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治疗新形冠状病毒(怎样治好新型冠状病毒)怎样治疗新形冠状病毒(怎样治好新型冠状病毒)
题记：
“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 摘自《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
“人们的认识，不论对于自然界方面，对于社会方面，也都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阶向高级发展，即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 摘自 《实践论》
三年来，我们对于新冠的认识，就是从与新冠的斗争实践和科学实验中得来的；我们对新冠的认识过程，恰恰就是经历了从低阶向高级发展，即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
三年来，我们与新型冠状病毒的斗争历程中，特别是在2020年的武汉保卫战、2021年的南京疫情、2021-2011年的西安疫情、香港疫情、2022年的上海疫情和吉林疫情中，新冠病毒及其各变异毒株的特点在中国人民面前得到了充分的暴露。这种充分的暴露，为我们采取有效的措施提供了基本的、根本的认识前提和决策认识基础。
要想对新冠病毒及其变异毒株有正确的认识把握，需要首先认真研究新冠及其变异毒株的特点，这是第一个基本前提；需要站在全中国、站在社会全领域上进而跳出新冠和防疫从全局角度和整体视角把握新冠病毒和防疫，这是第二个基本前提；更需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思维才能真确把握，才不会陷入僵化的、本位的、片面的、主观的认识，才不会陷入二选一的极化思维。
只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和逻辑去认识和把握新冠病毒的特点和防疫政策，我们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进而形成恰当稳妥有效的工作思路和政策，才能正确的指导我们的实践，从一个正确的实践走向下一个正确的实践。
综述三年来的科学研究和实验以及与新型病毒斗争的实践，我们可以比较明确地得出如下结论：
1. 新冠病毒是进化的，变化的，不是一成不变的。
新冠病毒往哪个方向进化，我们是不清楚的，我们也无法决定新冠病毒往哪个方向进化，但从最原始的毒株到德尔塔再到奥密克戎再到奥密克戎的变种。这就意味着，不存在单一的、固定的、一成不变的克服新冠病毒的药物，也不存在一种固定的治疗和诊疗方案。
但无论是哪种新冠毒株，都保留有新冠病毒的基本的共同特点。假如把新冠病毒自身视为一种矛盾体的话，新冠病毒的各种变种毒株就典型地体现了《矛盾论》中的观点：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是一体的，不可分割的。
新冠病毒各种变异毒株所共有的普遍性特点决定了通过新冠疫苗可以保障大部分人群的生命安全；新冠病毒各种变异毒株及其未来可能进化的毒株的特殊性，又说明即使新冠疫苗也无法保障每个人特别是有基础疾病的人尤其是老年人获得安全和健康保障。这也是目前实践已经证明了的。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老年人的生命也是值得保护的。再说，大家都有老的那一天。难道这些老年人的生命就无法被有效保障了吗？答案也是否定的。要想保障老年人的生命，就需要我们跳出新冠看新冠了。
因此，一方面我们要通过科学实验，不断开发和改进疫苗、开发特效药等；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陷入“唯疫苗”和“唯特效药”的片面思路。新型冠状病毒是不断进化和变化的；尤其是在除中国外的世界各国躺平或与新冠共存的情况下，新冠病毒有了充分的进化和变化的“根据地”和“实验地”。新冠病毒有了全球几十亿人口乃至其他动物作为进化的温床，未来肯定还会继续变化和进化，因此，完全地绝对地依靠疫苗或特效药是不可取的，也是不现实的。
国际国内、境内境外的事实告诉我们：注射三针疫苗可以有效的抵抗新冠病毒，绝大部分感染者均是轻型和普通型；但新冠病毒依然会诱发基础疾病的人群特别是聚居的城市老年人口的基础疾病爆发进而造成死亡。而有基础疾病的人群特别是聚居的城市老年人口，本身可能就不适合打疫苗。
这就说明，寄希望于能够预防重症和死亡乃至传染的疫苗或者更有效的药物或者特效药，是在较大范围内适用的，但无法普及到每一个人的；这是可以确定的认识。新冠病毒是不断迭代的，疫苗和特效药也得随之迭代。
但是，新冠病毒的迭代速度，尤其是在有除中国外的世界各国人民作为进化基础的情况下，是远远快于疫苗和特效药的迭代速度的；这是我们可以确定的认识。因为，疫苗和特效药的开发进程在时间上是远远滞后于新冠病毒迭代速度的。
故而，寄希望于能够预防重症和死亡的疫苗或者能够更有效的药物或者特效药的出现，进而结束疫情实现开放，是不可行的，也是不确定的；会让国家和人民陷入到巨大的不确定性之中。但有一点是非常确定的，我们本土的社会面清零或彻底清零就会让新冠病毒在本土没有了进化基地；这是我们完全可以做到的。
2. 新冠病毒是高传染性和较高致死性
《矛盾论》中指出，“事情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规定的”。面对新冠病毒，我们首先要从新冠的两个特性来把握：传染性和致死性。
无论哪种病毒，无论具有多么高的传染性，但只要它不会让人得重症或者危重症，乃至不会诱发人们的基础疾病进而得重症和危重症，那么这种病毒就是不可怕的，这种病毒就是在人体自身免疫系统的克服范围之内的。
比如普通流感，往往情况是：一个人感冒，一家子难受；一个学生感冒，班里好几名同学都流鼻涕难受；一个得感冒的人去看电影，结果传染了好几个人。但这都不会引发社会大变动，也没有被传染的人去起诉传播者。即使普通流感的传染性达到目前奥密克戎的传染性和传播性，人类也不会担心，因为，普通流感的致命性不变的话，人体免疫系统基本能自行克服。
假如某种病毒传染性不高，或其传播途径和速度有限，即使很高的致死性，也不会诱发社会大变动。比如艾滋病就是这种情况。大部分情况下，人们做到洁身自好或者不与已知感染者在其传播途径中接触，就完全可以避免被感染。
新冠病毒的危害性，不在于新冠病毒的高传染性，而是首先在于它较高的致死性。高致死性的第一代原始毒株进化出更强的德尔塔毒株到目前致死性下降的奥密克戎毒株，共同点就是致死性依然大大高于流感病毒。特别是香港疫情和上海疫情暴露了奥密克戎不是大号流感。而新冠病毒的高传染性又为它的致死性提供了更高的基础人数。
在当前，我们对新冠的防疫，主要不是防的它的高传染性，而是防的是它的较高致死性。换句话说，新冠病毒的致死性下降至普通流感程度，就完全可以开放了。只要新冠病毒的致死性下降至普通流感，无论新冠病毒的传染性有多强，我们都可以不用考虑了。
因此，新冠的主要性质，特别是危害人民健康的性质，是由新冠病毒的致死性决定的。特别是对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群的致死性，依然是很高的。故而，对于新冠病毒的防范和清零，对于我们本身就有尊老、爱老、敬老传统美德的中国来说，尤其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
过去三年来的实践已经表明，新冠病毒在传染性和致死性的进化方向是不确定的，因此寄希望于新冠病毒变异“变得越来越弱了，它的致病力、它的传播力越来越弱，对人的健康危害和生命威胁越来越小”完全是寄希望于缥缈，寄希望于不确定性，寄希望于于幻想，是把防疫主动权和中国人民健康及命运交给新冠病毒。这种思想是不科学的、是有害的、是不可取的；更是不利于发挥我们的能动性和体制优越性。
3. 切断传播路径进而杀灭病毒是唯一确定且有效保护全体人民的方法
虽然新冠病毒在进化性、传染性、致死性这三大特点上是不确定的，是不为我们能够控制的，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会坐以待毙、束手就擒。优秀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从来就不是坐以待毙的，优秀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从来就不是等待现成答案的。
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为了认识世界，更是为了改造世界。优秀的中国共产党人向来是在实践中出真知、“摸着石头过河”，进而“杀出一条血路”，用“革命的理论，创造革命的实践”，引领中国人民开辟一条前所未有而又符合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道路，带领中国人民从一个成功走向另一个成功，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
克服新冠病毒，就是为人民谋幸福，就是解决问题，就是改造世界，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中国人民走向更幸福道路上要解决掉的一个困难。那么，在克服新冠的过程中，是解决新冠的进化性、还是解决新冠的致死性、还是解决新冠的传染性呢？哪个问题是关键呢？
《矛盾论》中指出“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全力找到它的主要矛盾。捉住 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如果如坠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
中国有句古话，“打蛇要打七寸”。习总书记也反复强调扣好“第一粒扣子”。新冠的七寸，就在其传染性；克服新冠的第一粒扣子，就是切断新冠的传播路径。古谚云“大疫止于野”，原因就是“野”切断了疫情的传播路径。切断了其传播路径，再高的致死性也不可怕。
就像制服一个怪兽，无论其魔法都多么强大，我们战胜怪兽的根本出路和最佳路径，不是单纯地选择跟怪兽斗魔法，而是把它装进瓶子里，再塞住。
结合过去三年的抗疫和防疫实践，我们可以得出清晰的结论：
1) 新冠是变化的。无论采用中药和西药的治疗，基本都是感染新冠之后的做法；事前预防的措施能减轻感染后的病症，但不能确保其不被感染。故而，预防胜于治疗。
2) 即使注射新冠疫苗的人群，也有可能会再次感染。香港和上海的疫情实践表明，疫苗对人民包括老年人有极好的保护作用，但对于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或非老年人而言，打或是不打新冠疫苗，首先就是问题。不论这些人打不打疫苗，我们都必须保护。
3) 我们之所以取得武汉保卫战和湖北保卫战的成功，之所以能够控制住南京疫情、西安疫情、深圳疫情、吉林疫情、青岛疫情、上海疫情，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开发了安全可靠的疫苗、中西医多元的诊疗方法、有效地快速的核酸检测等，但关键是因为我们社会主义的优越体制下的执行力恰恰打准了新冠的七寸：切断其传播路径。因此，即使在现在疫苗接种率如此之高、核酸检测能力如此之高的情况下，切断传播链条依然是克服新冠的终极杀手锏，别无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