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于怀化周边旅游 作者：糜海平

提及古塔，人们马上会想起少林寺的塔林，西安的大雁塔，杭州的六和塔、雷峰塔，云南大理的塔群，而万万没有想到或注意到从明代至今，在与沅陵城平行的南北中轴线上，一字排列三座七级高塔：凤鸣塔、龙吟塔、鹿鸣塔。旧时沅陵不止这三塔，但今天就定格于此，因此姑且可以命名为“沅陵三塔”。“沅陵三塔”在沅陵人的心目中的位置是非同一般的。在漫长的古代，离开家乡出外打拼的人们，坐船离开沅陵城，对故乡记忆深刻的最后一瞥或最美的印象就是这三塔；久别故乡的游子回到故乡，首先看到的也是这三塔。沅陵城为一水埠城市，上游的船只抵达沅陵城之前，远远就可望见屹立于沅江南岸香炉山上的凤鸣塔，心里顿时会激动起来——热闹非凡的沅陵城眨眼即至，那里有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下游船只远远看见矗立于常安山颠的鹿鸣塔，自然也会有人心潮澎湃，但是且慢，过一会儿还会看见沅江中还屹立着一座美丽的白塔，那就是河涨洲上的龙吟塔。与龙吟塔擦肩而过之后，一座美丽的山城就会呈现在眼前。由此可见，“沅陵三塔”不啻为来往沅陵城的建筑地标。也正因为如此，“沅陵三塔”就成为讨论沅陵风物绕不开的话题。

一、凤鸣塔

凤鸣塔位于沅陵城沅江对岸的香炉山上,建于明万历年，为楼阁式砖塔,七级，高25米,塔身为八边形,底层直径4米,正北开圆拱门,门嵌横额石雕三字“凤鸣塔”。塔中空,相应有六层楼板,有梯可上。香炉山系紧靠沅江岸的一座圆锥独立三峰，离江面约200米高，凤鸣塔正好屹立于圆锥顶，故相加高度约230米，有近80层楼的高度。沅江在沅陵城西与酉水汇合后，忽然江面变宽，至香炉山下水流变缓，形成一个巨大水湾名“东城湾”。在这水湾岸边，突然有一座80层楼高的宝塔，那气势是十分雄伟高峻的。立于塔基之地，往塔尖一望，只见白云飘动，塔也随之运动起来，使人顿生天旋地转之感。登塔内楼梯而上，从塔窗远眺，沅江如练，深碧如染，叶叶扁舟，如在镜面缓缓移动。整个沅陵城也尽收眼底，数不清的房屋，从江边延续到五山之顶，鳞次栉比，蔚为壮观。如在夜晚，万家灯火，投射江面，如播金洒银一般。俗话说，有塔必有寺，凤鸣塔当然也有与之匹配的寺庙，不过不在塔地的香炉山上，而在隔溶相望二里远的凤凰山上，名“凤凰寺”。这凤凰寺也建于明万历年，与凤鸣塔几乎是孪生姐妹。为什么这对姐妹要相隔二华里之遥，且又不在同一座山上呢？

塔，梵文作stupa, “坟冢”之意。东汉佛教传入华夏之后，华人翻译佛经及相关资料时，先后译为“佛图”“浮屠”“方坟”“圆冢”“高显”等。晋代葛洪在《字苑》一书中，创造性地使用了“塔”这一专用称呼。“塔”的原义就是埋骨灰的“坟”，故在其初始时，体积不是很大，在葛洪为其创造性地命名之后，“塔”便进入世俗文化的行业。或供登高临远，或作船行航标，或用来“驱邪镇妖”，或预兆吉祥。概而括之分类为：舍利塔、文峰塔、风景塔、航标或航程塔、城市或寺庙标志塔。凤鸣塔显然是远离宗教因素而侧重世俗塔的含义。正因为这样，所以它才远离凤凰寺。

凤鸣塔的来历，牵扯一个沅水龙的故事。悠悠千里沅江，生活着一个龙的家族，富丽堂皇的龙宫就在河涨洲下，龙王就是老黑龙，儿子为大黄龙和小白龙。河涨洲离城较远，加之在水下，稍为有些冷清，于是太子小白龙不安心，老黑龙就让小白龙去凤鸣塔下建别墅。玩皮的小白龙，时常变为世人，出入中南大城门，去城中尽情玩乐。玩乐之下，荒废学业，疏远功夫，大水来临，竟束手无治水之策，而治水恰恰是龙的看家本领啊！于是有好几个年头，竟水漫沅陵城。老黑龙当然为此狠狠批评过小白龙。批评归批评，关爱归关爱。老黑龙知道小白龙已进入青春期，于是求助天神，降下凤凰在山顶鸣叫。俗话说龙配凤，凤的叫声，别人听不懂，唯龙能听，小白龙能听懂，但为时晚矣。就在他化为凡人去城中游玩时，相中了一位红楼靓女，双双山盟海誓，私订终身，一个非她不娶，一个非他不嫁，于是落得凤凰在山顶日夜鸣叫。那山后来就叫“凤凰山”。

黑白二龙的故事显然是虚构，但“龙不配凤”则是事实。这其中是否包含什么人生哲理或预懺？试问：谁见过人世间的龙凤相配过？无独有偶，二十纪三十年代的张学良就被囚禁于凤鸣塔对面的凤凰山上。张学良不正是一条小白龙、于凤至不正是一只才貌双全的金凤？而张学良就偏偏与非凤的赵四小姐相濡以沫终身！张学良原本可以在于凤至这个女强人的支撑下成就一番大事业的，但却如小白龙一样，久久迷恋于温柔之乡。

虽然凤鸣塔有小白龙那样一个阴差阳错的爱情悲剧故事缘由，但青春年少的男女们都全然不顾这一点。几百年来，凤鸣塔一直是人们春天踏青和秋日登山游的热门去处。出沅陵城文昌门，就有一个渡口，有全日制渡船守候，直奔东城湾后稍事休整，便准备攀爬陡峭的香炉山，虽然只有两百多米的高度，但一口气能登上者却寥寥无几。山是硬要登的，塔也是要上的，登山后的气喘吁吁与登塔临天的兴奋混合在一起，构成了人生中的一种特殊的感觉。等大汗冷却觉得有些累的时候，就拿出点心，开始野炊。青山绿水，白帆点点，微风拂面，爽人爽心，这时吃什么都惬意，那怕是穷苦孩子手中一块普通不过的红薯、一筒简单不过的苞谷。面对此情此景，心里似乎翻涌着什么，想说，又说不出口，人们常常下意识地唱起歌来。只忽然觉得，人世间竟如此美好、如此真实，可观、可看、可触、可摸、可享、可用。婚姻岁月的钟情男女，双双登塔，许一个愿、发一个誓，有山有水，那就是“山盟海誓”。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园林管理部门，瞄准这个商机，用围墙将香炉山围起来，命名“凤鸣塔游园”，在塔顶平台上，装起日本大音响，准备了许多诸如“天仙配”“刘海砍樵”“知心爱人”“心雨”等大陆港台精典情侣对唱曲目，以便让少男少女们着实心动一番，在凤鸣塔下度过一个销魂的夜晚。在这个精心创意下，凤鸣塔几乎有着与上海外滩情人墙一样的文化意义。

这里还创造性地讨论一些有关凤鸣塔的其它问题。

一是建筑工艺问题。凤鸣塔，它其实是最树大招风的。香炉山为一孤山，立于山上的凤鸣塔，要遭受更多的风霜雨雪。无论东风西雨南霜北雷，它都不能幸免，但几百年来，它却岿然不动，什么原因？仔细研究，它的建筑用砖，比一般民居用砖大得多，堪与著名的南京古城墙比仲。虽然它没有皇令作后盾，但却极为讲究。传说必须经过经验丰富的制砖师付，要烧三七二十一天，是普通砖的三倍时间，而且要讲究火候。这样制出的砖，抗风耐雨，不被风化。砌砖时，用的是桐油、石灰、糯米，这三样东西都是辰州特产，按比例拌在一起，粘合砖块，用量少而精，千年不变。这种技术令今天建筑工匠都叹为观止。惟其这种技术，才能出凤鸣塔这样的建筑精品。

二是塔的年龄及其记载问题。这是个古今中外古建筑和文化遗迹都面临的问题。在人口、生产总值和税收水平都相当低下的古代，要修建这样一个建筑精品，耗费应该是相当不少的。即使是“敝帚”都会“自珍”，何况是巨塔？再多费几个小钱，用一块石头，刻上碑记，难道不该？应该是应该，不记归不记，这其中很有奥秘。奥秘就在古代官员本位主义的政绩思想上。中国古代实行的是郡县或州县制，这种制度的别名叫中央集权制，学名叫单一制，其特点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官员异地为官，州县级以上的最高行政长官，都不是土著，而且任职都为有限任期制。与此相匹配而行的当然更多的是短期行为。除了自己任期内短暂的历史，他们什么也不关心，这样就必然为文化的断裂造成压迫之势。由此衍生出中国古代官员的另一个特点：他们喜欢将自己任期内人世间的一切打上自己的烙印。试问:修缮一个文化古迹和新创一个文化工程，谁更能体现政绩呢？回答当然是后者。他们还有一个两面玲珑的做法：重建。中国许多古代建筑，都经过重建，重建有记载，而原载则毁掉，几次重建，原物原记载早已物非时变。如此讨论，显然是想为凤鸣塔及许多文化遗存鸣不平。明代石城以前的沅陵城抑或更早的黔中郡城在何处，在文字那样发达的时代却没有记载，真有些咄咄怪事！凤鸣塔当然面临这种疑案。为什么同为砖结构、楼阁式的西安大雁塔可以是唐代塔而荣获中国古代四大名塔之名，可以成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辰州的凤鸣塔就生辰不明、等级不明？湖南省在1986年以来的文物普查中确认沅陵只有“龙吟塔”为湖南七十一古塔之一，而龙吟塔的建筑用料明显比凤鸣塔要迟后，为什么凤鸣塔却榜上无名？

如前述，在功能上，凤鸣塔从根本上就远离了“坟冢”的含义。在这个问题上，采取汤因比的历史学原则应该是合理的：既反对井底之蛙式的夜郎自大主义，更要反对为我所用就无端貌视他人的大国沙文主义。这虽然是学术方法问题，但说到底还是显示了中央集权制下对地方或外省文化极大忽视的现实和弊端，从中可以看到政治随意性对文化的残酷践踏，看到政府俸禄中的公职人员（主要是官员）如何唯权是听而遗弃传统文化婴儿的莫名其妙的种种作为。弄懂这些问题之后就会进一步明白：为什么凤鸣塔没有碑记和书记；为什么各级文物官员们将其拒之门外；为什么站立于遥远的云之南大理那荒郊野岭的三塔可以成为“国保”，而地处长江中游重要支流沅江河谷的辰州三塔却无人问津；为什么号称体制最为完备、规模最大的旧时代最后一部县志——民国十九年《县志》，居然只用一句话稍稍提及凤鸣塔及其它二塔。

二、龙吟塔

沅陵城东出文昌门，沿沅江行五华里，江中靠南岸便是河涨洲。在枯水季节，洲与南岸相连，人行往来自如，洲北与江北岸形成一个狭窄水道，且有一定的落差。上游至双桥村的平缓水湾，进入河涨洲瓶颈水道后，突然变急，冲刷河岸石头，发出淙淙低吟，故名“龙吟滩”。建于滩边的塔，自然也就叫“龙吟塔”。

“龙吟塔”命名的另一来源当然是那个神话故事。对小白龙的不争气所为，老黑龙当然只有叹息低吟，于是有了“龙吟”之说，以后建塔，就命名“龙吟塔”。

龙吟塔高42米，八方七层，底层围径7.6米，为一典型的楼阁式塔。塔中空，有楼板楼梯，至塔顶观沅江汩汩流水，船、排顺滩飞速而下，塔似乎也移动起来。立于高塔之上，面对此情此景，是没有人不心惊肉跳的。

与凤鸣塔不同，龙吟塔有名有姓，有碑文佐证，难怪省府文物官员和专家将其写上文物铜板册。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碑文载：

明分巡暨阳陈君建浮屠于上。

此表明龙吟塔初建时间在明代，由代表巡抚分巡辰州的今江苏暨阳的陈君所建。一位临时巡检地方的官员为什么要在被巡地建一佛塔呢？答案前已阐述。原因之一此塔就是政绩塔。科举出身的进入集权制的中国古代官员还是有头脑的：设计、施工、拨款，都与自己无关，只要下一道命令，就有人去办。对省长级的巡抚的代理人，谁敢说不？于是就斥资修建，建好了就刻个石碑记录下来。

建塔的另一个原因那就是科举士子的审美理念。作为科举为官之人，都是饱读中国古代诗书的，在中举后丢掉那作为敲门砖的八股知识之后，轻松地徜徉山水就成为必然选择。而辰州优美的绿水青山自然风光，又凑巧能使长江下游平原的暨阳陈君爱不释怀。想表示点什么，留下点什么，这都是人之常情啊！另外，从“分巡”之职看，副省长级的分巡巡视地方，级别不低，但却是个闲职，闲人做闲事，估且就在被巡地建座塔吧。然而我们一定要看到：在那样一个人力、物力都非常有限的时代，要建这样一座规模宏大的的砖塔，绝非等闲之事！既然有了这样一个金色的开头，辰州府后建的官员当然是乐此不疲地修缮或重建了，1819年的嘉庆官员干的就是这事。但工程浩大，财力有限，只建了四层，便中途而止。于是，道光二十七年（1847）后继官员又续修。为耀功，当然又有碑文。碑文一开头便发出感叹：“龙吟塔废之久矣！”

这次续修，使龙吟塔名符其实地以最完美的形象展现人世。塔高42米，堪称辰州第一高建筑，全塔上下大小收缩合理，造型匀称优美，虽高大，却似一美女亭亭玉立于“在河之洲”。全塔装饰精美。塔顶用赤铜铸宝鼎，各塔层翘角皆用龙尾形装饰，塔檐盖琉璃筒瓦，用于滴水；下部塔层置两道一斗三升拱；塔身外墙面八方，各嵌五尊石雕神像；底层南面开半圆形大门，门额嵌龙头石雕，托出“龙吟塔”三字。塔底周围，为一八方环墙庭院；邻墙，便为著名的广福寺。龙吟塔与广福寺构成了一个完美的塔寺组合。

无论从宗教角度还是世俗意义上看，龙吟塔都是一个文化精品。龙吟塔高42米，底部围径却只有7.6米，与同为楼阁式塔的西安大、小雁塔相比，龙吟塔清瘦的中国江南美学风格是极为突出的。正因为如此，远远望去，龙吟塔形象一支长篙直指蓝天，如西方哥特式教堂的尖顶一样。塔的原始实用意义是埋葬僧人的骨灰或舍利，因而形体矮小，但抽象演绎之后，便具有与哥特式教堂尖顶一样的意义：教堂是传达上帝旨意的地方，那尖顶似乎就能通天；佛教也有一个天上世界，佛塔似乎也如天梯一样，那层层楼阁，并不供人居住，而是直指苍穹，通天接地。

如果说佛塔具有宗教象征意义，那么塔下寺庙则具有礼佛求佑的实用功能。龙吟塔下就是广福寺。由于地处江心孤岛之上，往返不便，故尽管名称好听，广福寺却从来都不是一个香火旺盛的地方，它的特点是清幽，它也居然成为善男信女的试金石。一般的信佛者，都去沅陵城边的龙兴讲寺，那里规模宏大，佛像众多，还有火神庙和黔王宫两个大戏台，好玩好耍。至于抽签问卦，只是随意之事。龙兴讲寺如去多去腻了，就去稍远的龙泉寺和凤凰寺，在一般情况下，是不必来广福寺的。如果真是心诚，就在文昌门码头，包一只小船，在沅江的绿色柔波里摇向河涨洲，登岸直奔广福寺。因为清静，这里的僧人似乎格外认真，解惑答疑，似乎就更真切、灵验。独僻蹊径的信徒们就常常坐船来这广福寺，抽签问卦之后，自然就是登塔。这登塔有双重意义，一是观景，二是沐浴一下人间天上的气氛，沾点仙气。

近现代中国政坛名人周佛海，在离开沅陵闯荡世界之前，就去过广福寺、登过龙吟塔。据说，僧人见过周佛海抽的签，都有点失惊色：这个人不成龙，则成蛇。非常遗憾，周佛海从此一去不复返。在他成龙的日子里，他再未光顾过广福寺；当他最终成了一条大蟒后，又无暇光顾了，而广福寺也恐怕不欢迎他的光顾，正因为如此，广福寺才没有毁掉自己的名声。那位人间巨莽，如果再虔诚地抽抽签，他或许能获取一点解“蛇”的秘诀啊！年少气盛的周佛海，当时早已是久读私塾后约相当于秀才级基础上的新式中学的学生，登上龙吟塔，自然心潮起伏，思绪云涌，一首七言律诗，几乎七步而成：

登高把酒饮神龙，拔剑狂歌气势虹。

敢以清流拦巨浪，耻居穷壑伴奇峰。

怒涛滚滚山河杳，落木萧萧宇宙空。

不尽沅江东逝水，古今淘尽几英雄。

龙吟塔的世俗意义，由此可见一斑。离梓游子，不去告慰父母，不去了却儿女情长，却要登塔赋诗，莫非塔能给他点什么。也许能给他一种精神支撑吧。古塔尚且能在此支撑几百年且将继续下去，而人则只须支撑几十年啊，为什么不能塔一样地象模象样地矗立人间？

新中国成立以后，河涨洲成为人民公社下的一个村，废寺兴学，从民国起就成为一个狂潮，广福寺成为一所村小，龙吟塔及其院落，就是孩子们的游乐场。河涨洲是一个富庶小村，既然洪水不能淹没它，而大旱之时却又能保水稻丰收。洲上遍种柑桔，一到桔收季节，一片碧绿，一树金黄，极其诱人。于是村里筹资，废广福寺，建起了一座两层楼的砖木结构教学楼。寺没了，塔还存在，为什么存在？大概是因为塔比寺更少阶级性，而且那砖是特制之砖，拆了也不能与现代住宅建房的标准砖块混用，现代村民拆古建筑的最大用处就是修建猪圈。

1993年国家建大型五强溪水电站，沅陵沅江水面要提升至海拔114米，河涨州村整体搬迁至后山高处，不幸中之万幸，河涨洲仍旧未淹，就是百年一遇的1996年“7.14”大水，河涨洲仍立于洪水之上，龙吟塔发毫未损。而在扩大内需的房地产开发大潮中，河涨洲与龙吟塔差点还卖出了好价钱。开发商有意向：花三千万买下全洲使用权，连同龙吟塔园，用石墙将洲围城“龙吟岛”，与周五工作双休日配套，开发高尔夫球场、水上乐园和龙吟塔二日游等娱乐旅游项目。关注文化精品的人不在意高尔夫球场和水上乐园，而在暗暗关注龙吟古塔的保护。这个项目至今未成真，龙吟塔现在真的是孤伶伶地屹立于荒洲之上，过往船只上的人们大都投去关注的目光。但当代船艇，速度极快，还未细细端量宝塔，就匆匆而过，仅仅心中留下模糊的塔影，当然关注者也真不忍再多看它几眼。知塔者同情之余，只在心里发出感叹：龙吟塔何时不再孤独？

虽然如此，即使在今天，龙吟塔下的河涨洲，还仍然是学生们春游的极好去处。在中南门河边码头包一只机动小船，只十几分钟即可到达。河涨洲有大片鹅卵石滩，后山有满山杂柴草木，随便捡些枯枝败叶，就可野炊，而且河滩上又清洁又安全。摄影是少不了的，古塔倩影，常常是摄影作品的经典样式。对美术学生而言，这当然是写生的一个绝佳去处。带点午餐，背上画夹，在龙吟塔下度过一个休假日，那是极其惬意的。可以说，沅陵的中学生，没有人没在龙吟塔下留过影，没有人没在在龙吟塔下的河涨洲上留下过足迹。

三、鹿鸣塔

沅水发源于贵州高原，从其发源始，便在山中穿行，先是在武陵山中，进入湖南后，便在武陵、雪峰两大山脉的千山万壑中穿行，出沅陵境后才在洞庭湖平原穿行，但其长度仅占整个沅水长度的五分之一。因此，沅水基本上可称为“山江”。沅江水常年有五溪（实际上是五条常年有水通航的小河）入沅，而辰州区域就占了辰、酉两条（如果加上溆水其实是三条），而且是长度、流量最长最大的两条。五溪汇聚沅陵沅水后，沅陵沅水突然变得粗大起来，加上是冲出山区进入平原，因此落差也陡增。由于沅陵的山相对高度（比高）大，沅陵沅水滩多浪急。沅陵城西东两头，便是两条大滩。西为燕子滩，这东头便是龙吟塔所在地龙吟滩，滩北岸便是常安山。这常安山为沅陵城周围方圆几十里范围内的第一高山，龙吟滩冲不过它，本为东北向的沅水，值此折为正东方向。

这拦路的常安山恐怕也是有些来历的。由历史基本事实可知，中国汉唐正北的黄土高原政权进军湖南的主要线路是：越秦岭后，进入江汉平原，再进入洞庭湖平原，然后溯沅澧二水而上，进入武陵、雪峰山地区。进入沅陵城前，势必经过城东的常安山。登山一眺，燕子滩与龙吟滩所夹的宽大水湾的沅陵城尽收眼底。这常安山显然是沅陵城边的一个军事要地，而且从人居的角度看，正是这常安山，在冬季能挡往寒冷的东北风，使沅陵城免受许多严寒的蹂躏。因此就命名为“常安山”。“常安”即“长安”，“长安”，何许地也？中华第一第二汉、唐两个帝国的首都，为避首都讳，故将“长”改为“常”。以“长安”命辰州或沅陵山名，应该不是一件随便的事，以首都名命遥远南方地名的人当然也不是一般的人。究竟何人因何事命此名，没有找到相关佐证，只能暂时成为一个历史之谜。但可以有理由作出一定的推测。古三苗、百濮在此立民立国，中华民族核心成员之一的楚国在此设置了一个幅员广大的黔中郡；中华第一帝国的汉朝将此地的黔山改为“武陵山”，将黔中郡改为武陵郡；中华第二帝国唐朝的政治、军事家们，当然应当在这里留下点什么：设立辰州，修建龙兴讲寺，命名常安山。辰州向来就是一个人见人爱、难以割舍、必须留名留物的地方。命名“常安山”干什么呢？立塔建寺，点缀太平盛世，永葆大唐江山。因此，鹿鸣塔的修建年代，当在唐朝，具体时间约与修建龙兴讲寺同时或稍后。因为寺塔作为建筑，它们的规划座标原点应该是城市。如果辰州唐城已经建立，命名、开发“常安山”就是情理之事。另外还可以从实物考察寻找结论。据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龙吟塔碑文载：

建龙吟塔所剩余钱，又整修鹿鸣塔成七级。

此碑文明示和隐含的信息有三：一是州府官员并未忘记鹿鸣塔。修建龙吟塔余钱完全可作他用，在生产力并不十分发达的清代，对政府而言，钱当然还是相当重要的，不愁没有用处，要用于修建那相对荒凉的高高山顶的鹿鸣塔，一般看来是不大必要的，而既然用余钱去修，就证明有理由在驱使。二是鹿鸣塔存在年代较为久远。从现存的古砖塔看，早至唐代的大雁塔，迟至明代的凤鸣塔，时间都有上千年或好几百年的历史，但它们都依然存在，虽然经过反复修缮，但主体质料仍旧未变。如果鹿鸣塔年代不久，是不需要整修的。三是鹿鸣塔也为七级。现存的鹿鸣塔，只存五级，残缺部分不知，龙吟塔碑文便可补缺。对鹿鸣塔进行现场勘查可以看到：鹿鸣塔虽与凤鸣、龙吟二塔同为楼阁式，但样式还是有差别的。二塔的层级分布均匀，上下大小也收缩均匀，而鹿鸣塔的底层明显比上面各层高得多，上下大小收缩也较大，这两个特点表明，它是一个较古老、笨拙的样式，刚好符合唐朝的建筑审美特点。此外，鹿鸣塔的用砖与凤鸣、龙吟二塔也不同，明显较后二者工艺粗糙许多，这显然是年代久远的一个佐证。其实，对其建筑材料的测定，是可以用科学方法的，现代建筑学家梁思成时代，便已采用了科学方法测定古建筑年代。但这工作没有对鹿鸣塔做，没有做的原因前已阐述过了。

在辰州三塔中，鹿鸣塔的名字最为独特。从民间文化的角度看，“鹿”“禄”谐音双关，一听了然；从文化史的角度看，则更加文雅，又有出典。说是“鹿鸣”，其实辰州地方属亚热带，寒带动物鹿是不生长于此的，“鹿鸣”之名纯粹是纸上谈兵，来自于《诗经》。《诗经》是儒家经典之首，三百零五首诗，共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雅诗部分，介于风、颂之间，名符其实，最具艺术色彩。而《鹿鸣》一首，又位于雅诗之首。此为开头四句：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这是一首贵族宴会宾客的诗。清代学者研究结论：原本为宴宾曲，从周朝诞生起至两汉魏晋间，用了一千多年，但后来失传了。究其原因，可作如此推断：两晋以后，中国的经济、政治中心，逐渐由高原向平原、由北方向南方转移，《鹿鸣》作为一首歌曲，四字短句，由笳鼓伴奏，节奏急促，音调铿锵，而平原和南方盛行长句和丝竹，故《鹿鸣》之曲，不再鸣响，而作为诗的《鹿鸣》，却以文学形式，永垂青史。如果鹿鸣塔系与龙兴讲寺同时代的唐代建筑，那么治理辰州的这位官员，肯定也为北方高原的人，一是饱读儒家精典；二是从小受北方歌曲的影响，于是选取“鹿鸣”作为塔名；三是从后汉大乱到隋唐大治，这中间经历了好几百年的艰难困苦，求统一求太平，几乎是一件梦寐以求的事，一遇大治，自然要歌舞升平，于是借用《鹿鸣》之诗之曲的含义，表达这种情绪，当为自然之事。讨论到这里，当然有理由纠正一下清代学者的结论，《鹿鸣》曲也许在宫廷和京畿之地消失了，但并未一声号令在全国消失。在较为偏远的唐朝的辰州，就还兴唱、奏甚至表演《鹿鸣》曲，不然，又何以用“鹿鸣”命名佛塔呢？况且辰州地区并无鹿的踪影啊！

与黄龙有关的故事是这样的。白金龙不成才，老黑龙当然指望另一个儿子黄龙。黄龙饱读诗书后，不去艳羡沅陵城里的灯红酒绿，而去另一个方向东北边的常安山上，整日吟着“呦呦鹿鸣”，赶着鹿群，徜徉于山水之间。小白龙无才痴情，追求世俗的天伦之乐；黄龙有才放志，崇尚心身自由，谁是谁非呢？老黑龙无法判断，只有沉默。人们循着这个故事，就在常安山上建起了鹿鸣塔。天神对黄龙有些嫉妒，于是每每派雷公劈毁鹿鸣塔，屡建屡劈，剩下半塔，反复几次后人们就听之任之了。鹿鸣残塔又向人们暗示什么呢？常安山山势高峻，人们可望不可即，虽然它是辰州三塔中海拨最高的一塔，但辰州人并不比天神更关注它，它的生辰八字至今无人知晓。从辰州知府将建龙吟塔剩余材料用于修缮它来看，它应该是年岁更早的塔。惟其早，才老衰残缺；惟其早，更能体现社会表象曲线与生活哲理轴线的平行。

鹿鸣塔下有一座寺，名“常安寺”。寺如其名，这寺恐怕比龙吟塔下的广福寺还要清静、安宁，因为常安山山势高峻，周围十里方圆没有人烟。在这种情形下，盗匪是不会来打劫的，但同时僧人们的生活则是极其艰苦的。艰苦之下，难以出高僧和长寿僧人。无高僧则香火不旺，靠施舍难以维持生存。于是僧人们要自己劳动、种粮、种菜，如曾经北方的少林寺一样。当然也有传说，古稀之上的贵族老爷或老妇，偶尔也坐轿上山拜佛，慷慨丢下一些银两。但这要维持一座常安大寺经常的细水长流，显然难度极大，于是常安寺渐渐被人遗忘。在平原政权的大都、开封、南京、北平依次取代“长安“之后，常安寺就显得有点多余了。在热兵器取代冷兵器以后，常安山已没有军事上的“地利”可言，于是常安山直隶镇的建制也被取消，这里渐渐人烟稀少起来。随着僧人的离去或故去，常安寺居然就关了门，再经过几十年南来北往的风雨，就永远消失于人世间。以至于隔代的今天的人们听到“常安寺”时，会露出莫名其妙的神情。辰州地的民间巫文化理念是：寺庙的砖瓦材料，是不能用来建筑民宅的，因此说是人为地拆毁常安寺，几乎没有可能。

常安寺消失了，鹿鸣塔当然也唇亡齿寒，毁成半塔。现在的鹿鸣塔残存五级，一眼望去，马上会让人想起法国著名雕塑家罗丹手下的妓女老妇，真有点令人目不忍睹。常安山无田无地无林木，本来就人迹罕至，没有常安寺，无人去拜佛，鹿鸣塔残缺不堪，也无人去观光，古塔真是孤伶之至！

鹿鸣塔为什么会倾圮残缺呢？有几种说法。

一是雷电击劈说。此说民间流传最盛，且神乎其神。清同治《沅陵县志》载：“鹿鸣塔，七级，半塔残破，屡建塌”。此塔于道光年间才修整，到同治不过几十年时间，就塌了少半截，真是没劲。于是辰州民间传说：此塔高峻，恐入天庭，天帝派雷神电削其半，以断天路。由此看来，神教与佛教居然也有冲突。佛教宣扬随佛去西天极乐世界，神仙们却唯恐凡人进入他们的世界，神满为患，不能共福。再根据小黄龙的故事稍加演绎。原来追求洁身自好的自由主义人生也不是完美的人生，如鹿鸣残塔一样。小白龙可以醉意于温柔之乡，小黄龙上哪里去呢？那一群呦呦鸣鹿，最终也会生离死别，死于弓箭或火铳之下，成为王公贵族盛宴上的大餐！即：宴宾朋，唱“鹿”歌，吃“鹿”肉。

二是招风惹雨说。常安山为沅陵城周围方圆几十里的第一高山。鹿鸣塔又屹立于山的最高处，天地之间，格外显眼，四面光照，八面风雨。从科学的角度看，一切古建筑，都是消逝于周而复始、永不停歇的风雨之中的，鹿鸣塔当然也不例外。但当年的规划者们居然连这一点也没有想到？也不尽然。可以这样设想，当时的常安山肯定是森林一片，在茂密森林的围护中建筑砖塔，风雨侵蚀显然不大，后来人口和城市发展，建筑用材大量增加，经济学原则下的“兔子”就专吃“窝边草”，常安山上的森林自然不能幸免。树木砍尽，鹿鸣塔成为“光杆司令”，无遮无掩，风雨侵蚀，无可厚非。其实，常安寺消失的原因之一就是就地无可取木材，所以无法维修寺庙房屋。

招风惹雨说在传说中另有故事。一恶龙窜入沅陵城，先遭遇小白龙，小白龙因色误功夫，敌不过恶龙。恶龙经过龙吟滩头时遭遇老黑龙，又是一场恶战，功夫不相上下。但老黑龙是主场，恶龙是客场，于是有些心虚。加上龙吟塔射出镇妖之光，恶龙情急之中，欲升天逃走。就在此时，常安山上的鹿鸣塔也射出镇妖强光，恶龙升天不能，断了逃路，老黑龙飞快赶来，趁机杀死恶龙。恶龙死前，对他的兄弟们吐三个字：“鹿鸣塔”。兄弟们知其意，但奈辰州三塔不何。最后他们想出一个绝招：贿赂上天雷神。头脑简单又脾气暴躁的雷神，见利忘义，就用电斧劈了鹿鸣塔。这雷神到底还是粗中有细，鹿鸣塔系朝廷重臣所建，来头也不小，与龙兴讲寺都有些瓜葛，绝不能全毁，以免闯大祸而不可收拾。于是大斧稍偏，削去半截。虽然鹿鸣塔高矗山顶，强遭风雨侵蚀而倾颓，但也并非不堪一击。道光二十九年龙吟塔碑记称只是用余钱整修鹿鸣塔，可见那时还未倒塌半截，而仅三十年后的同治年间的《县志》却称“屡建屡塌”，显然不合实际。同治人不可能“屡建屡塌”，这种说法误导了此后的人们走入迷途。人们纷纷传说鹿鸣塔屡建屡遭雷劈、辰州只允许存在两个半塔，于是便无人去修缮残塔了。“屡建屡塌”论是荒唐无稽的。如果是要防雷，只要安装一根避雷针即可，而修建垮塌的两层砖塔，也并不要费太多的人力、物力。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这点工程简直是“小儿科”。事半而功倍，何乐而不为呢？但时至今日，还未见有修复鹿鸣塔的丝毫动静，真不知这其中有何缘故。

中国现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鲁迅，在近九十年前写过一篇著名的杂文《论雷峰塔的倒掉》：

听说，杭州西湖上的雷峰塔倒掉了，听说而已，我没有亲见。但我却见过未倒的雷峰塔，破破烂烂的映掩于湖光山色之间，落山的太阳照着这些四近的地方，就是“雷峰夕照”，西湖十景之一。

……

那时我惟一的希望，就在这雷峰塔的倒掉。

鲁迅先生将雷峰塔倒掉的社会现实与民间故事《白蛇传》巧妙结合起来，借题发挥地赞扬了旧时代女性白娘子为争取自由和幸福而具有的执着、反抗精神，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己所不欲而又强加于民的残酷所为，从而表达了人民对“镇压之塔”倒掉的无比欢欣之情。虽然有鲁迅借塔讽今，但作为文物和西湖风景标志之塔，2001年，雷峰塔还是恢复了，而且比古代建得更讲究，而远方辰州的鹿鸣塔，却还依旧。

那么我们从鹿鸣塔的垮塌未修又能联想到什么呢？鹿鸣塔被雷神劈削显然只是神话，但“镇恶遭恶报”和小黄龙无为山水却遭厄运，就不能不引起人们深思了。非常费解的中国成语“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此找到了最好的注解，这里同时也注解了鹿鸣塔垮塌未修的原因。鲁迅先生希望雷峰塔倒掉，我们当然不希望鹿鸣塔总是呈现垮塌残败的样子。鹿鸣塔地处沅陵城东最高峰的常安山上，每当旭日冉冉升起之时，它最先沐浴金色阳光，故有“鹿鸣旭日”之景，但近看却是破败不堪的残塔，那是大煞风景的，也辜负了金色阳光的一片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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