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学除草及其危害

蒋高明

本文节选自《乡村振兴：选择与实践》，蒋高明著，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

古人采取的以人力为主的物理措施毕竟费力费时，现代农业多不愿采用，于是在工业革命以后人类发明了除草剂这种化学除草方法。化学除草可上溯到19世纪末期，在防治欧洲葡萄霜霉病时，偶尔发现波尔多液能伤害一些十字花科杂草而不伤害禾谷类作物；法国、德国、美国同时发现硫酸和硫酸铜等的除草作用，并用于小麦等地除草。有机化学除草剂，始于1932年选择性除草剂二硝酚的发现。20世纪40年代2，4-滴的出现，大大促进了有机除草剂工业的迅速发展。1971年合成的草甘磷，具有杀草谱广、使用方便的特点，是有机磷除草剂的重大突破。1980年时世界除草剂已占农药总销售额的41%，超过杀虫剂而跃居第一位。

化学除草能够发挥作用，是根据除草剂对作物和杂草之间植株高矮和根系深浅不同所形成的“位差”、种子萌发先后和生育期不同所形成的“时差”、以及植株组织结构和生长形态上的差异、不同种类植物之间抗药性的差异等特性而实现的。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助剂，用以拌种或与除草剂混合使用，声称可保护作物免受药害，扩大了除草剂的选择性和使用面。由种子萌发的一年生杂草，一般采用持效期长的土壤处理剂，在杂草大量萌发之前施药于土表，将杂草杀死于萌芽期。防除根状茎萌发的多年生杂草，则采用输导作用强的选择性除草剂，在杂草营养生长后期进行叶面喷施，使药剂向下传导至根茎系统，从而更好地发挥药效。

化学除草具有高效、及时、省工、经济等特点，适应现代农业生产作业，还有利于促进免耕法和少耕法的应用、水稻直播栽培的实现以及密植程度与复种指数的合理提高等。但大量使用化学物质对生态环境可导致长远的不利影响。这就要求除草剂的品种和剂型向低剂量、低残留的方向发展，同时力求与其他措施有机地配合，进行综合防除，以减少施药次数与用药量。

由于除草剂的广泛应用，目前人类食用的主粮、水果、蔬菜，乃至中草药中，都难于逃离除草剂的影子。然而，这种科技进步是有代价的，这就是食物链有可能被污染，譬如市场上畅销的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油、玉米油、油菜籽油；含转基因大豆蛋白与转基因大豆油的国内外知名品牌婴幼儿配方、孕妇营养食品；转基因豆制品、豆浆粉等，添加转基因大豆蛋白的火腿肠、香肠、饺子等一系列冷冻食品、面包以及儿童喜爱的蛋糕、饼干；一些洋快餐用转基因油炸的食品、转基因豆浆、喂养转基因大豆、玉米家禽、家畜的肉等食品，皆可能让一万亿分之一超低微量浓度的残留草甘膦进入人类肠道，通过肠壁血液循环系统进入体内所有器官，进入孕妇体内的胎儿，种下“母细胞瘤”的种子！这就是前面我们提到了人类在没有终结杂草之前，杂草通过其顽强的抗性，可能借助于人类发明的转基因技术提前终结人类的原因。

除草剂对健康的影响甚于杀虫剂，有些农村妇女或女孩想不开，喝农药寻短见，但一旦喝下除草剂，救回的可能性很小。某省有全国最著名的治疗除草剂中毒医院，估计很多受害者是听信了某些农药代言人声称的除草剂的毒性很小，“比食盐还安全”的错误信息而命丧黄泉的。

今天的农活则是喷雾器一旦背上了肩，就一直到收获。除草剂除草只管灭杀杂草，而不管土地，也不会关心除草剂对于人类食物链的污染，喷洒除草剂这个农活本身就是很有健康风险的。除草剂的毒性很强，几十米远的地方飘过来的除草剂对那些敏感植物还有杀伤作用，打除草剂那几天，村里的农民都不敢开窗户。

农业从来都不是一个偷懒的产业，如果盲目像工业生产那样提高效率，发展懒人农业，那么生存健康问题就会随之而来。2013年6月8日，美国《食物与化学毒理学》公布泰国科学家惊人的实验结果，与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玉米、油菜捆绑使用的草甘膦除草剂农达中的活性成分草甘膦，具有雌激素作用，而且在一万亿分之一超低微量浓度范围促进乳房癌细胞增殖。泰国科学家的该项研究，有助于解释法国科学家不久前做过的长期喂养极微量草甘膦除草剂与转基因玉米研究中，发现巨大的乳房肿瘤的致癌机制。该项发现打破了过去认为“有毒有害物质残留量低于某浓度水平无害”的错误认识，揭示了草甘膦这样的有毒有害物质，恰恰在过去难以想像一万亿分之一超低微量范围，具有很强的内分泌干扰、性激素干扰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