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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卡夫卡的小说《启程》中有这样的一幕：远方传来了号角声，主人焦躁不安，欲要离开大宅，仆人问主人要上哪儿去，主人说：“我不知道，我只想离开此地，只想离开此地。只是要离开此地，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我的目标。” 仆人问他，“那么你知道你的目标？”主人说：“是的，我方才不是已经说了么：‘离开此地’，这就是我的目标。”

2021年，复旦大学一位老师因为俗称的“非升即走”人事制度而愤怒失控，最终以领导命丧、当事人入狱的悲剧对社会敲响了警钟。警钟敲响之前的许久，大学高校里，其实越来越多的人听到了号角声，他们开始焦躁不安，继而奔赴向前。但是绝大多数的人都不知道到底要奔向何处？何处是出路？

高校教师的焦躁不安来源于已经扭曲了大学本质的“承认政治”：单向的来自体制权威的认可以谋得体制内的职位。

要问出路在哪里，也许我们需要重新回到原点，重新思考什么是“大学（University）？

大学的英文为“University”，是由 “universe”（宇宙）这个词的前身派生而来的。“Universe”的前身，在拉丁文中为universus，是由表示 “一”的unus和表示 “沿着某一特定的方向” 的versus构成的，Universus字面上的意思因此就是 “沿着一个特定的方向”。

大学的初心是什么？大学未来的方向又是什么？

大学的出现源自欧洲的中世纪。在中世纪时期，欧洲教会是古代文化的主要承担者和传播者。在12、13世纪期间，一些教会牧师走上街头，向民众宣讲自己的研究心得，成为最早的讲师。其中那些富有真知灼见而又口才出众的讲师周围逐渐聚集了一批学生，定期前来听课。一些知名大教堂所在地区形成了知名的学术中心，拥有多名教师和数百名学生。随着人数的增加，为了保障自己的权利，教师和学生自发组成社团，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

这种社团在拉丁文中被称为“universitas magistrorum et scholarium”，意思是“community of masters and scholars”（专家学者社团），简称universitas，意思是“团体、集合体”，源自universus（整体，英语单词universe的来源），1228年在教皇颁布的敕令首先使用这词，university一词也就正式使用了。

在西方历史上，德国哲学家康德首次提出了近代理性化大学理念，他在《学部冲突》一书中表明：“大学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它的品性是独立追求真理和学术自由。”这为现代大学的科学探索与人文理性的结合奠定了基础。

而德国的洪堡大学力图实践康德的大学理念，创建了现代大学制度，确立了大学的教学和科研两大职能，并把科研看作是大学的生活方式，强调大学的精神在于自由地探求未知，并把养成人们探求未知的习惯作为大学的生活方式。而现代大学制度的实质是排斥不法干预，鼓励教授与学生在法律许可范围内自由、自主、自律地追求真理与探究学术，以形成大大小小的自治体。

然而二十一世纪的大学发展成为怎样的一个体制？人类学家项飙非常敏锐的观察到今天的学术界似乎是一个全球化了的当代种姓制度。它不仅高下分明，而且高下对立。目前的学术实践强化了学者的个体化，孤立化和学者与学者之间对立的等级关系。（项飙，“大众不会容忍学者躲在专业名词背后 用复杂的表达重复常识”，《澳门理工学报》，2021年第四期。）

在大学达尔文主义盛行的意识形态和实际排名争夺之中，新自由主义下的大学并没有形成为一个内聚力强，诚心实意的学术共同体。相反，在整个社会都自上而下，连同各色的劳动力市场，我们的大学高校出现了一种各自为政，甚至相互不信任，怀疑和恶性竞争的氛围，在这种氛围下，公共精神，学术共同体的互助互利开始窒息而枯萎。

国内的“非升即走”的俗语，借用的是最早开始于美国的Tenure（终身职位）制度。1940年，美国的高校教授协会和美国的大学学会发布了题为《关于学术自由与长聘声明》的公告，该制度的设立是为了保障教授们的学术自由，杜绝学校的校董会可能因为某些的政治因素或者学术观点与他们自身利益的冲突而随意解雇教授。

2003年，北京大学教师职务聘任和晋升制改革是国内高校引入“非升即走”制度的开始，希望借此建立“能进能出”的用人机制，意图改善高校学术界关系网络多，近亲繁殖等长期存在的人事管理问题。但问题是，我们的“拿来主义”只拿来了别人的部分技术层面的制度，而让这个制度真正得以运转得好的其他关键前提（例如教师工会组织制度及高度严谨的同行审核制度），我们并没有同时的加以引进，从而让这个Tenure制度在本土出现类似基因病变的结果，造成了很多扭曲性的新问题。

同时，“独立追求真理和学术自由”作为大学设立的初衷在本土的政治土壤中被冰川化。大学成为了为成年人谋生的“职业训练营”，大学的证书是否能够帮助你找到一份体面高薪的工作已经被普遍的市场化价值所主导。

教师们忙着为获得“上面承认”而绞尽脑汁的写期刊论文（写书都被嫌弃和无价值化），大学生们忙着兼职（或者沦为导师廉价的劳动力）而没有时间讨论社会公共事务。大家都在这种高校的“学徒制”中奔波劳碌。远方的号角在吹响，他们可能一无所闻，也可能麻木无畏。大学目标是什么？谁还在问，大家都在笑。

黑格尔曾经请大家注意：“实际的普遍性不仅是所有特定情况所共有的抽象内容，而且是破坏每个特定内容的‘消极’力量。”（The actual Universality is not only the abstract content common to all particular cases, but also the ‘negative’ power of disrupting each particular content.）（Zizek, Slavoj，1997, 222，The Ticklish Subject: The Absent Centre Of Political Ontology, London: Verso.）

“非升即走”这种中国本土化的俗语说的不仅仅是中国高校的困境，这也是一个全球化的困境。“普遍性”（universality）一方面它展示了一种普天盖天的力量，它在扼杀独特性；但同时，正如Ulrich Beck(2011)曾经说过“当一个世界秩序瓦解时，对它的反思便开始了。”（Ulrich Beck，2011，“合作还是失败？欧盟的生存危机”，《德国与国际政治小册子》第二辑，页4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