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草治疗瘟疫(烟花治瘟疫)

近日，多家媒体报道显示，中药药剂已在新冠肺炎的治疗中取得了良好的疗效。与此同时，网络上也不断传出许多亦真亦假的中药药方，称服用后可作防疫抗疫之用。

如果临床证实，中药方剂对新冠肺炎的治疗确实有效，那么对于健康人群，中医是否也能拿出一定的防疫对策？

南都记者发现，在中华书局出版、皮国立撰著的《近代中西医的博弈——中医抗菌史》一书里，辟专章讲述了“民国中医的防疫技术与抗菌思想”。作者指出，中国古代缺乏明确的防疫思想与方法，明清时的防疫，多偏重治疗与施药，缺少“防”的层面，大多属于“救疫”之范畴。而古代养生之“调摄法”，实偏重饮食起居之防病，但对防疫问题甚少着墨。

然而从历史上的多次对抗瘟疫的战役中，中医亦总结出一定的防范经验。比如“六味薰衣香方”作为衣服消毒法，药品有沉香、麝香、苏合香、白胶香、丁香、藿香等，用蜜和为炷，焚烧以熏衣服。口腔之消毒，可用《景岳全书》中的“福建香茶饼”，内有药物沉香、白檀、儿茶、粉草、麝香、冰片等；把这些药物做成药丸，放入口中含化，邪气就不能侵入，比西医的口罩更方便而实用。

而对于空气消毒的方法，则多是利用药物制成粉末香包，或将中药于空气中焚烧。常常携带“药香”，如川芎、苍术等，用以“兴奋神经，发舒郁闷”。在空气流通方面，除注意开窗外，也呼吁焚烧具有香气的药物，用以“流通空气、熏解秽气”。

这些方法大都有其药理学的解释，但是否起到切实的功效，却大大地存疑。作者也在章末指出，这些爬梳整理出的防疫药物与方法，多是医者个人之见解或辗转抄录医书而得。“中医界论述归论述，但在实际防疫工作上，却没有发展出属于自己的办法，也没有进行相应的实验。文中所论述、刊载的药品，大多来源出处不明、未经辨证；与传统的外感热病理论相比，中医也较少论证防疫学说，甚至也没有防疫效能的统计数字，药方的公信力值得怀疑。”

以下书摘已获出版社授权

《近代中西医的博弈：中医抗菌史》

作者：皮国立

第七章第五节 薰香：空气、消毒与清洁

近代中医吸收了不少西医的防疫知识，在历次疫情中，中医已采用这些知识，一如前述。但在中医的论述中，有没有属于中医式的清洁卫生法？１９３２年，针对澳门传至广州的脑膜炎疫情，刘琴仙认为，中西医其实都有很好的消毒法，食、衣、住、空气等因子，与传染病之预防最有关系，如衣服之清洁，必须做到“消毒”，用“百滚水”来浸洗衣物，最为简单且省费用；或用日光曝晒，也能将毒菌杀灭。在食物方面，刘则认为要尽量清淡，“病从口入”，应戒除食用炙烤、烈酒等“发”性食物，水则需煮沸后才能饮用，“则毒菌无由而生”。从这些一般的呼吁看出，中医受到了西医现代卫生观的启示。“清洁”的卫生观，背后的指导思想其实是细菌论，之所以要“清洁”，就是要清除细菌滋生的环境并消灭细菌，所以民初西式的清洁用品，常与中国式的语汇“消毒”相结合。此外，随着“健康美”在１９２０年代逐渐成为时髦名词，清洁卫生用品的观念往往又和“洁白”、“芬芳”的产品形象结合。在传统中国，芬芳、香气这种嗅觉的感受，本身就可以与清洁卫生，甚至和后来的杀菌消毒等观念进行汇通。

时人指出，端午节的“老式防疫”一般“做苍术、白芷蚊烟，喷雄黄，这种做法，很有些意思的，因为夏天一到，时疫流行，所以一定要来一次大清洁，并且用这些药物来消毒；挂起“钟馗”，也表示我们怎样准备防疫（鬼）”。虽然后者事涉迷信，但前者喷中药香烟，是传统中医的避疫办法，它在近代第一次被赋予科学化的解释。在明清时期，已可见芳香药物有逐秽消毒之功用。例如喻嘉言就指出：“治法未病前，预饮芳香正气药，则邪不能入，此为上也。邪既入，急以逐秽为第一义。上焦如雾，升而逐之，兼以解毒。中焦如沤，疏而逐之，兼以解毒。下焦如渎，决而逐之，兼以解毒。”先以芳香药物，后以解毒类药物来治疗疫病，这成为此后中医寻找传统知识的基调。民初以后，中医吸收了西医的清洁消毒法，《传染病中西会通三篇》中就写到天花板、床板可用升汞、石炭酸消毒，衣服可用热蒸气消毒，其他如通风等呼吁，都以阐述西式卫生知识为主。西医用沸水、硫磺等物杀菌的知识，中医也很早就吸收了。中医田尔康自述其经历：“余于壬申九月，承委防疫于五寨，领带防疫处药品，就中以消毒药为最多，而后知西医之所谓防疫者，此也。”他认为应开放心态，全力学习西医之防疫法，消毒药物是另一大主体。足见“消毒”这种意识，其实是中医体认到西医最大之优势，这促使一些中医去找寻传统的消毒方法。

商复汉指出，中医没有西医所谓的“消毒”，但中医史上的某些药品之施用法，其实有相合之处。他举《肘后方》的“六味薰衣香方”作为衣服消毒法，药品有沉香、麝香、苏合香、白胶香、丁香、藿香等，用蜜和为炷，焚烧以熏衣服。他另介绍鼻腔、皮肤、口腔等处之消毒法，其中口腔之消毒，可用《景岳全书》中的“福建香茶饼”，内有药物沉香、白檀、儿茶、粉草、麝香、冰片等；把这些药物做成药丸，放入口中含化，邪气就不能侵入，比西医的口罩更方便而实用。同样是外用防疫药物，上海《时兆月报》刊载了常服青橄榄（或咸橄榄），或食用生萝卜预防喉疫法。一切辛烈、燥热和刺激的食物，都不可食用；如发现喉间有红肿、白点，甚至隐隐作痛，则可用土牛膝捣汁，再用薄荷泡汤漱喉，或是用生地、麦冬漱喉，保持喉部清洁，“使毒菌不能停留”。中医张照鳞指出中西医各方的消毒优势：公共卫生及有能力的人家，预防疫病之用药，可以贯众、兴矾清洁饮料，汽油（应指蒸气）消衣被之毒，苍术熏蒸房室，石炭酸洒地清洁，石灰消痰唾、便溺之毒。这里的贯众、兴矾（笔者按：应为明矾）、苍术和前面屡次提到的雄黄，都是传统中医著名的清洁消毒药。在饮水消毒方面，商复汉也提到贯众、黑豆、雄黄、白矾，将中医的“辟秽除邪”和西医之“消毒杀菌”放在一起理解。中医还曾开辟报刊专栏，介绍个别传染病的治疗与预防法。１９３２年，北平国医防疫委员会就刊载霍乱之防治法，尤重饮水消毒，运用甘草、川连、生芪、连翘、藿香、茅术、薄荷等药物制成“公众饮药”，或将贯众、雄黄、白矾等放入水缸中浸泡解水毒，再供民众饮用。

除了饮水清洁需要重视外，由于许多传染病都是通过空气传染，故空气的清洁防疫也被凸显，古代的芳香防疫法派上用场。商复汉曾举出“空气消毒法”八方，它们多是利用药物制成粉末香包，或将中药于空气中焚烧，他认为：

细菌生活，大抵好湿而恶燥，若空气过于干燥，则细菌体中水分，蒸发无余，不能发育，易于死亡，其中尤以病原菌为最甚，纵结核菌，脾脱疽芽胞，能经久不死，而最低限度，亦能制止其发育。以上各方，辟秽、除湿、消毒、杀菌，或用薰烟，或用悬挂，于干燥空气之中，兼能和空气中之毒素，似较西医单纯性之干燥消毒法，尤为完善。

商氏融合中西医的理论，说明中药在空气中焚烧可能达到防疫功效。这在民初有非常多的例子，基本出发点仍是中医芳香药物之功能。辟瘟丹的“瘟”字，常指广义的传染病，例如广东中医徐仁甫在可防疫的“辟瘟丹”条下解释，将数种药物组成之丹药每天早晨焚烧，即可永不染疫。笔者发现整个民国时期，含有芳香气味的日常生活用品，很多都被赋予防疫功能，包括香水和香烟在内。例如１９２６年《申报》刊载的“加大白金龙香烟”广告，就指出吸香烟可以预防传染病，“杀虫解秽”，这是基于中医的既有论述。丁福保甚至认为：“烟草内含有一种消毒之物质，入口腔内，有扑灭霉菌之效，故传染病流行之时，吸烟者每获免感染。”中医“香”的抗疫话语，对照西医的消毒药“臭药水”———如五洲药房出品的“亚林臭水”，一种类似漂白水类的消毒剂———在香与臭之间，形成了中西鲜明之对比，嗅觉间的感受，言说着不同的抗疫思维。《瘟疫约编》整理出古代芳香防疫的理论：

故黄帝曰：不施救疗，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岐伯曰：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天牝从来，复得其往。气出于脑，即不邪干，气出于脑，即先想心如日，盖言瘟疫之易于传染，应如何避之，方可使之而不传染。其法有四：一宜谨葆身体，恬淡虚无，使正气从之而内固，则疫邪自不能干犯也。一须勿近患瘟疫之人，以避其传染之毒气也。一宜当用芳香开窍之品以取嚏，使气出于脑，天牝鼻也，天食人以五气，盖鼻受天之气，故曰天牝。瘟疫疠气，由鼻之呼吸上通于脑。脑为一身之要枢，五脏精华之所聚，神明用事之府。瘟疫犯脑，迅达全身，出入升降，立时停顿，其死最速。故用芳香取嚏，使脑中瘟疫仍从鼻出，神机气立，顷刻恢复。一则当其用芳香取嚏，气出于脑之先，自须存想吾心如日以壮心神，盖心为君主之官而藏神，主不明则十二官皆危。想心如日，神出主明，如日丽天中，阴霾尽破，疫邪自无容留之地矣。如是避之，所谓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之豫防法也。

其中最重要的概念就是芳香之气可以通过喷嚏将体内邪毒之气排出。而瘟疫之气犯脑，则是非常特别的理论，因为大部分医家会以空气、呼吸、肺脏的连带概念来说明瘟疫的传染路径。此外，除了用清洁空气的概念外，有些中医也认为香气可以兴奋神经，增强抵抗力，例如黄国材说：“如诸葛行军散、人马平安散等，当疫大发时，用以触鼻及调服少许，以畅达其神经，维持其生理，使自然免疫质充足，而毒菌不能侵入，亦颇著效验，不可忽视也。”商复汉同样认为用诸葛行军散或卧龙丹搐鼻，是所谓“鼻腔消毒法”，可以防疫。又如１９４１年中央国医馆四川省分馆公布的“国医防治时疫宣传大纲”，预防法包括勿食冷水果品及不洁之物。每餐可食“苦芥”，“以增长胃抗毒机能”；还可常常携带“药香”，如川芎、苍术等，用以“兴奋神经，发舒郁闷”。在空气流通方面，除注意开窗外，也呼吁焚烧具有香气的药物，用以“流通空气、熏解秽气”。而在“改良饮水”方面，“宜常置管仲（笔者按：应为贯众）、雄黄、苍术、白矾，以清解水毒”。保持清洁，与前述中医办法一致，而避免蚊蝇等呼吁，则与西方医学一致，不需多论。

其余用焚烧药物方式来防疫之呼吁也有记载，如针对“脑膜炎”疫情，刘琴仙指出：在住屋与空气方面，除了讲究空气流通、扑灭蚊蝇外，若用雄黄或苍术的烟来熏烘，则“室内芳馥、毒秽潜消”。很多药物都是反复出现的，如雄黄。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也指出用雄黄涂鼻孔，可消毒防疫，手足有伤口，还可用雄黄擦拭消毒，避免疫毒从伤口侵入。中央防疫处也曾介绍用百部根泡白酒，用来擦拭伤口，也可杀灭虱子、预防斑疹伤寒，这可以算是极少数西医主导的卫生单位运用中药防疫的例子。商复汉还列有“下等动物消除法”，包括避除蛇蝎、避鼠、杀蚊蝇臭虫等法，大抵也是用薰香的多。他认为除了重视环境的整齐清洁外，中医对昆虫之传染病尚不甚明了，当时西医也缺乏良好的扑灭法，这是值得开发的部分，只是这样的论述在当时中医界还未受到普遍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