常重视,为了寻找新鲜供给，武装深入乡野搜抢,几乎快把整个定海翻个底儿朝天。

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去对几乎天天觅食找水、武装到牙齿的英军投毒？即便能在夜间成功下毒，难道英军全部都是瞎子聋子,没有丝毫察觉,不会去报告反映？可见这很可能是裕谦为了海防，笼络定海民心士气，谎报军功,欺骗道光帝。

在反侵略战争中,投毒虽然不是多光彩的斗争手段，但是相比更不光彩的侵略者而言，人民使用 投毒，打击敌人，捍卫自己的利益，合情合理,无可厚非！如果真能做到大量毒杀侵略者，沉重打击来 犯之敌，那么结局将会是另番模样。但若是做不到,本身就是个谎言,下次再用这个谎言对付真枪 实弹的敌人,我们将要付出怎样的代价？而若是这个谎言一直延续,不被戳破,逼迫自己甚至后人都 相信了，一旦再次面对已经进化的敌人，我们又将付出怎样的代价？

致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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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KU书评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