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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章节:
01、吃抗抑郁药后转躁,能不能诊断双相?
02、部分艾斯伯格综合征是创伤所致
03、顺利康复背后的关键因素
前两天,我们分享了抑郁症患者刘可的康复经历。她出国留学时出现症状,无法坚持上学,恐惧社交,严重失眠,不得不休学回国。
刘可多次到北大六院就诊,先被诊断为抑郁症,但吃药效果不理想,还出现了“转躁”,又被诊断为双相障碍。但药物还是解决不了她的社交和学习问题。
休学1年时,她开始接受我们的系统化深度心理干预,用了大约57个小时的心理干预时间,她的睡眠、学习、社交问题都解决了,逆商还大大提高。
结束心理干预回家后,刘可很快独自前往国外深造,现在都快毕业了。
部分读者对这个案例的康复过程存在疑问:
北大六院的专家都诊断双相障碍了,为什么何医生你却认为她是抑郁症呢?
连刘可的爸爸回顾女儿的病情时,也有一些疑问:
孩子吃了药之后情绪平稳了些,为啥不减药,突然又要加大药量呢?
北大六院已经是国内顶尖的精神专科医院,为什么也达不到我们的康复期待?
其实这些疑问也是很多患者、家长的疑问,以下结合刘可的病情和康复经历做一些分析。
01、吃抗抑郁药后转躁,能不能诊断双相?
刘可一开始的主要症状是这样的:
长时间不开心,失眠,食欲差,以前感兴趣的事都变得索然无味,对什么事都提不起劲,不想出门见人,更没法去上学……
用精神科大夫的来说,这是典型的抑郁发作:情绪低落、兴趣减退、精力缺乏,而且持续时间超过了2周,明显损害了社会功能。
可以说,刘可那时被诊断为抑郁症是非常确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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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她开始吃北大六院专家开的抗抑郁药(草酸艾斯西酞普兰),感觉心情和睡眠都好了一点,就去找了份工作。但很快,她和领导、同事闹不和,状态又下滑了,辞职继续在家休养。
休养了一段时间后,她的情绪又稳定了下来。刘可爸爸也说,只要闺女带在家,情绪和睡眠都还可以。
他们再次到北大六院复诊时,爸爸寻思着药物是不是能减量了。可大夫却决定加量,刘可爸爸百思不得其解。
其实,这有可能是大夫得知了刘可工作受挫的经历,发现她与人社交、工作学习等社会能力还是没有恢复,便想加大抗抑郁药的用量,希望能把她的情绪进一步调动起来,然后认知和行动力得到改善,从而更好地恢复社会功能。
这位大夫加药也加得相对谨慎,只从每日1片加到了1.5片。
刘可按这个剂量服用了4个月左右。期间,刘可父母发现女儿的状态不一样了。她变得更健谈,语速更快,有时看起来有点兴奋,而且跟父母说话“很狂”,很容易生气。
刘可爸爸举了个例子,一家人吃着饭,他和妻子谈论社会时事,提及我们国家的一些制度仍需完善,不及发达国家好。
刘可马上不爽,毫不客气地怼父母:“你们不爱国啊!”
他们再次复诊时,北大六院的专家听了这些反馈,立马说原来的抗抑郁药都不能吃了,换成了拉莫三嗪,这是一种治疗双相障碍常用的心境稳定剂药。
后来,刘可又看了北大六院别的专家,诊断是双相障碍,经过多次试药后,最后稳定在每天2片碳酸锂。
很明显,北大六院的专家认为刘可当时变得易怒、语速快、话语多、开心愉悦,是轻躁狂/躁狂发作,那这就不是抑郁症了,而是“躁郁症”了,也就是双相情感障碍,用药方案完全不同。
那么问题来了:
刘可这种状态,到底是不是真正典型的轻躁狂/躁狂发作?
就算是,那是不是抗抑郁药加量之后导致的?
如果抗抑郁药导致了轻躁狂/躁狂发作,能不能诊断为双相障碍?
我对刘可面诊时,问过她那段时间为什么“性情大变”。
她说,情绪好是因为当时在网上认识了一名网友,两人聊得非常投契,网友十分能理解她的经历和感受。所以她很高兴,觉得遇到了知己。
对于易怒,她说是因为有时爸妈说的话令人很生气,“他们总觉得咱们国内不好,西方发达国家都好,尤其是我爸,像个愤青。其实西方国家根本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美好,我在国外待了4年,我都知道!”
但她也承认,过去就算爸妈让她生气了,她一般就是生闷气、冷战,反应不会那么剧烈;话多、语速快,也确实是当时的表现。
我认为,刘可这种情况不属于真正典型的轻躁狂/躁狂发作。她因为结识了好友而心情好,这属于比较正常的情绪反应,不是轻躁狂/躁狂发作的那种心境高涨、精力充沛、自高自大。
她的易怒也不是很多精神科大夫理解的“易激惹”,而是激越状态,这背后有亲子间观念冲突,以及叠加性心理创伤被激活的因素。
刘可以前也把国外想得很美好,但真的出国后,在国外遭受了心理创伤,甚至被外国老师不公平对待。她很失望、很愤怒,真是“一出国就爱国”。
所以她父母无意中说起国外的好时,她的叠加性心理创伤被激活,内心的愤怒被点燃,便忍不住发脾气,指责父母不爱国。
那为什么她回国好几个月都没出现这种状态,抗抑郁药加量后就这样了呢?
这里面确实不能排除有药物诱发的因素。服用的抗抑郁药加量后,刘可的情绪进一步走高,遇到事情容易沉不住气,那她跟父母的观念冲突、心理创伤被激活后的愤怒就更突显了。
对于药物诱发了轻躁狂/躁狂发作、能不能诊断为双相障碍,这一点在国内外精神科临床中都是有争议的。
我认为这不能算,应在减药、撤药后,药物作用消失后,再观察患者是否有真正的轻躁狂/躁狂发作。
但那位北大六院的专家则认为,即使轻躁狂/躁狂发作可能是药物诱发的,也应诊断为双相障碍。
所以总的来说,我认为刘可当时的状态主要属于“抑郁症伴激越状态”,这背后的原因以现实因素(结识好友,与父母的观念冲突)、心理因素(叠加性心理创伤被激活)为主,药物诱发因素为辅。
后续,这个判断在我们的临床心理干预中得到了证实。
催眠治疗师Lucy利用深度催眠下病理性记忆修复技术(TPMIH),修复了刘可在国外遭遇的一连串心理创伤。我也引导其父母要看到国内的飞速发展,发达国家的不足,不要盲目地崇洋媚外,争取与女儿的三观保持一致,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02、部分艾斯伯格综合征是创伤所致
在分享刘可的案例时,我们提及她小时候的表现,很可能符合艾斯伯格综合征(也称为阿斯伯格综合征,AS)的表现。
艾斯伯格综合征的核心症状是人际交往困难、语言交流困难、行为模式刻板意识化、兴趣爱好局限而特殊、动作较笨拙等,但没有明显的智力障碍。
主流精神医学认为,该病病因不明,但倾向于认为与遗传、生物化学方面的因素有关。
而刘可从小性格非常内向,从幼儿园开始就不愿跟老师、同学交流,最喜欢一个人搭积木,连自己玩过家家时也不说话。
她长大后与人交流时也说话直接而简单,沟通能力差,不顾及别人的感受和反应,很容易引发人际冲突。
但她成绩很好,一直是学霸,学习上基本没让父母操心过。
她父母很早就留意到女儿的社交问题了,但没有太在意。如果那时他们带刘可去看精神科医生,她很有可能被诊断为艾斯伯格综合征。
我们以前接诊过一位被国内权威专家诊断为艾斯伯格综合征的患者琪琪。琪琪患者当时17岁,恐惧与家人以外的人见面、交流,不敢一个人出门,几乎丧失了社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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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后来我们利用深度催眠修复了琪琪相关心理创伤后,她的社交症状完全消除了。
所以,我们结合大量深度心理干预经验认为,部分艾斯伯格综合征的根源不是生物层面因素,而是心理社会因素,尤其是患者幼年时期经历的叠加性心理创伤。
刘可就是典型例子。她的妈妈脾气比较急躁、严厉,对女儿造成了很多心理创伤。
尤其是刘可1岁时跟妈妈坐火车时,因为不愿意跟对面的小男孩玩,妈妈立马黑着脸,生气地瞪她。年幼的刘可非常害怕,更加不愿意跟小朋友玩,心里也对妈妈有了一定的抵触。
上幼儿园时,她被小朋友捉弄,心里委屈、愤怒、害怕。但因为遭受过来自妈妈的心理创伤,她不敢、也不愿告诉妈妈,这个创伤始终得不到修复。
从此,她到了幼儿园门口就不想进去,更别说跟老师、同学交流了。
她的沟通能力差还与一次玩过家家有关。本来,她自己玩过家家时是会说话的,可有一天突然爬出来一只大虫子,她吓坏了,并且觉得自己说的话被偷听了,从此玩过家家就只在心里默念。
以上这些创伤刘可都不记得了,她一直认为自己性格内向,不懂与人社交是天生的。她虽然经常跟人发生冲突,但冲突中她没有明显的过错,更多是因为一些误会和双方观念上的差异。
催眠治疗师Lucy问她,那你去跟人家解释了吗?
她说,解释了啊,没用!
可在深度催眠下发现,她的所谓解释过于简单了,别人不但没明白她的真实感受和想法,反而容易造成进一步误会。
也就是说,刘可的社交障碍和沟通能力弱是互相影响的。因为不愿意社交,她从小缺乏社交和沟通的实战演练,不知道如何理解别人的反应和感受,也不懂得清晰、到位地表达自己;然后更容易引发人际冲突,她就更不愿社交,进入恶性循环。
催眠治疗师Lucy找到这些叠加性心理创伤后,予以精准化的修复,引导她学会积极、正确地表达自己,后续我也教给她一些人际交往的技巧和法则,她的社交障碍和沟通问题一下就解决了。
刘可的例子提醒广大父母:不要总以为“孩子还小,不懂事”,其实孩子在幼儿、甚至婴儿时期就形成记忆了。
如果父母无意中在这个时期对孩子造成了叠加性心理创伤,孩子以后罹患精神心理障碍的风险会增高。
所以,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孩子有多小,父母与孩子相处时要注意说法的方式和语气,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使用科学的教育方式,要理解、体贴孩子的感受。
03、顺利康复背后的关键因素
有的读者还疑惑,为什么刘可一开始的学习障碍很严重,学都学不进去,但情绪症状消除后,学习能力很快就回来了?
有些患者不是还要专门塑造高效学习状态吗?
这个问题确实因人而异。
很多抑郁症、双相障碍的青少年患者,他们的情绪症状逐渐缓解、甚至消除后,能学习了,但学习效率不太理想,学习时还是有点烦躁。这说明他们还是有一定的学习障碍。
我们会利用深度催眠下条件重建技术(CRRDH)帮助他们塑造高效学习状态,有助于他们更顺利复学,赶上学业进度。
但对于刘可,我们当时没有这么做。
因为她当时还没确定是否出国继续攻读学位,就算不读了,她的学历和能力也不低,后续直接找工作、步入社会也完全可以。换言之,她没有现实的学习压力。
她回家后,也确实找过一份工作,干得也不错。但这时的她反而不满足了,觉得舞台太小,还是想出国把学位读下来,以后更好地发展。
她的上进心和自我追求回来了,学习动力有了,情绪也一直很好,再加上知识基础本来就很好,重新捡起学习就很快了。学习状态甚至比以前更好。
其实她的逆商也是如此,心理干预过程中,我们没有专门对这个方面进行处理。
只是催眠治疗师Lucy发现她遇到问题爱逃避时,在深度催眠下修复了相关创伤,并引导她面对困难时要持有积极的认知,并勇敢地面对、解决。后续,我也跟她探讨了一下逆商的本质。
那么心理干预后,她的逆商提升很快就显现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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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刘可的性格里本来就有一定的逆商,她大一到大三独自在国外,肯定面对过很多困难,她也努力应对了。
只不过她那时的应对方式不够积极,主要是靠“忍”,而不是理性地解决、甚至从中获得提升。所以忍的时间长了,心理创伤越积越多,最后就情绪崩溃了。
从这个角度看,其实高逆商的塑造不一定要经历很多苦难,关键是在于我们面对挫折时的情绪和认知,尤其是积极的认知,这非常重要。
通过系统化的深度心理干预,我们可以引导患者面对困难时,具备积极的认知方式,主动调节自己的情绪和心态,这是一种快速建立高逆商的方式。
总的来说,刘可的心理干预过程是比较顺利的。很多其他的患者,心理干预过程会有波折,个别案例甚至险象迭生,但刘可的没有。
可这并不代表刘可的病情简单。
事实上,她遭受的叠加性心理创伤非常多,有一次深度催眠下病理性记忆花了4个小时,修复了12个创伤。而且,她总共的心理干预时间也不算短,约57小时。
那为什么她能康复得那么顺利呢?一方面是她和父母对我们都有高度的信任和配合。刘可以往还对催眠有过一些了解,不但不排斥,还非常认可。
也就是说,我们花在建立信任关系上的时间是很短的,这是达到良好效果的重要因素。
另一方面,刘可没有因各种主客观原因而暂停干预,她一直待在广州,直到心理干预结束,这就降低了中间出现波动的风险。
现在,刘可再次一个人在外留学,而且是在国外新冠肺炎疫情远比国内严重的时期,可想而知,各方面的压力是不小的。
但前不久我对她回访时,我能感觉到她状态非常从容、淡定。她很珍惜现在的状态,甚至说感觉比患病前更好。
确实,现在刘可比以前更加积极坚强,理性成熟,她即将学成归来,她和父母的交流也更加顺畅,药物也早就撤掉。实际上,她的复发可能性已经为零了。
刘可一再对我们表达感谢,其实,她还要感谢自己的努力,以及其父母的付出和智慧。
尤其是她的父亲,刘可接受心理干预时,大部分时间是父亲陪护的。他非常理性、耐心,给了女儿很大的帮助。在我们接触过的家长中,他是非常独特的一位。
明天的文章,我们再专门谈谈刘可的父亲,希望能给父母们带来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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