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治疗白喉(关于白喉的治疗)

沈敦和（1866-1920）

清末民初，上海即开设传染病医院，开始疫病救治工作。

当时，社会上把一些传染性强的疾病称之为“时疫”。民国时期，上海暴发流行性的传染病至少有12种之多，天花、鼠疫、霍乱、伤寒、痢疾等烈性传染病都在当时的上海频繁登场。在民国前20年间，上海至少出现过6次较大的霍乱疫情。1919年7月，《申报》在对当时霍乱疫情的一篇报道中说：“疫症传染愈烈，蔓延愈广，全埠几有卷入漩涡之势，浦东洋泾一带、沪南十六铺地方均已发现时疫者，日本且已宣布上海为有疫口岸。”到1926年夏季，上海又经历一次大的霍乱袭扰。

位于天津路上的时疫医院

面对频繁的传染病暴发，上海民间慈善力量开办了大量“时疫医院”，这类医院相当于私立传染病医院，专门在疫情发生时开展应急收治。时疫医院主要由民间力量组织筹办的，周期性开放以应对疫情，在防治传染病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设立慈善医院

上海民间最早开始建立时疫医院的是沈仲礼、朱葆三。1908年春秋之间，上海开始流行“白喉”。疫情紧急，引起社会上的一片恐慌。当时，感染者成百上千，死亡病例不断上升。连邮传部高等学堂（今交通大学）也出现了疫情，学校内一人死亡，数人病危，学生因此纷纷离校避疫，一些外籍教师准备打道回国。而当时工部局设在市区北隅的医院，根本无法应对社会上如此之多的感染者。

此时，沈仲礼和朱葆三挺身而出，联络各界，开办了第一家时疫医院。医院最初设立在宁波路（今淮海东路）43号的安康里，隶属中国红十字会，次年迁至天津路316号，医院的房屋以租赁的方式使用。当时，医院的全名为“中国红十字会时疫医院”。社会上也经常将该院简称为“天津路时疫医院”。医院的经费主要由社会募集，每当资金不足时，时常会登报募款。

当时，医院主要由沈仲礼和朱葆三负责，但是具体主管治疗的是英国医生柯师太福。柯师太福（Stanford Cox），爱尔兰人，为中国红十字会总医生，之前因在工部局主持白喉治疗而声名卓著。据当时的新闻称：“英医柯师君新发明之治疫机器，专治时疫之特色，论疫气若何剧烈，症情若何危险，经注射，靡不沉痢立起。于是沈仲礼、朱葆三二君特商柯君担任医务。”

建院之初，因经费短绌，柯师太福和几位中国医生不仅不取分文报酬，还经常慷慨解囊，捐款助诊。1913年，柯师太福正式就任医务主任。当时的医院已经颇具规模，据1912年8月30日《新闻报》刊载的《时疫医院参观记》记载：“院之前楼计五楹，其一楹为高等养病室，铺床精良，供张修洁，已无毫发撼，其一楹为陈药室，橱筒瓶尊，位置井井，而其一楹则割症房在焉，房列治疫机器凡七具，系以铜为座，上架玻璃巨盂，盂之下端则置有生火器，并上按机器，以司其启闭。”

医院自创办起，以“普济贫病”为宗旨，每年夏令开院，至秋冬时疫肃清闭幕，专门治疗急痧、霍乱、吐泻、绞肠、吊脚、瘪瘰等症，并且聘请国外专家对时疫进行诊治。当时，还有病人登报致谢：“久仰先生等创设时疫医院，热心慈善，惠恤同胞。日前实不幸患霍乱，亦获投院诊疗，一日夜间，病遽若失，感同再生，蒙诸大医士更番诊察，日夜凡十数次，慈祥恳切，不惮烦劳，而看护诸员亦委婉和平，将护周至，此真贵院之特色，为沪上各医院所未曾有。”

时人称：“上海租界华人自立医院能得工部局之认可者，自时疫医院始。”数十年中，这家医院救治病人数以万计，得到各界交口称赞，“诚上海第一善举也”。

建立公立医院

1910年，发生在东北的鼠疫波及上海，引发了租界当局的惊恐与市民的不安。11月3日，上海的《申报》刊登出了《防范鼠疫之通告》，其内容如下：“城自治公所卫生处昨日发出防疫通告一则，其文如下：为通告防疫事，现届冬令土木频兴，凡造屋之家，地板需离地二尺，实以干净灰土以鼠穴，因鼠身上之虱含有百斯笃菌……特此通告。”两天后，工部局派员来到阿拉白司脱路（今曲阜路）附近甘肃路、开封路、七浦路等地“按户检查无知妇稚”，巡查中发现，在甘肃路源昌里口袁森茂柴房店内，因染鼠疫连死两人。

工部局开始采取强制措施，还动用巡捕配合，强令疫情周边的居民、店铺迁出居所，甚至私闯民宅，进行每家每户消毒等。这些所派医务人员（洋人）的擅自行动，导致患者被封在室内与世隔绝，有些疑似感染者及脸色稍有泛黄者，也一概被强制关押起来，要天天受工部局的检查。因为所派的医务人员（洋人），他们不分男女均不遗漏，都要检查，让不少妇女们感到恐慌。由此，租界当局推出的这场卫生检疫，逐渐发展成为华界民众对列强侵占主权的指控，一时间引发数千人阻挡检疫，工部局消毒药水车也被砸毁，造成一时混乱，工部局见势出动了大批巡捕弹压，逮捕了12名闹事者，这就是“清末检疫风潮”。

为了平息这场疫情风波引起的过激对抗，上海的一些商界精英们挺身而出，与租界当局进行了多次磋商谈判，以上海富商陈炳谦为首的上海商界，向工部局提案由中国人自设一座传染病医院，负责华人感染患者隔离就诊，由华人医院自聘医生进行医疗，租界当局可以适当指导。为了控制局面，工部局在11月21日的《申报》上公布了让华人“筹设中国医院，庶就医不致胆怯”。但工部局鉴于疫情蔓延迅速，要求华方须在极短时间内将医院建成，时间为4天。

在粤籍旅沪富商陈炳谦的发起下，仅4天时间，闸北绅商在天通庵蜀商公所西首补萝园创办了中国公立医院，由沈敦和出任院长。由于华医工作认真，不辞辛劳，民众配合，至12月4日，10天内查验了8000余户，未发现一人感染鼠疫，就此查疫工作渐停，检疫风潮平静，市面恢复正常。

时疫医院增加

随着城市的发展，人口的不断增加，传染病在城市中频繁暴发。故每当疫情发生时，时疫医院的床位往往不够用，上海时疫医院的创办也在不断增加。

以1926年为例。当时，上海又一次遭遇空前严重的霍乱侵袭，染病者吐泻不止，脱水而亡，病人粪便中的霍乱弧菌污染水源后，使疫情扩散开来。而同年，全国各地共有232次水患，苏浙皖三地即有29起，酷日当空，蔓延的洪水污染河道，成为病菌滋生的温床。

当时，上海已有不少疫病防治的医院，如隶属中国红十字会的西藏路时疫医院、天津路时疫医院、沪城时疫医院、闸北两处时疫医院。此外，还有袁士勋所办的虹镇时疫医院、黄楚九主持的白克路时疫医院等。企业家陆伯鸿出资在上海南市创办的南市时疫医院，王一亭、刘鸿生、顾少卿等人在提篮桥华德路口发起创办的中国时疫医院，还有杜月笙在小浜路捐资创办的高桥时疫医院。

1926年8月，在疫情最为严重的时候，病患数量激增。当时《申报》报道：“近日时疫流行达于极点，本会时疫医院向设天津路，今年开幕后病人早满，故急添设闸北时疫分院在海昌公所，甫开幕病人又满；再将本会新闸路北市医院十六铺、南市医院两处腾空改为病室，而又满；乃商工部局沈家湾医院及虹口同仁医院两处专治时疫，而人又满；不得已商借铁路局海昌路大空地数亩，星夜动工，搭盖临时病室数十间，预备收容数百余人。”

在社会各界的努力下，时疫医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据《申报》记载，1926年，上海各时疫医院门诊人数统计分别为：西藏路时疫医院，9507人；虹镇时疫医院，2400人；沪城时疫第二分院，7740人；天津路时疫医院，7147人；沪城时疫医院，2158人；闸北时疫医院（两处），3965人；白克路时疫医院，4763人；杨树浦急救时疫医院，1096人；合计38776人。

时疫医院尽可能多地收治病患，防止疫情扩散。据当时上海市社会局的调查，当时的治愈率达到9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