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历史中交织着与瘟疫斗争的种种记录，有学者统计，在可考的历史中，单单死亡万人、“死者相枕籍”、“死者相望”一级别的瘟疫，便是数年一次，甚至难以登上史书，不过是在县志上时常出现、轻描淡写一带而过。能登上史书的，往往是“死者数百万”、“死者无算”之类。

不同历史时期，古人给不同症状瘟疫冠以五花八门的名字，如“疠疾”（《周礼·天官·疾医》：四时皆有疠疾）；“疠气”（唐朝贾公彦：疠谓疠疫……疠气与人为疫）；“疠风”（《素问·风论》：风寒客於脉而不去，名曰疠风，今天称为麻风病）；“伤寒”（汉朝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温疫（同瘟疫，《素问·本能病》：厥阴不退位，即大风早举，时雨不降，湿令不化，民病温疫，疵废）；“五疫、五疠”（中医认为瘟疫与五运六气变化异常有一定的关系，故有金疫、木疫、水疫、火疫、土疫“五疫”及“五疠”之称）；“时疫、时行”（元朝朱丹溪《丹溪心法·卷一·温疫五》：“瘟疫众一般病者是，又谓天行时疫）；“疫疹”（清朝余师愚《疫疹一得》：（疫疹一人得病，传染一家，轻者十生八九，重者十存一二，合境之内，大率如斯）；“痘症”（即天花，《明史》：朔漠素无痘症，自嘉靖庚戌深入石州，染此症，犯者辄死）；“疟疾”（《梁书》：郡旧多山疟，更暑必动，自钧在任，郡境无复疟疾），等等。

张仲景行医图

从古至今史料记载的瘟疫，可以说是多不胜数，要根据目前对传染病的命名来统计古代文献中的瘟疫种类，还是有一定难度的,以下简要列举文献中记载的瘟疫。

商周时期

1971年考古学家在殷墟小屯西地发现的一个牛肩胛骨上，发现了“乍（疫），父乙，妣壬豚，兄乙豚，化口。御众，于祖丁牛，妣癸卢豕”的记录，大概意思是：疫情突发，为众人御除疠疫举行了一系列祭祀先人的行事。根据专家的考证，仅仅出土的甲骨文中就列出来了多达50种不同的疾病，这些疾病基本上都有详细的卜辞和解释，可以看出商代人对于疾病的畏惧。这也说明在殷商时期，我国已出现过多次足以致命的传染病，而且它们都得到了上层的充分重视。

卜辞甲骨

《周礼·天官·冢宰》记载：“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吕氏春秋·季春纪》记载：“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疠疾”“疾疫”都是古人对瘟疫的不同叫法，古人不仅认为瘟疫一年四季皆可发生，也指出了发生的原因之一是时令之气的不正常，是由“非时之气”造成的，这说明古人对瘟疫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

东汉末年到三国末期——大瘟疫

自汉安帝元初六年（119年）到晋武帝咸宁元年（275年）150余年间，平均不到五年就会出现一次疫情，而且瘟疫覆盖范围极广，从黄河中下游的洛阳一带中原腹地，到长江中下游的湖北荆州、安徽合肥、南京，甚至江南会稽郡，西北陇右（甘肃一带）都有疫情发生。瘟疫引发了饥荒和战争，饥荒和战争又加剧瘟疫，一个半世纪中，中国损失了将近十分之九的人口。

关于这场瘟疫带来的惨状，曹植在《说疫气》中写道：“家家有位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医圣张仲景则在《伤寒杂病论》中悲痛的回忆道，“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来，犹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建安二十二年（217）“建安七子”中的在世五子：陈琳、王粲、徐干、应玚、刘桢，一年内全部去世，死因一致：“时疫”。建安五子去世后的第二年，曹丕在写给心腹吴质的信中沉痛地回忆：“昔年疾疫，亲故多摧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谓百年已分，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东汉末年这场持续良久的大瘟疫，其惨烈程度堪比世界上的各大瘟疫事件，与明末那场大瘟疫均属千年一遇的特大灾难。

明末大瘟疫——鼠疫

“明末大鼠疫”又称“京师大瘟疫”，于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爆发。事实上，从万历年间开始，明朝便开始频繁发生鼠疫，而崇祯六年（1633年）开始爆发的这场鼠疫，规模和危害则更为庞大。这场瘟疫从崇祯六年（1633年）开始，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时，已经席卷陕西、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各地，夏燮的《明通鉴》记载“京师大疫，死者无算”，《崇祯实录》则记载“京师大疫，死亡日以万计”、“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京师尚且如此，可见当时的惨状。根据史学家的推测，明末崇祯年间的这场大鼠疫，直接导致陕、晋、冀三省损失人口千万左右，仅京师便有不少于20万人死于这场瘟疫。波及全国范围的大瘟疫，也加速导致了明王朝的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