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尔赫斯有一个短篇小说《阿莱夫》，在他笔下，阿莱夫是空间的高度浓缩。小说写道：“阿莱夫是空间的一个包罗万象的点”“阿莱夫的直径大约为两三厘米，但宇宙空间都包罗其中，体积没有按比例缩小。每一件事物（比如说镜子玻璃）都是无穷的事物，因为我从宇宙的任何角度都清楚地看到。”这种空间是玄妙的、抽象的，明显违背我们对经验世界的认知，但对于文学创作来说，却具有极大的启发性。作家写小说，好比程序员编程，当我们改变一些指令和程序设定，建立起新的时空架构后，情节故事的走向也将随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譬如姚鄂梅的小长篇《十四天》，几乎把故事发生的全部空间设定在一个类似“阿莱夫”的小小三层楼中。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生活的柴米油盐、不同立场之间的矛盾冲突、大环境的影响和渗入，一一呈现。外部世界和社会的复杂性，不仅没有因密闭空间的隔离而减少，反而被放大了。另一方面，小说的题名“十四天”，是只有经历了新冠肺炎疫情之后的人们，才能马上反应过来的一个词组。我们能下意识地对其迅速“解码”，判断出这是一本有关疫情下居家隔离的作品。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年2月

疫情深刻改变了世界与人类，当然也改变了作家的创作。它不仅对作家的世界观、创作观和文学生产造成极大冲击，更直接影响了作家的题材选择和素材抓取。作为一位长期关注现实的作家，原籍湖北的她，当然不会对2020年春的这场疫情无动于衷。和其他作家不同，《十四天》虽与疫情密切相关，但作家关心的重点依然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姚鄂梅没有正面写抗击疫情，而是把视线收缩，展现两个大家庭因意外遭逢疫情，共处一室的隔离生活。小说采用一种社会截面的写法，以“天”为单元，除第一节“引子”交代背景，第二节“入住”写亲家一家人的到来外，剩余十四节就是十四天，不回避鸡零狗碎、一地鸡毛，用原生态写法呈现疫情下家庭生活的侧面。辩证地看，选择家庭作为叙述的场域和重心，并非刻意回避宏大叙事和对社会面的立体展现，而是对更普遍的生活现实做出描摹和反应——毕竟，疫情下绝大多数人并非直接参与到医疗和社会运行保障中，更多是处于一种被动状态，通过“宅家抗疫”为疫情防控做贡献。

那么，这种居家隔离期的故事如何取得“文学性”，而不被现实的泡沫所淹没，以至于变成流水账式的叙事和日复一日的重复？姚鄂梅的策略是将时空高度浓缩，让不同大家庭中的成员短兵相接，取消人与人之间的“审美距离”，剥除“看上去很美”的面纱，洞察和谐的家庭关系中“藏在水面下的冰山”。小说借以讨论，在长时段的集中密切接触中，亲戚关系、夫妻关系、亲子关系是否能够经得起审视？

《十四天》中，宜都人刘玉成和妻子秀芝育有二子一女——刘子建、刘子书和刘子夏。子建正在读博士，从小学习好，有点“书呆子气”；子书留在老家工作，是个常见的老好人；女儿子夏思想前卫，性格泼辣，不是个省油的灯。故事发生在2020年春节前后，叙述的逻辑起点是刘玉成为了扳回子建和圆圆婚礼上损失的面子，请武汉的亲家一家六口来家里刚落成不久的三层小楼过年。婚礼在武汉办得有排场，圆圆父母的气质和见识让刘玉成感到自卑。虽然要招待一大家子人，刘玉成也一点不含糊。果然，当看到刘家的新居，车里的吴家人惊叫起来：“哇！土豪啊！门口还有罗马柱哎！蓝色的琉璃屋顶，白色的墙，小清新啊！希腊风格！把这房子移到武汉去，该是多么让人嫉妒啊。”但吴家人的提前到来，可谓疑点重重。在宜都宣布居家隔离的政策后，刘家人似乎明白了亲家可能是提前得到消息，从武汉连夜过来的。尽管刘玉成作为东道主在尽力保持着待客之道，还在采买困难时想方设法筹措食物，但女儿子夏并不给父亲面子。在随后的日子里，围绕着把吴家人内部隔离、在楼道砌“隔离墙”、子建吞食安眠药、子书失联等一系列事件，戏剧化的冲突如一幕幕现代家庭活报剧，在这个小小的空间不断上演。圆圆姐夫和子书、来帮厨的小马一家、圆圆姐姐、子书妻子李莉和孩子的先后出走，让团圆和谐的年味兴味索然，颇有传统大家庭分崩离析，“大难来时各自飞”之感。

小说本是虚构之物，但当其与深刻改变一切的重大社会现实相碰撞时，就会产生核爆炸般的威力。如上所述，《十四天》的威力体现在作家对现实的无情解剖上，它首先揭示了传统家庭伦理的失效以及现代家庭关系的假面化。在《十四天》中，可以把疫情这个社会背景看作一种引子、道具，它起到的是类似“试金石”或“显影液”的作用。这是姚鄂梅的独到之处，她以家庭为基点，洞察在生活环境发生急剧变化下，现代社会家庭关系的隐疾是如何浮出水面的。

传统家庭讲究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琴瑟和鸣，这种理想的家庭关系在《十四天》中被隔膜、猜忌和利用所取代。因回家过年，子夏的秘密被迫揭穿。原来，她早已离婚，和她共同生活、一起回老家过年的男人也只是在一起搭伙过日子。当父母提到她去非洲的事时，又一个惊人秘密穿帮了——子夏几年没回家，竟不是因为去了国外，而是因将前夫砍伤获刑入狱。这种父母和女儿的隔膜可见一斑。但小说并未简单归因为人物的性格缺陷，而是从多方加以呈现，譬如两代人“三观”差异导致子夏疏于与父母沟通、成长过程中父母重男轻女带来的童年创伤、生活的重压等，让这个人物并没有看起来那么可恶。在这十四天中，子建也经历了“学霸”人设的崩塌。隔离第一天，妻子圆圆就发现他偷偷掉眼泪，后来在与圆圆闹矛盾时，子建将博士论文校外专家评审没通过的事说出。论文的压力加上圆圆和刘家人因家庭内部建“隔离墙”发生的不愉快，终于让这个从小解题能力很强的人解不开生活的难题，一时想不开服了安眠药。索性最后被救了回来。可以看到，子建在生活中遇到问题总是沉默回避、缺乏担当，而圆圆则是满肚子小九九，但只向自己的姐姐吐露。这类因相亲结缘，尚未建立起良好亲密关系的情况，在现实中并非罕见。此外，圆圆妈妈对家庭生活的隔膜感也很强，她说：“只要你当了妈妈，就一辈子处于隔离中。”在她看来，虽然身边围绕的都是亲人和喜欢她的人，但“那只是喧闹和嘈杂而已，只是把她与外界隔离开了而已”。还有子书的妻子李莉，对于丈夫背着大家和圆圆姐夫一起驾车回武汉的事，一开始也是无所谓的态度，她有打发时间的办法——衬衣改裙子和孵孔雀蛋。她的妈妈告诉过她一个过日子的好办法：“找点事做，把时间填满。”从这些人物身上，我们看到，除了因疫情导致的“隔离”外，更令人揪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以及或主动或被动的自我“隔绝”。小说揭示了一种生存本质意义上的“隔”，这是一种更深层、更内在、形态更为多样的“隔离”。

而亲人之间的利用则触目惊心地体现在圆圆的一番心理活动上。当得知丈夫子建博士头衔将要化为泡影时，她心里想的是不能像闺蜜那样，陪子建出国做访问学者的老婆，生一个美国籍的孩子了。“她想起她微信里那金黄的阳光地带、醉人的海风，以及满脸发自内心的灿烂笑容。我怎么这么倒霉！她的拳头砸在棉被上，噗噗作响。”鉴于此，圆圆嫁给子建便意义全无。不能不说，疫情导致的隔离，成为检验各种人物关系和考察人性的绝好机会，在庸常的生活中出现的这个“意外”，引爆了沉潜已久的情感引信，如集束炸弹一般，在这个密闭空间里将小说中人炸得人仰马翻。

当然，以上对于家庭伦理关系的解读视角，归根结底还是外在的，一部小说要立得起来，主要还是靠人物。而谈到人物，就无法避开人性。最近一两年，以东西的《回响》为代表的诸多长篇小说都在丰厚的现实质地中融入对人物心理的深度探寻，进而反映出人性的丰富多义。《十四天》也不例外，其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在于对人性弱点合理范围的检视与勘探。

文学即人学。毋庸讳言，人性存在弱点，甚至如哲学家所言，存在“根本恶”。那么“恶”是如何产生的？康德认为，善与恶是人性中同时存在的两种可能性，行为的恶劣在于道德法则与感性自爱两种动机的次序颠倒。也就是说，谁占据上风、谁超过谁，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行为的善恶。那么我们如何看待这两种力量的博弈，我们在什么范围内，能接受和允许一定程度的恶？这是《十四天》关心的问题。

从艺术上看，以“十四天”为名的文艺作品不少，包括2020年的三部电影和北京儿艺的一部话剧，这不由得让人联想，姚鄂梅这本小说的是否也带有其他艺术形式的特色？答案是肯定的。《十四天》有着鲜明的舞台感、画面感，如一幕幕话剧一样，将悲剧与喜剧叠加在一起，具有极强的文本张力。由于还描写了圆圆姐夫在路上拍摄的一系列照片，小说表现的空间从这座三层小楼外溢到疫情影响下的中国社会，巧妙地用蒙太奇手法，将广阔大地上的众生一一定格。

总体而言，《十四天》以一种大胆的假设，完成了一次与现实死磕的文本实验，在后疫情时代的文学创作中独树一帜。同时也应指出，小说的遗憾在于结尾部分。其最终以一种大团圆的结局戏剧化地收场，略显仓促。尤其是在小说情感基调的明暗处理上，显得头重脚轻、比例失衡。当然，这也可以理解成一种开放式的结局，毕竟小说的时间设定就在短短的十四天中，因此也可以把现有的结局当作一个节点。“十四天后”，小说人物又将有什么样的际遇和人生走向，作家依然可以通过长时段的观察和积累做出新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