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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历史记忆的重构与台湾的“去华夏化”

——兼论“文化台独”者的思维逻辑及路径选择

在李登辉执政后期及陈水扁执政时期，台湾当局极力推动和实施“去中国化”策略，动作越来越密集。2008 年马英九上台后，这个态势有所减缓，但2016年蔡英文上台、民进党重新执政后，实施“政治反中、法理拆中、文化去中、经济离中、战略制中”路线，“文化去中”呈现蔓延态势。为了政治目的，在文化上推行“去华夏化”策略，以消除华夏文化在台湾的影响，其表征纷繁多样，不一而足，但在看似杂乱的背后却蕴藏着明晰的“文化台独”逻辑和思维。本文试图发掘并厘清这些逻辑和思维，帮助我们更全面、更深入地认识“文化台独”。

▍历史记忆与社会记忆

历史记忆（historical memory or memory for the past），是指个人或集体对过去的记忆。历史记忆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历史是一种集体记忆。按照社会心理学家的看法，一般的社会心理学家都认为记忆是一个个人的内心活动，但是当代社会心理学家却认为其不能完全脱离周围的环境而完全是个人的活动。任何个人对历史事件的记忆都具有社会性，某个群体当中对某一事件的记忆大体上是相同的。

第二，记忆具有传承性和延续性。历史记忆这个词不仅包括它记忆的对象是历史事件，同时记忆本身也是一个历史，是一个不断传承、延续的过程，这个过程本身也构成历史。不同的人、不同的时代对事件的记忆或者遗忘，或者是重构都要经历一个过程。

第三，那些具有所谓的负面影响的历史事件，或者是由于政府的禁止，或者由于让人难堪而不便被公开的记忆，或者是人们强迫自己去遗忘或不去思考的记忆。但对于某些事件来说，人们强迫遗忘的企图往往是不成功的，一旦人们被告知说不要去谈论某件事情的时候，这些事情却往往被记忆下来。

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所长王明珂认为，“历史记忆”“集体记忆”“社会记忆”是三种范畴不同的具有社会意义的“记忆”。

“社会记忆”，指所有在一个社会中藉各种媒介保存、流传的“记忆”。如图书馆中所有的典藏，一座山所蕴含的神话，一尊伟人塑像所保存与唤起的历史记忆，以及民间口传歌谣、故事与一般言谈间的现在与过去。

“集体记忆”，是指在前者中有一部分的“记忆”经常在此社会中被集体回忆，而成为社会成员间或某次群体成员间分享之共同记忆。

“历史记忆”，是指社会的“集体记忆”中以该社会所认定的“历史”形态呈现与流传的部分记忆。人们借此追溯社会群体的共同起源（起源记忆）及其历史流变，以诠释当前该社会人群各层次的认同与区分——如诠释“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民族；“我们”中哪些人是被征服者的后裔，哪些人是征服者的后裔；“我们”中哪些人是老居民，是正统、核心人群，哪些人是外来者或新移民。在“历史记忆”的结构中，通常有两个因素——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在“时间”中延续与变迁。

王明珂把“历史记忆”“集体记忆”“社会记忆”区分开来，对我们深入了解社会、历史不无帮助，但是，在他的叙述中，建构出“社会记忆＞集体记忆＞历史记忆”模式，“历史记忆”成为一个“小概念”，个人并不完全赞同。王明珂在此处的“历史”特指的、狭义的“历史” 概念，但实际上，“历史”可指“过去”，也可指通过多种史料重新构建起来的那个历史，即历史学。正如黑格尔所说，历史同时是一种发生和对这种发生的叙述。“现在”之前的客观存在以及“现在”与这个“先前存在”之间的对话，都是历史。因此，“历史记忆”的涵义比“集体记忆”深厚、宽泛，它包含了“集体记忆”，基本等同于“社会记忆”。

▍“文化台独”者重构台湾历史记忆的路径与方法

“历史记忆”处于不断的形塑和修正之中，正如王汎森所说：“人们的历史记忆像一块黑板，可以不断地添写、涂改、擦拭”，“历史记忆需要不断的‘再生’（reproduce）， 但往往不仅受自然的限制，也可能受社会政治情境所左右”。台湾不同的政治力量上台，都会试图利用包括政治手段在内的多种资源对台湾的“历史记忆”进行“添写、涂改、擦拭、再生”。“文化台独”者借助于李登辉、陈水扁、蔡英文等“政治台独”力量，或两种力量裹挟在一起，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重构台湾的“历史记忆”。

（一）寻找多元“祖源记忆”

对共同的祖源记忆的强化或弱化，对一个族群的延续至关重要。个人或人群都经常借着改变原有的祖源记忆，来加入、接纳或脱离一个族群，造成族群边界的变迁，也就是族群认同变迁。而历史失忆与认同变迁常发生在移民情境之中。台湾是个移民社会，在历史上与中国大陆存在天然的纽带，中华民族是其主流认同。虽然台湾也曾先后经受荷兰、西班牙、日本的殖民统治，一些人具有殖民主义母国认同也是事实，但这是支流。在台湾的政治力影响下，这些支流受到特殊的扶持和凸显，近年来甚至显现出“覆盖”中华民族认同的企图。

2000年，陈水扁在其“就职演说”中即强调要“让立足台湾的本土文化与华人文化、世界文化自然接轨”。他刻意地将“台湾文化”和“华人文化”分裂开来，这实际上是台湾在文化、教育上“统独”之争中“独”派的一种极端表现。在2015年的“104课纲微调争议案”中，台湾某些人对“多元祖源记忆”之寻找和坚持十分固执。他们在淡化甚至撇开“中华民族”的同时，不断寻找荷兰人、日本人、“被大陆抛弃”的本土人为“起源历史”者，而对持“中华民族史观”者而言，这些只不过是“历史流变”中的“枝叶”而已。这种在“起源历史”（“根基历史”）上的针锋相对，实质是不同历史记忆及认同的对立。近年来，“绿营”学者转而寻求建构“原住民祖源论”，推动“南岛语族史观”，就是一例。

（二）结构性失忆

许多民族志显示，以忘记或虚构祖先来重新整合族群范围，在人类社会中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因此“结构性失忆”或“谱系性失忆”这些名词，后来常被研究族谱或亲属关系的学者们提起。族群的发展与重组以结构性失忆及强化新集体记忆来达成。

当下台湾在“结构性失忆”方面的表现有四：

（1）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炎黄”很少被提及，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无人问津；

（2）对台湾做出重大贡献人物如郑成功、沈葆桢、丁日昌、刘铭传，被排除在“记忆”之外，在其“课纲”中不能提；

（3）对蒋氏父子及其领导下的国民党，大力凸显其“恶”而全面遮蔽其“功”， 蒋氏父子及其领导团队因为“二二八事件” “白色恐怖”被戴上恶形恶状、狰狞恐怖的面具，他们对台湾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贡献则完全被湮没；

（4）对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则尽量隐藏其“恶”而全力凸现其“功”，“殖民进步论”渐次扩散。

（三）“重排照片”与“了断”他族群之历史记忆

在一个族群的内部，经常形成不同的次群体，互相竞争到底谁对本族群的“过去”有诠释权。而两个互动密切的族群，经常互相“关怀”甚至干涉对方的族源记忆。失去对自身族源的诠释权，或是接受强势族群给予的族源记忆，经常发生在许多弱势族群之中。“重排照片”，是优势族群权力的展现。在族群关系紧张时，取得全面竞争优势的族群就会试图“了断”对方的历史记忆。这种“了断”包括两个层面：

（1）了断过去从而让自己获得解脱，并达到慰藉或治疗效果；

（2）替政治对手及其支持者“了断”其历史记忆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和利益。

在当下的台湾，“了断”同时在这两种意涵上铺展。

2016年11月6日，蔡英文出席一场名为“征战属谁——追思纪念台籍老兵秋祭”的活动，向包括参加二战的台湾籍日军在内的台籍老兵致敬。台湾籍日军的照片，成为台湾地区领导人致敬的对象，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作为侵华日军后代的蔡英文，为了“解脱自己”而进行“了断”，试图将历史记忆中“忌讳”变成“不忌讳”，进而将“非正义”转化为“正义”，以了却自己的“历史包袱”。而“了断”对手及其支持者的历史记忆的方式，则无非是“对一件规范的真实事件预先规定其意义”，换句话说，就是“凡是不许存在的东西，就不能存在”。在这种“重排照片”心态作祟下，民进党等“文化台独”者持续推进“去蒋介石化” “去孙中山化”，其“了断”“中华民国认同者”历史记忆的意图一目了然。

（四）传播说服：多层次多管道解构和重构

“传播说服”是利用信息传播或沟通的方式来改变人们态度的过程。它包括一个传播者，一个接受者，以及传播者对接受者传达有关信息。1980年代末期以来，在李登辉、陈水扁执政下的台湾，当权者向主动的或被动的信息接受者进行强势的传播，这种传播的核心是在“本土化”口号下的“去中国化”。台湾当局通过修改教科书、调整各级教育体系，对历史展览馆的内容进行调整等“正式管道”来使少数人的“集体记忆”成为多数人的“集体记忆”。 各种照片、影片，借助于电脑网络、社交媒体，迅速流转，影响的广度、深度前所未有。

某些学者经常提供所谓学术上的“客观证据”，虽然他们只不过是在无数的社会记忆中选择“有历史意义”的材料或重新定义过的“典型器物”“文化特征”，但他们给有历史意味的照片、影片供给和赋予了“权威”的信息，对重构台湾的历史记忆和认同有着不一般的影响力。这些台湾的文化菁英主要的平台在于学校讲台。虽然学校讲台所影响的人数不及大众媒体，但因为教科书权威性、系统性的影响，加上与教学与考试、升学、毕业等制度性安排有关，其影响更加深远。

而在公务员考试以及各种社会性考试中，台湾的历史记忆无时不在“解构”和重构之中。2000年10月，台“国史馆”馆长张炎宪在发表“台湾历史发展的特色”的专题演讲时，强调“台湾历史文化的重构是政治民主化后最重要的课题”，他甚至于要求“考试院”改变公务员高等及普通考试的应考科目范围，将“台湾近代史”从“中国近代史”中单列出来并增考“日本近代史”。

▍“文化台独”者重构台湾历史记忆的目标及其可能效果

认同包括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等多种类型，核心是文化认同。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的基础，文化认同是创造民族认同的必要条件。“文化台独”者重构台湾历史记忆的直接目标在于“重构历史”，建构新的社会记忆，终极目标在于消解台湾人的中华文化认同、民族认同，为“台湾独立”奠定思想和心理基础。个人认为，他们无法取得成功，原因如下：

（一）中华民族认同“根基”稳定

民族认同理论包括“原生论”和“工具论”两种针锋相对的理论，前者又称为“根基论”。越来越多的学者把“原生论”和“工具论”加以综合运用，以符合实际历史进程。中华民族认同历经数千年的淬炼，根基十分稳固，不是某些“场景”改变就可以轻易改变。就台湾而言，最能检验这种“根基性”的是在日据时期。即使日本殖民者对台湾实行高压统治，台湾人的中华民族认同依然十分强固。日本殖民者也不得不承认：“台湾人的民族意识之根本起源乃系于他们原是属于汉民族的系统，这种民族意识可以说是牢不可破的。”在当下的台湾，虽然中华民族认同受到种种干扰，但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2016年11月公布的一份民调结果表明“有 86%（台湾民众）认同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负责该项调查的艾普罗民调公司负责人表示，“从之前连续4年13次的调查趋势来看，台湾民众认同自己是中华民族的比例稳定维持在84%以上”。

（二）“中华民族史观”下的历史记忆不可能被“了断”

集体记忆，它们以族谱、传说、历史记载、古墓、祠堂、手札、碑刻等种种面貌存在着。“我们可能强调一部分，隐瞒、忽略另一部分。但对个人而言，被社会现实压抑的过去，并不表示完全遗忘。它以各种形式存在着，无意或刻意地被保存着。”“这些文献、文物与人物言行，成为社会记忆中隐藏潜伏的一部分，等着在往后的社会变迁中被忆起，被赋予新的诠释，成为凝聚新族群的集体记忆。”

在当下的台湾，替对方“了断”其历史记忆成为“新常态”。然而，既然存在为他人“了断”历史记忆的现象和企图，就必然有防止他人为自己“了断”历史记忆的抗争，两者之间的矛盾、猜忌和对立相反相成。在陈水扁执政下的台湾大肆推行“去蒋化”，以达到“去中国化”的目的，遭到台湾民众的坚决抵制。此后，国民党上台，一批学者努力推动“课纲微调”，以加强构筑台湾与中国大陆之间的文化纽带。这种博弈和斗争将会持续下去，“中华民族史观”将获得最后的胜利。

（三）日常生活中的“中华传统”会持续发挥作用

麦金太尔认定：“我是一种传统的一个载体，不管我是否喜欢这种传统，也不管我是否认识到了这个事实。” 每个人，都是“传统”中的人。这种传统在日常生活习惯中就表现为一种习惯。“这些最基本的习惯，这些未经反思的对待事物并与之互动的方式，构成了我们的文化视野”。

2016年11月21日，民进党“立委”刘世芳以“扯铃（即抖空竹）是中国文化”为由提案删减某部门的经费，引发岛内一片嘘声。有人反讽说，“干脆连风筝、陀螺、毽子等一并禁玩，免得勇敢的台湾人从小就被中国统战”，“肉粽、月饼、春卷等食物更一律不准吃，以免身体留有中华文化的遗毒”。此外，台湾人也不可能废除春节、端午节、中秋节，也不可能废除“妈祖”，虽然，这些都来自于中国大陆。

从所谓的“世芳扯铃”事件可以看出，在当下的台湾，“中华传统”固然面临着挑战的危险，但“历史意识中有一种盈余；传统超出了我们能够了解于它的程度”，“中华传统”会持续发挥其作用，而不仅仅是一种主观意愿。

（四）城市建筑和空间承载的中华历史记忆难以磨灭

台湾，有无数的“中国味”的街道、建筑。一条中国传统式的街道，一座中国传统寺庙，一栋中国传统形制的建筑，都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都在传递着中华民族历史信息。如果要消除这些信息和记忆，除非彻底毁灭这些街道、建筑及其构建的城市空间。而万一台湾将来真走向这一步，比如“国父纪念馆”被拆除等，则必定是台湾巨大的人文灾难。

（五）“南岛语族祖源论”无法切断两岸文化联系

近年来，台湾“文化台独”论者试图从原住民的祖源来自于“南岛语族”入手，建构“南岛语族祖源论”，企图以此切断台湾与中国大陆的文化联系。但这种企图无法得逞。首先，两岸主流学界都认为，台湾原住民确实属于“南岛语族”，但其不是独立的、封闭的，而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东南沿海地带，因此，其依然有着与大陆割不断的文化脐带。其次，由于原住民在台湾人口结构中比重太小，在理论上和历史事实上都无法充当全体台湾人的“共同祖先”。“文化台独论者”处心积虑地建构“原住民祖源论”，注定是虚幻的。

（六）“资源”的取得与分配的作用

“工具论者”认为，“族群”是人类在资源竞争中为了追求集体利益，并限定可分享资源的人群范围，而产生的以主观认同凝聚的社会人群。在社会生活中，某些社会记忆或历史记忆被选择、强化，造成个人认同体系中某种认同被强化，个人因此得与其他宣称此认同的人共同追求群体利益。自1987年台湾开放老兵探亲的近30年来，两岸社会、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共同利益越来越厚实，当下的台湾，其“资源”的取得与分配已经无法摆脱中国大陆的影响，台湾“历史记忆”的重构同样无法摆脱大陆的影响。

（七）历史正义的评判

美索不达米亚人创造了“历史正义”的观念。扬·阿斯曼则认为，“法精神是历史之母”。和“正义”概念一样，历史正义的概念也与其主体的立场有关。在中国历史传统中，“孔子著春秋，乱臣贼子惧”的说法，除了“道德”涵义外，也蕴含了这种“法”的精神。台湾当然会按照自己的立场界定“历史正义”。然而，“历史正义”从来不是某个政治人物或政治势力可以掌控，它具有自己独立的内在精神和意志。当下，对台湾而言，在哪一种文化传统或语言系统（中文、日文、英文）里寻求“历史正义”，寻求“历史定位”，是其政治人物、文化菁英乃至普罗大众必须面对的选择。我们相信，中国传统文化历久弥坚的“历史正义”的评判，会让民进党人无所遁形。

▍结语

在文化上，台湾被纳入华夏体系是在明郑时期。由于大批明朝的遗老遗少和文化人入台以及明郑对华夏文化体系的坚守，台湾一度有希望成为华夏文化的小中心。但清廷统一台湾后，消解了这个小中心，此后，台湾长期处于华夏文化体系的“边缘”。日本殖民者统治台湾后，对台湾实行“同化”政策，目的在于促使台湾在文化和认同上“去华夏化”，但并未取得成功。退踞台湾的蒋氏父子及国民党，在政治、经济局势稳定后，在台湾积极推行中国传统文化，企图将台湾建设为“华夏文化体系中心”。李登辉、陈水扁上台后，台湾在政治上“去中国化”，在经济上“脱中国化”，文化上则采取“去华夏化”。2016年民进党再次执政后，沿袭这个政策思路。

就文化方面而言，台湾不可能完全“去华夏化”，但极可能是“华夏边缘化”。目前，这种“华夏边缘化”的趋势已在台湾初露端倪。平心而论，在大陆实力崛起而且越来越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和软实力建设的形势下，台湾不可能把自己建设甚至想象为“华夏文化中心”，“边缘化”是其必然趋势，但在台湾具有分离主义情绪和思想诱导下，台湾的“华夏边缘化”可能走入歧路，埋下社会冲突和动荡不安的种子，必然损害台湾民众的根本利益和福祉，这是令人忧心的。

本文原刊于《台湾研究》2017年第3期，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节，注释从略。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