虱子在身上会引起腰酸头疼吗(阴虱会腰疼吗)虱子在身上会引起腰酸头疼吗(阴虱会腰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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虱子在身上会引起腰酸头疼吗(阴虱会腰疼吗)

虱子在身上会引起腰酸头疼吗(阴虱会腰疼吗)

作者 | 李晓季


前言



早就想把我下乡的经历写出来。因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开了历史的先河,而且相信以后也不会再现。


我的这段下乡经历是我人生中一段不可磨灭的记忆。


自从离开农村,那里的人、那里的景一直萦绕在脑海中记忆犹新,平日得闲我把全村从南到北挨家挨户都回忆起来,并记下了每户人的名字,因为他们都是那么淳朴那么善良。


同甘共苦的知青,兄弟姐妹之情使我彻夜难眠,总是梦里回到任保圪旦与他们相见(上图是2018年五原仁保圪旦现状)。


想写作的念头时时涌动,真的拿起笔来,总觉得自己水平有限,又无从下笔。经常看到一些老知青的作品,感同身受得到启发。


在2017年五四青年节之际,在知青小组哥姐们鼓励下,我又有了写作的冲动,试着写写吧,也许再不写就没有机会了。


我写这篇回忆录只是想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回忆并记录下来。这里没有虚构,没有夸张,没有华丽的辞藻,有的只是我知青生活的真实写照与在那个时代的真实感受。


只有亲身经历过那段艰苦岁月的人才能体会到其中的酸甜苦辣。时光虽已逝去,但那刻骨铭心的记忆永远挥之不去。


毕业选择


我是六九届初中毕业生,当时管我们这届叫“小六九”,不在老三届范围之内。称老三届为知识青年还当得起这个称号,毕竟他们在中学里上过一至六年的文化课,学到一定程度的文化知识。


如果称“小六九”为知识青年我受之有愧。我在常德道小学呆了整整八年,最后两年文化大革命,68年进入十二中学,学工、学农、大批判,文化课没上多少就面临毕业分配了。


我的父母亲及亲戚均在文教卫生部门工作,在我的心中那时的医院、学校是两片净土,医生、教师是我向往的职业。



记得小时候写过《我的理想》作文,我的理想就是做一名医生或护士。所以我羡慕妈妈的工作,每天她下班回家我都喜欢闻她衣服上消毒水的味道。


上学时我很爱学习,成绩也很好。可是憧憬着美好理想的我,还没等中学毕业,还没学到多少文化知识却被当作知识青年,就要被这不可阻挡的历史洪流冲到农村的广阔天地,去经风雨见世面,接受再教育去了。


天津市69届初中毕业生分配比例是40%留城,其余下乡。由于我的哥哥是3527厂半工半读毕业城了,姐姐68年下乡去了内蒙,到我这是必走无疑。


我们十二中学有黑龙江建设兵团和山西插队的任务,当时我们都非常向往着当一名兵团战士,身穿军装只是没有领章帽徽,再有就是兵团有组织有工资,最起码可以吃饱肚子。可是名单下来没有我。


我要尽最大的努力去争取机会,我和几个同学一起到兵团办事处——解放路第四招待所,跟招兵人员说尽好话表决心,求人家收下我们,可是无论怎样也是不行,让我们回去听党的召唤,服从学校分配。我们非常失望地回来了,只有下乡插队了。


我们学校下乡插队的地方是山西省长治专区长子县,这地方长年干旱不下雨,吃水要下山去挑,挑上来的还是浑水。到这么贫瘠的地方去,还不如投亲靠友到内蒙古河套平原的五原县去。


很多人都知道“黄河百害唯富一套”,五原乃河套重镇,这么富庶的地方,有姐妹俩还有一个叔伯二哥在一起互相照顾,父母可以少操一份心,这也是父母的意愿。


那个年代一家走两三个孩子的太多了,所谓的“投亲靠友”其实不是乡下有他们的亲戚,而是投奔早走的哥姐而已。


在69年我还没有正式下乡前,就跟随组里几个由津返蒙的知青去了一趟内蒙,那趟纯属是玩去的。


从天津南站爬上了一列货车,车上装着拖拉机,我们坐到拖拉机驾驶室里,在上边大家高声唱歌有说有笑的,惊动了检查车辆的列车员。他把我们轰下车,说那里太危险,还是坐到守车里吧。


守车是列车的最后一节,是负责押运列车的列车员呆的车厢。我们没想到他对我们这么开恩,原来他的孩子也是知青,没有钱坐火车,所以对我们很同情。


这列车到了大同就停下了,我们又找别的西行的货车。一路上扒火车,有拉煤的货车,一个个脸都跟包公脸一样,互相指着对方大笑,还坐过闷罐车等。那次旅行既刺激又好玩,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


也就是那趟内蒙之行对我的影响极深。我看到了组里的哥哥姐姐们青春焕发朝气蓬勃,大家在一起如同兄弟姐妹般亲切,看到老乡们对我的一片热情,看到了农村的一切都这么新鲜好奇,这些深深地打动了我。


当父母让我选择是去山西还去内蒙时,我立刻选择了内蒙。


赴蒙路上


我有些男孩子的性格比较好强。1970年8月4日我将赴蒙,临行前我没有让父母送行,没有掉眼泪,也没有离家时的依依不舍,就像上次到内蒙去玩一样就这么走了。


虽不是大批知青轰轰烈烈奔赴农村,但我一路并不孤单。


组里有个高三的老大姐当年24岁了,她与一个复原军人新港工人结婚了,她的魅力居然把新郎也带到了内蒙农村插队落户了,这样我随同他们新婚夫妇一道前往内蒙五原。


路上他们对我的关心照顾,让我首先感到了知青间兄弟姐妹般的温暖。


客车到北京换车时要逗留几个小时,我为了不当他们的“电灯泡”,不给他们增加负担,就自己逛街到天安门广场照相去了。



列车开了一天一宿终于到了五原县刘召车站,接我们的“专车”在站外等候,“司机”是知青,他赶着一辆大胶车已然是一个熟练的车官了。



六十里土路坑坑洼洼、颠颠簸簸,大家有说有笑、其乐融融。我来到了任保圪旦,踏上了这片视为我“第二故乡”的土地,融入了这个集体,将为这片土地奉献我的汗水与热血。


至于将来的前途会是什么样,说实在的我当时真是一点都没有考虑。


苦中作乐


“任保圪旦”是这个村的名字,全称是内蒙古五原县沙河公社永胜大队三小队。村里有三百多人,有李姓和戴姓两大家族,还有许多从河北、山西、山东、甘肃等地移民过来的。



这里没有电,晚上只有一个自制的小煤油灯照亮;没有砖瓦房,住的是草坯房;没有铺柏油的公路,都是土路,大家风趣地称之为“扬灰水泥路”。


因为晴天时汽车从身边一过,扬起的灰尘让人看不见路,下雨天走在路上,连泥带水的把鞋都粘掉了。这里大部分人都不识字,更没有见过高楼大厦、电灯电话了。


知青的到来是农村的新鲜事物,带来了学习文化、科学种田、科学饲养的新观念。


同时知青们经过两年多的锻炼,对农活已经相对熟悉了,对农村的生活也已经适应了,还学会了后套话,和老乡们拉近了距离,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知青小组是由天津61中学从初一到高三各年级的,和随同哥姐弟妹一起来的其它学校的,这样形成了一个大家庭。


我是最后来的是年龄最小的一个,我的到来又给知青小组增添了新生力量。我不但从老乡们那学到农活技术,也从哥姐们那学到生活的本领。



我很快学会了拉风箱,烧火做饭、挑水、养鸡、自制糖化饲料喂猪。

那时组里已经开始自己轮流做饭,每天一个女生留家里为近20人做饭,男生下工后负责挑水。



20人每天洗洗涮涮的用水量大得惊人,最多时要用22担水,那时村里人说井都让知识青年掏干了。可想而知男生也是非常辛苦的,不过只要别让水缸见底就行。


做饭可不一样了,20人的饭量真不好估算。下乡头几年知青有国家给的定量口粮,再有那几年收成还不错可以吃饱饭,所以吃得快的甚至能吃撑着,来晚的吃得慢的可就不好说了。


记得一次轮到我做饭吃面条。因为我们是用最大号的九烧锅,少得可怜的那点儿油,连锅底还粘不过来呢,所以要用舀汤的铁勺倒上一点胡麻油伸进灶口炸花椒油,再撒上把盐,然后往面条上一浇完事。


看着做面条很简单,可是要自己和面擀面条,面要特别硬擀起来可费劲了,18个年轻人吃饭得用10几斤面粉,做完面条胳膊都酸了,还要拉风箱烧水煮面。


煮好几盆面条过了水放在灶台上,叫大家来开饭。


我刚出去几分钟,回来一看让我大吃一惊,锅里盆里一干二净不说,调皮的男生把空盆倒扣在大锅上,又摞上一空盆架上筷子,再摞上好几层碗,足有一米多高摇摇欲坠的,灶台上桌子上乱七八糟,这是假武工队进村了吧?


这时他们突然出现在窗外,看我呆傻的样子,哄笑起来喊着:“没吃饱!没吃饱!”啊!原来如此这是对我表示抗议,饭不够吃的啦,可我还没吃呢。


如此恶作剧层出不穷真叫人哭笑不得。他们吃面条就是“直达快车”,根本不在嘴里停留,直接吞下去,曾有人掐过表可以在几秒钟之内就吞掉一大碗面条,我算见识到了真正的狼吞虎咽。


记得一次二哥家里寄来一包腊肠,他拿出来贡献给大家改善一下伙食,这可是太稀罕的食物了,我们多时不沾荤腥了,就等着转天做一顿腊肠炒白菜解解馋了。


可是转天怎么也找不到腊肠了,头天高高地挂在凉房里,不会被老鼠吃了吧。


后来才知道是被一个老乡偷吃了,他没见过这东西简直太香了,实在忍不住就都吃了。可是这腊肠是生肉的,他居然也都吃了,以后这段子也成了笑谈。


知青生活虽然艰苦,但毕竟都是年轻人,大家一起在苦中寻找着乐趣。


知青农民


能吃就能干。知青们经过几年的锻炼,已经成了地道的农民了,在村里已是一支强大的主力军。


那时农村已经实行大寨记工制,有的人出工懒懒散散,出工不出力,知青的到来增添了生气,掀起了劳动的热潮。


我在农村四年多,春夏秋冬四季的农活差不多都干过来了。


春天往地里送粪,用手抓着粪土撒开,春天大风一刮满身满脸都是,连嘴里都有。挖渠、打堰、担土、平整土地,这些活较为拼体力,不过我那时已经长到近一米七的大高个了,很快就能与当地女社员一比高低了。



夏天锄地、薅草间苗,薅草可不能小看。刚一去不认识哪是苗、哪是草,很容易混淆,高粱苗是红根,草是绿根,谷子是圆根、草是扁根,弄不好可就减产。


薅草是要蹲着干的,这可难为我们了,蹲一会腿就麻木得不行了,实在忍不了就爬着往前走,若一屁股坐下去压倒一片苗,要挨队长骂的。


最为辛苦的活要数七月份割麦子,十几天内把麦子全都抢收回场面来。每天凌晨三四点钟就起,迷迷糊糊往地里走,到地里认了垅子就拼命地往前割。


地头长得一眼望不到边,割一会儿就已经腰酸腿疼直不起腰来了,要想站直了得先蹲下,再慢慢站起。这时的腰部是凉飕飕的,用指甲掐下去,根本不觉痛,都已经麻木无知觉了。


尽管这样还得机械式的继续割下去。我的腰肌劳损就是那时坐下的病,给现在的腰椎间盘突出埋下了隐患。



内蒙的夏天是尜尜天,早穿棉午穿纱晚上抱着火炉吃西瓜。


凌晨的露水将鞋袜裤腿都打湿了,早已汗流浃背衣服也湿透了,太阳一出骄阳似火湿热难耐。真真地体会到了“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的滋味。


总算割到地头,一头栽下去再也不想动弹了,可还没等歇一会儿,又要割下一趟了。


虽然这么艰苦劳累,可年轻人在一起,还是乐在其中。队里有几个后生、女子,还有知青组的几个人,他们割起地来身手敏捷、麻利生风。


他们在前头拉靿子,就是先割下两把麦子,将麦穗一柠,平摊在地上,再将割下的麦子压在上面,这一组的左右各两人紧跟其后,将麦子也都放在上面。


几个组齐头并进你追我赶,形成了竞技的场面,考验着人的体能和技能,场面热闹有趣乐就在其中了。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割糜子、玉米、高粱、胡麻、大豆等;到了冬天要起羊圈沤肥,又脏又臭,就是把羊圈的地挖起一层,再垫上一层新土,起出来的拉到一个大坑去沤肥。


年底分红


那时是记大寨工分,年底评工要评你的劳动态度、评能力、评出勤等等,我第一年8月份去的,年底评工分肯定低。


农村就认人老实肯下力气干活,转过年来老乡们就评价我能吃苦耐劳、踏实肯干、再加上身大力不亏,所以第二年我就和组里女生、村里女社员的工分拉齐了,到第三年我就和妇女队长两人评为妇女的最高分了。


农村分红是到年底按照当年收成,把你的工分折算成钱,再扣除一年下来分得的口粮、油、菜、肉钱等等,剩余的才是分的红。


“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工分那就是钱啊,一年下来老乡们全家的口粮钱及一切花销全靠这工分了。


对我们知青来说它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年的口粮钱、零花钱,还有回家的路费等等全靠它了。


前几年收成还好,年终能分到几个钱,后来土地盐碱化越来越厉害了,有的地像长了斑秃,一片一片不长苗,粮食欠收减产,还要吃返销粮。


到后来干一年挣的工分还不够口粮钱呢,“额红”就是负分,还欠队里的钱。年底回家探亲要伸手找家里要路费,因不愿伸手要钱,所以知青扒火车就见怪不怪了。


徒手捉鼠


我们村鼠患非常严重。知青组紧邻队里的机房,就是磨面碾米的磨坊,那里堆满了粮食,老鼠四处乱窜,从地下盗洞到我们小组的凉房、食堂,食堂的桌面、地上甚至米面里经常看到老鼠屎。


这里的老鼠有“精”得出奇的,也有“傻”得可怜的。


有一天我们吃完西瓜,瓜子放在一个搪瓷盘子里,留作以后炒着吃。那时我们没有任何零食可吃,这点瓜子可是我们的美食了。


当时因为没收拾就出门了,等回来隔着窗户一看,一群大老鼠围着瓜子嗑得正香呢,我们一进屋老鼠四处逃窜。


屋内一片狼藉,桌上、炕上、地下的瓜子都开着口没有仁了,跟人嗑的没有两样。真不可思议啊!这就是“精”得出奇的老鼠的杰作。


还有一天我到凉房拿面,我咣当当地将铁链打开,一进屋看到了最不想看的情景,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


一只硕鼠趴在敞着口的粮食口袋边上,尾巴直直的垂下来,滚圆的肚子有胳膊这么粗,从头至尾足有50公分长,它一动不动趴在那,享用着它的美食,污染着我们的口粮,气煞我也!


我进屋的响声居然没有吓跑它,若不是眨着小眼睛,真以为是一只死老鼠呢;我悄悄地走过去盯着它,它也不跑;又试着把手伸过去做捏尾巴状,它还是不跑。


这样对视了半天,我心想这么好抓那就不能让它跑了,别怪我心狠啊!我憋足一口气说时迟那时快,一手捏住尾巴尖儿一手拉开房门,狠劲一摔并大声尖叫起来。


正在外面的人听到叫声,顺手抄起一把铁锹,一下就把还在蹬腿的老鼠拦腰铡成两截,老鼠一命呜呼。


我甩着这只抓老鼠的手真想也把它铡下来,太恶心了太咯硬了,我居然用手去抓老鼠,太不可思议了。这就是那种“傻”得可怜的硕鼠和我了。


农村的卫生条件太差,除了老鼠还有苍蝇、蚊子、虱子、跳蚤也是让人头痛,老乡们习以为常不足为奇,这让我们感到农村落后习惯的根深蒂固。


以前老乡们一年也不洗一次澡,虱子满身人人如此。每天晚上到大车店开会,老汉们就脱下衣服翻过来,捋着衣服缝用牙齿咬,只听见叭叭的响声,一溜虱子就这样被消灭了,可是虱子繁殖太快层出不穷。


自从知青来到任保圪旦,通过宣传健康的卫生知识,提倡良好的卫生习惯,对村里也起到了一定的改善,逐渐地改变了一些陋习。



村里的小伙伴经常到知青组来洗头,用我们的碱面、洗衣粉,后来有了冷香牌的洗发膏,洗完头发还留有香味,时间长了长虱子的现象也少了许多,女子们爱梳妆打扮面貌一新了。


我们翘首企盼着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农村的卫生状况能够尽快得到改善。


无证“行医”


1968年我母亲去内蒙伊克昭盟参加六二六医疗队,她深感农村缺医少药的艰难,所以在我们下乡时为我们准备了许多常用药品,以备不时之需。


另外还鼓励我学习中医针灸,下乡会派上用场的,那时全国从城市到乡村正在普及推广中医的针灸疗法。


我在下乡前和同学一起跟她婶学习针灸,她婶是军医针灸麻醉医师,退伍后在天津市第一工人疗养院任针灸医师。


我们每天去她家学习针灸知识。她手把手地教我们下针、行针的手法。我们互相在对方身上练习,找酸、麻、涨、触电的感觉,回家就背经络、穴位,熟记普通病症对应的穴位。


这样到我走时掌握了一点点针灸技能,母亲还为我准备了一套银针、酒精消毒盒、药棉,还有中医针灸入门书等教材,这套东西为我学习针灸起到太大的帮助。


下乡后我又在自己和小组同学身上练习针法找感觉。在农村缺医少药的情况下,要能为老乡治点小病真能把你当成神医下世了。


记得我们村的老保管仁和叔有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他那常年在土里刨食的大手,长满老茧的手掌,青筋暴露的手背,像耙子一样骨节突出不能伸直的手指;肿大的膝关节,弯曲着的腿,佝偻着的腰背,一遇阴天下雨关节疼痛难忍。


他知道我能扎针就来找我,这是我的第一个病人。我一开始小心谨慎试着给他扎,他总是让我大胆些,扎坏也没关系,我胆子也大点了,逐渐的熟练了。


我在他手上扎合谷穴、扎外关穴,后来胆子大了扎合谷透后溪穴,内关透外关穴,在他腿上用5吋长针扎阳陵透阴陵穴。他总是乐呵呵说“好!好!有感觉!有效果”。


有时仁和叔看着我微微地点头又摇头,那神情像是在赞叹,又像是爱莫能助的怜惜。“你们这些天津娃娃呀,从那大城市到这穷地界来,不易呀!”


也不知是真有效果还是鼓励我,反正我心里有底了,越扎越有信心。通过扎针他感到轻松许多,确有效果了,仁和叔对我的支持和无私的奉献,对我的帮助非常大,我的进步也很快。


我也曾为流海的弟弟扎过,他才五六岁的小孩,牙齿疼得哇哇哭,家里人无计可施,叫我来试试。


我选了治牙疼的颊车穴、内关穴等扎下去,轻轻地捻弹,一会孩子不哭了,又欢快的跑出去玩了。


全家人都很感谢我,我也感到很欣慰心里美滋滋的,学有所用,为老乡解除病痛也正是我的初衷。


后来还学习皮下注射,农村简陋的消毒法,现在想起来都后怕,就用井水洗洗针管针头,在大锅里蒸一会儿就算消毒了。


一次给小玲玲一岁多的弟弟打针,需要做皮试的那种青连霉素,她们在县医院里做过皮试只打过一次,不方便天天跑县城,回来就让我来打。


我这初生牛犊啥都不怕,有人找我也是求之不得,我也没多考虑就去了。一岁多的孩子肺炎高烧不退,小脸红红的看见要打针了,在大人身上扭曲着哭闹不止。


我第一次给这么小的孩子打针未免紧张起来。在敲安瓿小瓶时,一不小心把小瓶捏碎了,玻璃碴把我手扎得鲜血直流。本来自信满满的,徒然失落、茫然、尴尬、愧疚,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他的妈妈又递上一支药让我继续,我稍微擦了擦手,接过这支药继续打,后来想起这事,既后怕又感动。


后怕的是这种药万一出现过敏反应该怎么处理,从没经过正式的培训学习,胆子也太大了;感动的是我这二把刀的技术,老乡还对我这么信任。再说浪费一支药对老乡来说那是多大的损失,真是惭愧至极。


我为村里不少人都扎过针,虽然不是赤脚医生,但也“无证行医”很长时间,后来村里的回乡青年代永庆当了赤脚医生,我也没有机会再“行医”了。


仁和叔的支持,流海家、小玲玲家的信任,使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小女子有了很大的进步。


后来在我父亲得肝炎病,我每次给他注射肝精B12时,就想起为社员服务的情景,我是用在农村练会的这点本领护理着父亲。


武装民兵


由于中苏边境关系紧张,毛主席发出“全民皆兵”进行备战。


那是1971年初,县里下来指示全体适龄青年组成基干民兵,一个生产小队为一个排,大队为连,我和流海任民兵排长。


每天早晚都要训练,练队列、练瞄准打靶、练爆破等。不过练习用枪都是假的木枪,经过一段训练就要真枪实弹的演习一次。



练兵时腰间扎上武装带,左肩军挎包,右肩子弹带,这样十字交叉把胸部都勒得突显出来了。


可是那时的我们可不像现在的女孩子,胸部越突出越好看,我们是尽量使胸部越平展才越好。就这样全副武装上,还真显得飒爽英姿的。


毛主席的诗词《为女民兵题照》那首歌是我们最爱唱的“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妆爱武装”。



还有《打靶归来》的歌“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胸前红花映彩霞,愉快的歌声满天飞。”啥时唱起来都很兴奋。


在一次炸坦克演习时,出了个小意外。


前方50米外修成两座土坦克,插上铁管做炮筒,远看还真像那么回事。近处挖条战壕,参战人员爬在战壕里。


等指挥员发出命令,起身越出战壕,飞奔至坦克上把炸药放好点燃,再跑回战壕待炸药爆炸即完成任务。


知青民兵与县武装部长。


轮到我了,一声令下我越出战壕时,背着的步枪带断了,枪掉下来磕到我的腿,一个趔趄差点摔倒。


这时我如停止前进即退出战斗,或换一支枪也会延误时间,旁边那名战士已经飞奔上去,如他先点燃炸药,我再上去就危险了。



我当即一手提起枪一手提着炸药包,飞奔向前,爬上坦克,安好炸药,迅速点燃,又转身飞跑回来,一咕噜翻进战壕。两个炸药包嘭嘭的两声相继炸开了花,土块四处飞溅,我的任务顺利完成。



演习后武装部长做总结,提到我突遇不测,临阵不慌,果断行事,动作标准,实弹射击因子弹奇缺,每人发一颗子弹我竟打中十环,特此得到表扬。


后来我有幸从基干民兵选为武装民兵,每天可以配真枪实弹练兵。



在9-13林彪事件期间接到上级指示,所有武装民兵到公社集合待命,整装待发赴边境执行任务,我们就是没穿军装的解放军预备役战士。



大家猜想我们会随时开拔到中蒙边界打仗了。在公社开战前动员大会时,场外围满老乡,不断有人喊自家孩子的名字,不愿让他上前线。


过了几天才知道是林彪叛逃,在温都尔汗坠机身亡了,事件过去了,我们又回队里继续生产劳动。



这是我人生中唯一一次拿过枪,作为解放军预备役兵去训练演习。


多事之秋


岁月有时会冲淡一些记忆,有时会把瞬间定格成永恒,让人终生难忘。到了1973年我们知青小组变化很大,几批选调后走了许多人。


我的姐姐选调去了海勃湾,组里还剩三男四女,二哥虽没选调,也去了五原县乌兰牧骑文艺宣传队,很多天才回来一次。



这年的十月是个多事之秋,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我经历了人生中最大的磨难。


秋收远没有夏收那么紧张。一个秋高气爽的下午,在汽路北的糜子地里拉个子。


这边地块只剩下矮矮的茬子,有几个娃娃在那拾糜子穗,那边地块还整齐的排放着一捆捆糜子,等待我们拉回场面。


人们轻松地边干活边唱起信天游,赶车的吆喝声此起彼伏,人欢马叫,处处透着人们享受丰收的喜悦。


挑个子就是用两米多长的禾扠(两股铁叉),将糜子捆挑起并高高举过头顶,送到大车上,装到四五米高处时还要跳起将个子抛上车顶。


车上的人将个子一层层码放整齐,垛成两米多宽,三米多长,四米多高的长方体,中间用个子压得瓷瓷实实然后再绞车,形成前高后低。


绞车很有意思,车上人拉住左右两股绞绳,喊道“里股”,车下人配合着拉紧里股,车上人喊道“外股”,车下人拉紧外股,再把两股绞绳挽一个扣,用绞棒穿过去,再将绞绳绞紧插进糜子捆里,这车就算装好了。


田野里不时响起“里股”“外股”的吆喝声,一辆辆装好的糜子车晃晃悠悠的走在回村的路上。


我们这车糜子已经码到一房多高,绞好了车,我们跟车的三个女子坐在高高的车上,有说有笑往回走。


这时马车突然右前方翘起,像要往左侧翻的样子,只听车官假女子声嘶力竭地吆喝牲口,恐怕这会儿辕马被歪过来的车吊起悬在半空了,因为车装的又高又宽,我们看不见下面的情况。


危机之下别人也赶过来帮着吆喝着,下面乱做一团。这时我们跟车的三人中,一个顺着绞绳溜下去了,一个抓紧绞绳窝在中间不敢动弹。


难道等着翻车吗,我们应该移到翘起的部位,凭借身体的重量压称过来,我没加多想就扑向右前方。可是我太高估了自己,单凭你一人微薄之力,怎能压称过来,还是没有经验啊。


万没想到就在这一刻,在大家拼命努力下,将车赶过一道堰疙塄(田埂),翘起的车头一下子跌落下去,我直接扑出去摔在了地上。


远处有人看见这一幕,形容我来了个跳水的入水式。由于摔下那一瞬间本能地伸出双臂,把胳膊重重地崴了一下,爬在地上怎么也撑不起来。


当年就在这块地里摔伤了。


乡亲们关心地围拢过来,你拉一下我拽一把,也是无济于事,只觉得肘部钻心地疼。


生产队长心细,看出我是胳膊肘受伤了,他就抓住我上臂一下将我拉起来。起来后两个胳膊疼痛难忍,不能动也耷拉不下来。


小伙伴托起我的胳膊,看着我脸说:“瞧把她疼的,脸白得跟墙皮似的,快回家歇歇吧。”可是我胳膊根本不能耷拉下来,哪能走路啊。


最后她轻轻地帮我把两个胳膊放进口袋里,才一步一挨地往回走,往常五分钟不到的路程足足走了一刻多钟。


那天二哥正好回队,小云在家做饭,看到我受伤了要扶我躺下休息,可根本躺不下,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最后决定小云陪我去公社卫生院让大夫看看。


公社离村有四里地远,平时我们去公社走这四里地,可以一路高歌欢快的到达,可是今天连小云这么活泼开朗的姑娘,也变得忧伤起来,一路上小心翼翼的护卫着我。这四里地走了多长时间就甭说了,最后终于到了公社。


可是公社卫生院唯一一个大夫说不懂骨科不敢动。隔壁武装部一群人听说有个知青女子受伤了,都过来看我。


他们中恰巧有一个给牲口正骨的兽医,人家好心过来看看,一看非常果断地确诊为肘关节脱臼,问题不大,复位就好了。此时别无他法,那就复位吧。


我坐在椅子上,好几个大小伙子在身后紧紧地抱住我,拉住上臂,以防被大夫拽跑,大夫拉住前臂,拉伸开来左右对骨缝再扣回原位。


当时的情形真可以用“上刑”来形容,撕心裂肺的疼痛,汗水马上就下来了,一次不行、两次、三次不知弄了多少次才算弄上,右臂完了再来左臂。


我几乎快要疼晕过去了,但始终有个信念再坚持一下,马上就会好了,再咬一下牙!再坚持一下!绝不能掉眼泪,但不自觉流出的泪水早已和汗水混在一起了。


经过多次反复总算复位了,试着动一动好像比刚才好一点,大夫告诉我一会还会疼,是正常现象。


我相信大夫说的话,人家不图回报无偿为我治伤,我很感激他呢。虽然又忍痛走了四里地回队,但我也算放心了。


到了晚上七点多钟,大夫还挺负责的又来看望我,看我左臂还不能动,一摸这个关节没复上位,又来二次”上刑”。


组里的三四个小伙子,跪在炕上有的从后面把住我的肩,有的拉住我的左上臂。


大夫拽住我左前臂,双脚蹬住炕沿全身悬空,又一次次的像要把我拆了,拉开关节对照骨缝进行复位,最终确实复上位了,虽然还很疼但可以活动了。


他告诉我做好思想准备,这一宿别想睡了,会很疼,不行就吃点止疼片吧。


一点不假这一宿我纹丝不敢动,每动一下都是一阵钻心的疼,不由得倒吸凉气发出“嘶!嘶!”声,不光我没睡,连组里的姐姐们也没睡,我的疼痛牵动着她们的心啊!


经过一夜的煎熬,终于熬到天亮了,夜里煤油灯看不清,天亮了才看清我的胳膊又红又亮,肿成了大面包滚烫的火烧火燎。


村里的乡亲们来了,看见我心疼得不得了“可怜见的女子,咋成了这样子了!”,纷纷出主意想办法,还有人介绍二队有个正骨很好的大夫,找他来试一试吧。


二哥和组里的哥姐们为我揪着心,我也有些疑惑了,这时想起妈妈曾教我们“伤筋动骨要到医院去”。还是去县医院拍个X光片子,看看骨头究竟是怎么了。


还是小云陪我坐上粜粮的大胶车,又经过20里路的颠簸,终于来到五原县医院。


马上要求照片子还不行,因为县医院唯一一台X光机器正立在那照胸透,一直等到下午才放平给我照了胳膊,并且要等三天后才能看结果。


怎么办?难道还要折腾回村,三天后再来,这来回的折腾真不敢想象。


郝敏伯父、伯母。


就在我俩不知所措走投无路时,遇到了从天津来的下放大夫郝敏,他的女儿迈平是我小学同学,他又是小云父亲的好友。


他是原天津市结核病防治所的所长,文革期间受到冲击,下放到五原县医院。


没想到到了这个地方,没有比他学术、职位更高的了,他只有继续受审查、停职反省做卫生扫厕所,这期间他没有资格为人看病,也没有话语权。


我们就像遇到救星一样,他收留了我俩住到他家里,这三天我们像回到自己家一样,伯父、伯母还为我们改善伙食,迈平、小云承担我的一切起居,照顾得无微不至。



2015年,迈平、小云和我在五原葵花广场。


等到三天后马上去看结果,又出问题了,医院里停电看不了片子。这时伯父急了,他眼见这三天我受的罪,就像自己的孩子在受罪一样心疼。


“怎么不能看,在室外阳光下照样可以看片子。”伯父坚定的说。那个大夫无疑是在刁难伯父,但在医学权威的震慑下,他不得不找出胶片拿到阳光下。


果然非常明显的看到桡骨小头骨折,并且由于兽医大夫推拿不当,已经造成桡骨小头“歪戴帽”了,这是专业俗语就是错位得很厉害,需要手术复位,还需打入骨稳针做固定。


因为五原县医院设备条件及医疗水平不够,必须马上转院到呼和浩特人民医院,一刻不可耽搁,否则变成陈旧性骨折后果就更麻烦了。


伯父当即决定立即回津到反帝医院(现天津骨科医院)治疗。伯父是在文革尚未结束,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表现出老医务工作者的崇高医德,并像慈父般地爱护着我。我为遇到这位慈父而感到庆幸,此恩我是难以回报,只有终生牢记了。


这样回到队里,本打算由亲如姐妹的小云陪护我回津的,最后县里决定派知青办干部赵干事护送我回津(她也是天津知青)。转天也就是受伤后第五天早晨我要走了。


临行前组里的高枚姐想得很周到,拿出她的一块蓝花大方巾,系在我的脖子上,将我双手插入方巾里,这样可以减轻路上颠簸带给我的疼痛,此刻我已经感觉到有一种温度在抵消着我的疼痛了。


小组的哥姐们为我准备好行李,村里的小伙伴及乡亲赶来了一直送我到汽路上,此时此刻我心情难以言表。


回津治疗


我坐上东去的列车,伤后第七天下午回到了天津。


“爸、妈我回来了。”当时我头发凌乱,脸色灰白,因穿不进毛衣10月份就穿上棉袄了,双臂吊在胸前。


这样子出现在爸妈面前时,他们愣在那里不知发生了什么,以为是妹妹在技校工厂实习受了工伤,怎么也没想到是远在千里之外的女儿,双臂受伤回来了。妈妈当即带着我们赶往反帝医院。


妈妈的工作照。


我的妈妈在原人民医院病案室工作,经常与各科的医生打交道,后来骨瘤科分家各自成立专科医院,她是留在肿瘤医院的,对于骨科医生也是同事多年相当熟悉。


我们来到反帝医院急诊部已是晚上六点多了,正巧碰到骨科专家尚天裕主任。尚天裕当时还是主任,他是天津乃至全国的知名专家,他的中西医结合小夹板治疗骨折闻名于世界。


尚天裕教授。(网图)


他要下班正往外走,被妈妈拦下了,他立即重新换上白大褂边走边了解病情进入手术室,也同意妈妈和赵干事一同进入。


由于胳膊又肿胀了连棉袄也脱不下来,只好剪开了。当时在场的医生都惊呆了,两个胳膊像两个大紫茄子,原来红色的淤血几天后变成紫色的了。


赵干事当时“啊”的一声跑出了手术室,尚主任劝妈妈也出去吧,可她坚持要留下来。


妈妈虽然见过无数各种各样的伤员,但今天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自己的女儿如此惨状,她含着眼泪涨红了脸,颤抖着双手抚摸着我的胳膊,“怎么!怎么会……”。


尚天裕教授的骨科著作。(网图)


尚主任埋怨妈妈怎么不把骨科疾病的常识讲给孩子,让兽医给整成这样了。


我抢着说“妈妈给我们讲过,凡是遇到伤骨这样的事,不能随便搬动,更不能轻易让人疗伤,要马上去医院。


可是我们那里是边远的农村,太缺医少药啊!遇到这位好心的大夫他只摸出脱臼,没摸出骨折不能怪他,他为我的脱臼复了位我应该感激他呢。”


妈妈也只有无奈的摇着头。妈妈性格坚强咬得住牙,但我知道此刻妈妈的心里在流血啊,这样子还不断的安慰我“不怕啊,回家了就好啦。”


今天在x光显示下,注射了麻醉药,尚主任精心的把歪戴帽的桡骨小头重新复位。可惜由于已经是伤后第七天了,断骨处长出了骨痂,错过了最佳治疗期,复位失败只有做桡骨头切除术了。


“桡骨头切除?就是要切掉一段骨头啊”!当听到这一结果,我才意识到之前的勇敢坚强是多么的幼稚可笑,误认为兽医就可以治好是多么的无知。


妈妈为我担心将来会落下残疾吗?还能和正常人一样生活吗?妈妈担忧着、矛盾着。


尚主任安慰妈妈说“你女儿那是万幸啊,差点丢了这条小命。如果摔下来那一瞬间没有伸出胳膊,而是头先着地,后果不堪设想,非死即残啊!颈椎受到这样的重创至少要高位截瘫的。”


又说:“你女儿经历这般“蹂躏”够有咬劲儿的,相信她术后努力锻炼可以恢复的。”


到现在我才理解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这句话的深刻含义,每个孩子都是他们身上掉下来的肉,要切我的骨头比切她的还疼。在尚主任的劝解下妈妈颤抖着,在手术同意书上签了字。


经过一周的消肿治疗,尚天裕主任亲自为我做了双臂桡骨头切除手术。


在手术室里我看着头顶上的无影灯,闻着好闻的消毒液的味道,看着周围身穿手术衣的大夫、护士,心里很不是滋味。这不是我所向往的地方,理想的工作吗?可现在我却是躺在这里的病人。


手术中大夫用凿子、榔头、锉刀把断掉的骨头凿平、锉光,每凿一下我的胳膊就震动一下,我知道从此以后我的身体就少了两段骨头了。


从手术室出来时,我的双臂从腋下到手指尖打上厚厚的石膏托,呈90度放在胸前。


住院治疗期间,21岁的我又回到了20年前,像一岁婴儿般,一切吃喝拉撒都要有人照料,白天有我的婶、姨和妹妹,晚上有妈妈轮流护理,妈妈既要工作,还要陪护我,每天往返两个医院间,辛苦程度可想而知。



一次妈妈弯腰为我洗脚时,我发现几天的时间妈妈的白发都出来了,我在受这么大的伤痛时从没掉下一滴眼泪,但现在看到妈妈为我操劳,忍不住眼泪直往外涌。可还不能让妈妈看到,她会心疼的,没想到泪珠止不住地往下滚,掉到妈妈的手上。


她抬头看到我“是伤口又疼了吗?哭就哭出来吧。”在她面前我总是装做没事,安慰她“妈,我不疼了,你放心吧,我会好起来的。”可这次怎么也忍不住了,趴在妈妈怀里痛痛快快哭了一次。


妈妈是个坚强的妈妈,也不会在我面前流泪,不过我知道爸爸妈妈为了我要走多少心思,会流多少眼泪。


孩子们远在他乡插队务农,劳累不说,还要时常挨饿,今天又遭了这麽大的罪能不心疼吗,哪个孩子不是父母的心头肉呢!


如能代替我去受罪,她一定会毫不犹豫的冲上去,父母是世上唯一愿为子女榨干最后一滴血的人。


康复训练


出院后到了康复期,大夫告诉我周总理与我的胳膊同病,总理是因当时医疗条件不好,才落下残疾永远这样弯曲着胳膊,如我不努力锻炼就会强直,也成为总理那样了,而且我是两条胳膊。


康复训练又一次对我的体力发起了挑战,也是对我的毅力的严格考验。为了生存、为了自己的未来、也为了不给爸妈增加担负,我咬紧牙关日复一日的加大力度锻炼。


我把行军带掩在门缝上,拽住带子身体向后,练习胳膊的伸曲功能,又抓住门把扭转身子练习旋转功能,尽管是冬天也会练到大汗淋淋。


每次爸爸看到我练成这样,总是劝我“累了,歇歇吧,一会再练。”“没事,爸,我再练一会儿。”爸爸也总是狠狠心咬咬牙,不忍心的躲开了。



经过刻苦的锻炼,每次复查,各项功能恢复尺度都在明显提高,大夫都表示很惊讶,没想到这个铁姑娘这么有咬劲,恢复得如此之快。


在养伤期间,知青组的兄弟姐妹对我关心备至,不间断的远方来信安慰着我鼓励着我。


有人比喻我像一条能上岸的鱼,在任何艰难的困境中都能挺过来,并能顽强地生存下去,这使我更加坚定了信心,我一定要恢复健康,一定能够恢复健康的。


经过一年多的康复训练,终于可以干些轻微的家务活,但干农活还是太渺茫了,医院开了相关的诊断证明符合病退条件。


那会儿还没到知青大返城,办病退很难,需要医院的证明、生产队、公社、县三级证明等等很多手续,多亏有二哥为我奔波,历时一年终于办成病退回津了。


结尾



到此结束了我的知青历程,至今我的两个胳膊上还有两条深深的疤痕,那是知青岁月留给我的,它印证着一个阳光女孩的纯洁幼稚,却又坚强奋进的性格。


每当我回想起这段痛苦经历时,都禁不住泪水溢出眼眶,是为了那逝去的青春岁月而悲哀?还是为了我们这特殊的一个群体,所付出的血汗而感动?我说不清楚。


如果当年我不去救那要翻的车,就不会受伤;如果公社卫生院有一台X光机,大夫就能看出肘关节不但脱臼,而且还有骨折,我就不会受那痛苦的折磨;如果县医院不那么教条,非要三天后看结果,就不会耽误到七天后造成陈旧性骨折,就不用做切除手术。


如果,如果,没有如果只有既成事实。我不想埋怨兽医大夫的粗心诊疗,因为他是好心的无偿救治;我也不想计较县医院的耽误,不想对那段历史做评价,功过是非自有后人评说,我只想记住那段还没被遗忘的经历。


我为内蒙古后大套这片土地流下了汗水,抛洒了热血,奉献了青春。我们对得起那个时代,对得起历史。


真的,我问心无愧了!


世上不如意事十有八九,把一切看淡一些,让心透彻一些,简单一些,学会调整好心态,那么这一路遇到的喜怒哀乐就会使你沉淀使你成长。


所谓勇敢的人不是不怕磨难,而是在经历了磨难之后还能热爱生活一路高歌。


当年稚气未脱的我,到现在六十多岁的我,只须快乐笑对人生,把握好现在,将最黄金的老年时代过好,这才是知青的宽阔胸怀。


我的一生中要感恩的人很多,首先要感恩我的父母,他们把我养育成人,妈妈把顽强坚韧的性格传给了我,使我在遭遇人生挫折时,能尽力拼搏,决不放弃决不认输。


还有我的知青兄弟姐妹们,我们始终像一家人,共同度过那不堪回首的日子。


还有那些待我如亲人的淳朴善良的乡亲们,还有那些为我治病的兽医和专家大夫们,要感恩的人太多了。


作者李晓季生于重庆道幸福里,幼儿园、小学、中学(1956年到1970年)十四年受教育均在常德道一条街上;1970年下乡内蒙五原县,1974年回津;1979年结婚婆家河北路润兴里,后搬至广东路原美国大院,2001年搬离五大道。在五大道生活了近五十年,对这里有着深厚的感情。


采稿 校对 编辑 | 紫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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