响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文◎宋斌

摘要：鲜于枢是元代“复古”书学思想的主要提倡者, 这一点无论从其书法理论和书法批评中都有所体现, 尤其在他的书法作品中更是显露无遗。

关键词

鲜于枢、书法、复古、书学思想

正文

元代书法是“复古”的时期。“二王”的一套笔法在宋朝已经被人忽视, 尽管有米芾提倡古法, 和黄庭坚暗用古法, 但是, 晋唐的真实面目已经改变了。到了元代书法又走向了回归晋唐古意、复兴古法的路子, 是谓书法史上的“复古”。潘伯鹰先生在 《中国书法简论》 中认为:“ (复古) 这一恢复力量几乎是赵孟頫一个人的力量。”这种说法固然有其道理, 但并非绝对, 因为一种书法思潮可以由一人提出, 但更需要一大批书法家去实践才能够形成。而且这种思潮并非完全是由赵孟頫一个人提出的。鲜于枢就是元代书法“复古”思想的另一位主要提出者。

鲜于枢, 字伯幾, 一作伯机, 号困学民, 又号虎林隐士、直寄老人等。鲜于枢和赵孟頫同为元代书法巨擘, 有“南赵北鲜”之称。鲜于枢对元代书法“复古”书风的形成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可谓元代“复古”书风的中坚力量。其“复古”书法思想主要表现在书学思想和书法作品两方面。

鲜于枢《五绝诗 · 复愁》

1、鲜于枢本人的书学评论

鲜于枢的书学著作没有形成专门的书籍。大多是以诗论书, 书画题跋, 别有特色。近人马宗霍论及宋代书法时说:“终宋之世, 帖学大行, 而书道乃陵迟矣”。董玄宰也称宋人书取意, 自以其意为书, 非能有古人之意。宋代阁帖盛行, 书家们认为学二王就是走上了邪路, 宋代人用自己的“意”来书写, 实际上是就是没有法度。所以有人认为, 宋代的书坛恶札充盈。南宋理学大师朱熹也这样认为:“书学莫盛于唐, 然人各以其所长自见, 而汉魏之楷法遂废。入本朝来, 名胜相传, 亦不过以唐人为法, 至于黄、米而欹倾侧媚, 狂怪怒张之势极矣。”这里除了对黄、米有些偏见之外, 基本内容是符合事实的。有元一代, 之所以会出现“复古”尚法, 都是因为自宋以来古法古意的丧失。鲜于枢崇尚魏晋古法古意的书学思想正是在这样的书法氛围中蕴育产生的。

首先, 对晋人书法的推崇。

在鲜于枢“复古”书学思想中, 他最为推崇的是王羲之。他题 《定武五字损本兰亭卷》 云:“兰亭墨本最多, 惟定武石刻全右军笔意。此薛绍彭家所拓者, 不待聚讼, 知为正本也。”定武兰亭传为欧阳询根据王羲之的真迹临摹上石的 (一说以右军真迹勾勒上石) , 故最为接近王羲之的原作。他多次作 《题赵模拓本兰亭后》、 《题唐摹兰亭墨迹》 (神龙本) , 表达了他对王羲之书法的崇敬之情。他千方百计地各处收购真迹, 以便从真迹上弄清书法用笔的来源。他看到赵模本兰亭后说:“元章老去不及见, 却见苏家评甲乙”, 以为米芾未见赵摹本乃是一大遗憾。米只从苏才瓮处购得褚河南拓本, 这样品评优劣, 显然是隔了一层。他看到王羲之《眠食帖》 后说:“右军云:吾书比之张草, 犹当雁行。观此, 乃知右军之言诚为过谦。其余则子昂说法已竟, 不须重说偈言也。”此前, 赵子昂曾题:“此帖章草, 奇古雄强, 精神逼人。”鲜于枢看过真迹后, 除了赞同赵题外, 还觉得右军过于谦虚, 在他看来, 右军胜过张芝。那么, 鲜于枢崇尚的右军笔意究竟指什么内容呢?他没有细说。但我们可以从他这些书法批评的言论中得到一些启示。即他对王羲之的崇敬之情与推崇之意是溢于言表的。

鲜于枢《韩愈进学解》

他与赵孟頫 《论草书帖》 中说:“张长史、怀素、高闲皆名善草书, 长史颠逸, 时出法度之外, 怀素守法, 特多古意。高闲用笔粗, 十得六七耳。至山谷乃大坏, 不可复理。”这里他批评张旭书法脱离了法度, 而称赞怀素守法, 因而有古意。所谓的“法”和“古意”指的就是王羲之的笔法。另外, 这一点也可以从他的另一个题跋中可以看到, 他自题的 《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草书卷》 说:“海岳公有云:今世所传颠素草书, 狂怪怒张, 无二王法度, 皆伪书。东坡谓:吴门苏氏所宝伯高书隔簾歌以俊等草, 非张书。诚然, 枢作草颇久, 时有合者, 不敢去此语也。”这里说的意思是, 导致颠素狂怪怒张的原因, 就是少了二王笔法。他自己作草, 常常以合乎二王的法度为准绳。这是他的审美趣尚, 也是他引以为傲的根据。

除了王羲之, 他还推崇钟繇, 他曾说:“书家之有钟王, 犹儒家之有周孔。今之学者出口惟云二王, 而不言钟, 犹称孔子、孟子, 而不言周公也。”他自己的小字就学钟, 可见他对魏晋书风是非常痴迷的。

其次, 他对唐人和宋代名家的书法也是大加称赞的。

他对欧阳询的 《化度寺碑》 题跋说:“信本书始方而长, 与隶替近, 在诸碑中第一。”认为虞世南“《孔子庙堂碑》 京兆府本无裂者乃佳”。 《化度寺碑》、 《孔子庙堂碑》都是唐楷中的精品, 楷法完备。鲜于枢钦佩的正是这种法度。他称赞颜真卿的 《祭侄文稿》 是“天下行书第二, 余家法书第一”。对于宋代的书法, 他也有所选择的吸收, 他跋《蔡襄谢赐御书诗》 说:“蔡忠惠公书为赵宋法书第一。此玉局老人语也, 今观此帖, 蔼然忠敬之意见于声画, 又不可与 《茶录》、 《牡丹谱》 同日言也。”鲜于枢在这里说的“蔼然忠敬之意”也就是赵孟頫题该帖所说的“法度严密, 无一豪放纵意, 此可见古人用笔不苟也。”蔡襄的 《谢赐御书诗》机构严谨, 法度紧密, 神采端和, 在鲜于枢眼里已经胜过了《茶录》、 《牡丹谱》 二帖。

最后, 关于提出复古书法思想鲜于枢与赵孟頫之比较。

鲜于枢把笔法看得那么重要, 又与古意思联系起来, 显然看到了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一点或许就是赵孟頫“用笔千古不易”的胚胎所在。时代的发展引起了书风的变化, 根子在笔法, 北宋刘敞写了 《庄子·秋水篇》 鲜于枢跋云:“嘉祐去唐未远, 一时名公犹有唐人风致, 原父 (刘敞字) 、舜钦 (苏子美) 辈是也。至东坡、山谷始大变。东坡尚有会稽、北海体制, 至于涪翁 (黄庭坚) 全无古人意, 盖世降风移使然。响拓之法, 今之无能者, 抚卷慨然。”刘原父写的《庄子·秋水篇》 是乌丝栏真书, 用笔很有法度, 得到鲜于枢的赏识。鲜于枢看到了书风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这是正确的。但对于黄庭坚的评价似乎有些偏颇。鲜于枢把今人不解笔法的原因归结于响拓之法的失传。响拓之法, 就是对着原迹双钩, 不失字形原貌, 笔的运动仍看不清。因此, 直接看古人的真迹, 加上自己的领悟, 才会理解古人的笔法。鲜于枢收藏的高闲、赵模、李西台三种 《千文》。高草书, 赵行书, 李正书, 各有妙处。他看了李西台 《千文》 后, 题跋:“尝见世所谓李西台书, 以为前辈轻于许可。及见此书, 乃知不我诬也。”

此外, 关于鲜于枢提出“复古”书学思想的时间问题, 我们通过史料可知鲜于枢跋右军 《眠食帖》 是1286年, 跋《祭侄文稿》 分别于1286年、1287年, 跋 《定武兰亭》 1289年, 跋 《神龙兰亭》 1294年, 可知鲜于枢书法思想表现出“复古”书学思想, 都比赵孟頫的 《兰亭十三跋》 (1310年) 早了许多。因此, 我们说是赵孟頫最早提出“复古”思想是不准确的, 至少这里可以看出鲜于枢的某些思想是早于赵孟頫的, 甚至也可以说是鲜于枢的许多思想直接影响了赵孟頫。因为两人的交情挚深, 有时两人共同观赏古代碑帖 (如王羲之 《眠食帖》、蔡襄书等) , 许多的书法思想与见解是一致的, 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上述这些材料都是鲜于枢对晋唐书法的追求与酷爱, 无论对晋人风韵的推重, 尤其是二王的顶礼膜拜, 还是对唐宋名家的肯定, 其复兴晋唐古法的“复古”书学思想显而易见。虽然鲜于枢的书学思想都存录在一些书画题跋之类的只言片语中, 表面上给人的感觉不成系统, 但是仔细揣摩其书法思想的精神实质是与赵孟頫的“用笔千古不易”的“复古”书法思想是一致的。

2、书家们对鲜于枢的评价

赵孟頫是高举“复古”思想大旗的领军人物, 他对鲜于枢的书法评价不吝赞赏。1294年赵孟頫以四纸请鲜于枢作大草, 鲜于枢书五绝二十字与之。赵题跋云:“困学之书, 秒入神品, 仆所不及。”这不应是客套话, 是发自内心由衷的称赞。鲜于枢死后, 他儿子携鲜 《临王献之鹅群帖》 求跋, 赵题跋云:“仆与伯机同学书, 伯机过仆远甚, 仆极力追之而不能及, 伯机已矣, 世乃称仆能书, 所谓无佛处称尊耳。”这是1311年的跋, 其时鲜于枢已死九年, 赵时年57岁, 已闻名遐迩。盖棺定论, 也不应是故作谦虚。

鲜于枢《唐韩昌黎石鼓歌》

章草书在唐宋就已经衰退, 至元, 经过赵孟頫等人的提倡才复显生机。而赵孟頫题鲜于枢的 《御史箴》 卷则曰:“伯机书, 笔笔皆有古法, 是为至宝。”这里赵对鲜的复古的章草笔法是给予肯定的。

再有一些评论, 如同时代的王祎评价鲜于枢:“渔阳鲜于公草法盖本于右军大令父子, 至于其展为大体, 则自其法而变者也。”袁裒也曾云:“困学老人善迴腕, 故其书圆劲, 或者议者多用唐法, 然与伯机相识十五六年间, 见其书日异人间俗书也”清人孔广陶“小楷醉心二王, 行草得法颠素。”陈敬宗在 《然先生文集》 的 《题鲜于伯几书归去来辞真迹卷后》 中说:“右元太常典薄鲜于枢所书《归去来辞》, 全用晋唐人笔法, 而稍变其形迹耳。滋润而不媚, 圆劲而不放, 亦足以自成一家可敬也。评者谓太常早年尝攻牍案, 书故不免间有俗笔。此所谓求微暇于美玉也, 君子宜略之。”

这些评论都公认鲜于枢书法中透露出晋唐的“古法”、“古意”。陈绎曾的崇法求变思想也是受到鲜、赵思想的影响而发生的。龚璛说的好:“书法不讲百余年, 至元间伯机、子昂二妙特起, 古意复见于今, 余尝谓后有尚论国家文艺之盛, 必来取斯。”所以, 从这里可以看出, 从书法史盛衰来看, 鲜于枢提倡“复古”思想的意义不亚于赵孟頫。

书法作品最能反映一个书法家的书法风格。鲜于枢传世的书法作品一共有四十多件, 大部分为其四十岁之后的作品, 我们将这些作品按楷书、行书、草书分为三大类。通过对比分析的方法对他的书法作品进行深入的研究, 解读鲜于枢的“复古”的书法思想。分析他在哪些方面继承了二王的笔法, 在哪些方面传承了晋唐的遗风。

1、楷书

鲜于枢的楷书有两类, 一类是小字楷书, 如一些题跋, 《跋颜真卿祭侄文稿卷》 和 《老子道德经卷》 等;另一类是大楷, 如 《赵秉文御史箴楷书卷》 和 《麻九畴透光古镜歌楷书册》。小字楷书虽没有大字楷书的风格大气, 但笔法精到, 点画不苟, 应该是由于在名帖后面的题跋, 故而书时态度恭敬, 不敢有丝毫放纵的原因。我们可以比较 《跋颜真卿祭侄文稿卷》 中的字与王羲之 《乐毅论》 及钟繇的 《宣示表》 中相同的字。如“所”、“东”、“书”、“天”、“尚”“宣”等字的形神都很相似, 说明鲜于枢对钟繇的笔法有着深入的理解。

鲜于枢 《跋颜真卿祭侄文稿卷》 与钟繇的 《宣示表》 的例字比较中, 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 鲜于枢的小字楷书是来自钟繇和二王的。再对照鲜于枢的 《老子道德经楷书卷》与欧阳询的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中的一些相同例字, 又发现其结体存有唐人的风格, 欧体结体瘦硬, 用笔斩钉截铁的风格十分明显。

唐人的风格在鲜于枢大楷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如 《赵秉文御史箴楷书卷》 即是代表, 此作品尺幅较大, 横有四米多, 纵近半米。气势宏大, 风神凛然。赵孟頫在其后跋云:“伯几书笔笔皆有古法, 足为至宝。”这里的“古法”指的便是晋唐之法, 尤指唐法。鲜于枢将这些古法古意融合在一起, 进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在 《赵秉文御史箴楷书卷》 中能清晰地看到李北海的影子。如作品中:“不”、“神”、“史”、“大”等例字即可说明。

他与李北海的欹侧取势不同的是, 鲜于枢的字更加端正、气势昂扬。这或是他对欧体楷书的继承。鲜于枢的一些字与欧字有种共同的东西, 即字势端庄。我们把其中几个字与 《化度寺》 中的字作以比较, 会发现其结体横竖有致, 端庄凛然。

2、行书

鲜于枢的行书作品分为两类, 一类为较为端庄俊美, 行中带真的作品, 如 《跋徐浩书朱巨川告身卷》、 《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卷》、 《苏轼海棠诗卷》 等。另一类是较为潇洒流利, 即行中带草的作品。主要作品有 《杜甫行次昭陵诗卷》、 《韩愈进学解卷》、 《王安石杂诗卷》、 《行书诗赞卷》、 《石鼓文》 等。

这里我们仅以 《跋徐浩书朱巨川告身卷》 和 《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卷》 为例, 从中选取“于”、“然”、“林”、“会”、“所”、“载”等字与王羲之的 《圣教序》 进行对照。无论是从用笔还是结体都可以看到, 鲜于枢对王羲之 《圣教序》 的学习是亦步亦趋的, 当然这其中还有 《兰亭序》的影子。

鲜于枢《苏轼海棠诗卷》

3、草书

鲜于枢书法成就最高的作品为行书和草书, 而草书的水平更胜于行书。后人对其评介多谈及此点。鲜于枢的草书最得赵孟頫的推崇。赵曾说“仆与伯几同学草书, 伯几过余远甚。仆极力追之而不能及。”他的草书传世作品中的较为代表的 《论草书帖》 就是一派王字的风格。

首先, 从整体的风格来看。鲜于枢 《论草书帖》 的这幅作品给人的感觉是古意盎然, 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晋人书法的推崇, 不仅用笔力追二王, 而且字势与草法与王羲之草书极为相似, 章法虽稍显平淡, 但是末尾三行字组的处理也窥得一些山阴堂奥。

其次, 再从具体的单字来看。我们选取 《论草书帖》 中的“张”、“素”、“粗”、“得”、“六”等字与王羲之法帖中例字相比较, 无论是王羲之的 《十七帖》, 还是智永的《千字文》 还有孙过庭的 《书谱》, 都可以看出鲜于枢草书中的草法源流与王羲之是一脉相承的。

通过选取的鲜于枢作品中的单字与王字法帖中的单字进行对照。仔细对比一些笔画, 会发现在用笔上鲜于枢的笔法与王字的笔法稍有差别, 一些笔画的起始还不够斩截, 略有迟滞、犹豫, 而且一些笔画末尾带有过多的牵丝, 这可能这是受到神龙本兰亭里笔法的影响, 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鲜于枢对王羲之学习的深入。此外, 其笔法也受到唐代怀素、张旭、孙过庭等人的影响略带唐人的味道, “晋人尚韵”的味道稍显不纯。客观地说, 鲜于枢的这幅作品仍然是很有古味的, 可作为他草书的代表作。因为无论在字法上和笔法上还是草法上, 鲜于枢都在追寻着王羲之的足迹。我们从整幅作品 (一共50字) 中, 选取近五分之一的字进行比较对照, 结论是鲜于枢的字与王字法帖的字形神毕肖。可谓:笔笔不俗, 字字有法。因此, 我们说鲜于枢真正践行了自己所倡导的“复古”书法思想。

综上, 无论从鲜于枢的书法思想、书法评论到后人对其书法的高度评价, 还是直观的从其书法作品看, 鲜于枢提倡“复古”的书法思想, 都是无处不在的。基于这几点“复古”的表现, 我们说鲜于枢不愧为元代倡导“复古”书法思想的中坚人物。

（文章摘自：《理论界》2014年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