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神经官能症的掩饰

下面几段我要谈一谈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某个阶段中的一种典型行为，以及我如何发现它们的共同特性；关于这一点，心理学还知道得不多，而心理分析的文献中也几乎没有提到过。这几段我们所谈的不是神经官能症的征候的起源、发展与无意识的意含，而是强迫症患者的社会行为与其心理上的制约。

有人曾说，一篇演讲要讲三次：第一次在准备时期，第二次真正登台，第三次在回顾的时候对自己的修正。一个有强迫观念的人却可能在想象中把演讲讲一百次，却没有一次向别人发表。无数的疑虑、犹豫与反省，使得每一句话、每一个字、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细节都成为可疑的东西，到最后是寸步不行。一切都失去了“付诸实行”这一个环节。有一个很聪明的患者对我说：“愧疚取代了行动”。然而，由于他不行动，不实际去做，他就永远只有愧疚的份。这一类的患者总停留在行动之前的阶段，这种阶段我称之为“心念预演”(thought-rehearsal)。

这些神经官能症患者没有去工作或行动，却千百次的反复着一些在他人看来无意义的小动作，小仪式①。比如说，某些仪式是否做过，做得是否正确，保护自己的某些神秘措施有没有做好等等，这些都会一再成为疑问，并且要一再检査、确定。【①强迫行为(compulsions)是一些细小的、往往没有意义的动作，患者在意识上明明不愿，却不得不反复去做。强迫观念(obsessions)则是一些坚持不去的念头，患者虽然明知是病态的，却无法把它扫除。一般来说，在某些神经宫能症中，强迫行为和强迫观念是并存的；患者无法控制它们。】

在心理学上大家都知道，这些仪式具有保护患者的意思，如果他没有按规矩去做，就会觉得某种危险将要降临；他可能会生病或死去，他或他自己最亲近的人会发生灾难等等。他所有的仪式都是在把这种神秘的危险驱除，这和宗敎中的祈祷或牺牲是意义相同的。

可是，我何必做这种抽象的说明呢？我有实例可用。有一个中年人，每当进门、跨过一条线或其他类似的情况时，都要用右脚跺地。由于他的疑虑日增，所以跺地的次数必须好几次。如果没有这样做，他就会陷入极端的焦虑中。他这样做的目的是排除可能发生的灾害。

在这里使我们感兴趣的是这个患者另一方面的行为——他既要实行他的仪式，又希望秘密进行，不让周围的人知道。自然他在生活中会发无以数计的场合需要他跺脚才能安心的。他(美国人)认识了一个年青女郞，他对这女郞有意；他答应用他的车子载她到维也纳城外的一个胜地游玩。她曾表示想去这个地方。当然，他预先料想到在离开维也纳，进入邻城的时候，他必须跺一跺右脚。他也知道，在越过市界的时候他跺的是右脚，而不是左脚，并且必须反复好几次，以便确定他这样做了，否则他可能就会倒霉。

强迫性的神经官能症患者都具有前思后想、准备、提防的特征，必须把实行仪式的每一个障碍都扫除，把每一个细节都顾虑周到；我这个患者自然也是如此。他预料到要在郊游的时候实行跺脚的仪式，一定有许多困难。下面就把他郊游的情况说明一遍——但这是重新组合而成的，是由好多个钟头的分析工作才获得的结果。先从开头说起。他是一个外地人，如何能够正确的认识维也纳与邻城的分界线呢？要跺脚，必须在这条分界线上才有效。再者，他跟一个迷人的女郞坐在车上，要跺脚而不致显得无理与可笑，不致引起她的注意，应该怎样才好呢？

最先出现的困难是时间与地点的问题。关于这件事他事先有了预计。他先在头一天把郊游“排演”一次。那一天，他先跟他的维也纳车夫聊天，聊天中间，似乎偶然的提到维也纳附近的胜地，表示愿意对它们有一些了解。当车夫提到患者跟那女郞拟定要去的地方时，患者就问他有多远，是不是属于维也纳地区，等等。接着又谈了谈天气，然后他决定趁阳光美好的现在到那个区域去游览一下。在车上，他不时问到是否就要看到那个胜地了，当车夫突然说他们已经接近的时候，患者就要求停车，下来走走，他笑着说，没想到这么远，他的脚在车上都坐麻了，要下来活动活动。下得车来，他跺跺脚当然是自然的事了。现在，他装做有趣似的问道，维也纳的市界在什么地方呢？这里是不是像美国一样有路标呢？当车夫告诉他路标在什么地方的时候，他便说要去走动一下，把脚上的麻胀舒散舒散。这样，他就走过去若无其事的察看市界了。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因此他必须克服许多疑虑。他一边跟车夫(陪他散步)聊天，一边请他指明界线——当然，这是外地人的好奇嘛！当他跨过界线时，他一边喊着腿麻，一边跺脚，骂着“这该死的腿！”，跺了。在他看准了几个界标之后，他回到车上——上车的时候用右脚——返回维也纳。

由于这次排演，真正的郊游就容易了一些。不过，还是相当困难的。第二天，当他真正跟那女郞坐车出游时，他必须时时找借口探头出去看看他们走到了什么地方。当然，在他跟司机谈一两句之后，他总是可以转过来告诉那女郞(她也是外地人)这是何处，那又是何处。他把谈话的兴致提得很高，以便在越过市界的时候他可以跺脚而不致引起她的注意。基本上他采用“打拍子”的办法。他用一种自然而然的语调问那女郎，她有没有到维也纳城郊别的地方郊游。他说，他特别喜欢维也纳的音乐与戏剧生活，问她有没有看过最近的一出的小歌剧。靠在车子的椅靠上，他不在意的把左腿跷到右腿上，免得万一越过市界的时候左脚跺地——果真如此，他就会觉得大难临头。

这时，他的谈话是这样发展的：“你记得《华尔兹之梦》吗？我看了两次。”那女郞说了一句话之后，他回答说，“是的，这出歌剧里有不少优美的曲调，但我最喜欢的还是第二幕的大圆舞曲。”这时他很快的向车外扫一眼。市界近了。“你记得吗？那怎么唱的？啊，对了，这样！”他笑了一下，好像因为记起了那曲调而高兴得不得了似的，开始唱起那首歌来：

美妙音乐轻轻飘

传遍庭宇走逍遥

爱情痛苦且甜蜜

涌自深处不可逃

当他唱着这首并不比别的轻歌剧的歌词更为愚蠢的歌时，他的右脚便在汽车的地板上打着四分之三的拍子。这当然是再自然不过的事，而同时又以极正确的方式实行了他越过市界的仪式。就如他所说，那只是“打拍子”的事，事实上当然不只如此。

我先要读者注意他的排演部份。这一类的排演是一种特有的防范措施，但心理分析文献中到目前还极少提到。这些措施是预先细心想好的，然后又精确的实行；它们的目的是要确保仪式得以实行，而不致受到可能的阻挠。这种预先安排可以和戏剧的彩排相比。患者的排演可以增加他的决心与行动的勇气。如果没有排演，可能中途会发生他没有预料到的危险，设若如此，他的仪式便不能确保实行，而他会因此疑虑不宁，紧张终日。排演可以使他的仪式照“预定”计划实行，不出差错。

这一种“心念预演”可以使患者获得一种乐趣。“我早晨的梦的甜美预演……”莎士比亚曾这样说过。在心中的预演会由新的处境产生新的意念。计划原先是不确定的，但预演可以使它轮廓更为清楚。

在这里我们看到，患者不仅要精确的实行他的仪式，而且要不致引人注意，要让人觉得他的行为是无害的，偶然的。这样看来，他整个的行为是由两种互相对立的倾向组成：他必须依照他内在的“强迫”观念来实行他的仪式，同时又要向外在世界掩饰，使人觉得那是“自然”的。

患者无法制止跺脚吗？不见得；在必要的时候他常常把跺脚的行为牺牲掉。在这次郊游中他之所以不肯牺牲，是因为他不愿意忍受因之而来的焦虑。他自己明白，如果省略了这个仪式，他必然会疑神疑鬼，以为随时有灾难降临。因此，他的行为有两个层次，一个是掩藏，另一个则是让他的仪式得以正确的实行出来，而后面这一层则是他行为的主要动机。

我建议把这种行为叫做“神经官能症的掩饰”(neurotic camouflage),这种掩饰意图把两个互相冲突的心理程序协调。一方面他要按照自己的强迫意念去实行，另一方面却又想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社会的尺度。这种病症又要满足内在世界的要求，又要满见外在世界的要求。因此，它社会行为的掩饰是这两种相反力量妥协的结果。

我敢于这样假定：所有的精神神经病症，在发展的某一种阶段都有社会掩饰性。当病症进行到某一个阶段时固然可以看出，当病症复原到某个阶段时，又可以看到；其实，在中间的阶段也是时时可以看到的。这仵事并不难以解释。在病症最初发展到某一阶段时，世人的批评仍旧在患者心中站着重要的地位，因此必须小心掩饰病征。在复原的阶段则患者又开始察觉到社会的影响力，因而也会感觉到有掩饰的需要。

在强迫行为的神经官能症中，社会掩饰尤为需要，因为它的征候与社会一般的行为标准相去甚远。一般说来，患者很明白自己的行为跟合理的行为如何不同；因此，他想掩藏，设若掩藏不了，也要尽可能使它看似并不严重，使它看起来仍旧符合社会行为规范。

我已经说过，“社会掩饰”是由各方面的观察综合出来的结论。我不记得这个观念究竟何时最先形成，但我记得，当我听取那个患者的报告时，我第一次有了这种明确的印象。当我用悠然的注意来听取他郊游的报告时，我突然想起布洛克纳的一个轶事，这是许多维也纳人都知道的。这个大作曲家小时候在敎堂唱诗班唱过歌，后在圣弗洛林敎堂当过风琴师，他又想过要当敎士。他终生虔信天主敎，这种精神可以在他的《弥撒曲》与《神赞》以及他的九首交响曲中看出。但布洛克纳作曲家的名声已经传播开去以后，有一天，维也纳音乐学校的校长弗兰兹•赫白克来访，想说服这个羞怯的风琴家去维也纳•布洛克纳和赫白克下午在林兹附近散步。当他们正在深谈音乐的时候，附近的敎堂响起了晚祷的钟声。布洛克纳是个虔诚的人，他当然希望脱掉帽子。但他又怕被维也纳来的这位大人物嘲笑，他想他也许是个不可知论者也说不定。由于宗敎良心和怕被耻笑两种力量的撕扯，布洛克纳终于选择了一个现在看来可能是最拙笨的办法：他脱下帽子来叹道，“啊，好热的天!”——当时是严冬十二月。

这个插曲表现了不成功的社会掩饰，也表明了这种现象并不限于神经官能症者才有。一般人在碰到特殊难堪的情况时，也会产生这种现象。当我们想把自己强烈的欲求跟社会的行为规范相妥协，以显示我们的行为无害时，便会运用起社会掩饰。社会的掩饰行为如果还没有达到病态的程度，旁观的人看了会有一种喜剧感。

布洛克纳的小故事使我对神经官能症的掩饰有了一层更普遍的了解，因为他的冲突不是强迫观念与社会行为之间的冲突，而是宗敎信仰与环境之间的。

让我再举几个例子来说明神经官能症的通性。有一个妇人害怕脸红，她知道在某些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她一定会脸红。进出公寓的时候，她常常会碰到女门房，这个女门房习惯在楼梯口或附近的地方跟另一些女人扯闲篇。从往日的经验中，我这位患者知道这些多嘴婆对她带着一种好奇的眼光，她知道那女门房会向别的女人传一两句话，弄得她面红耳赤。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患者采用的办法是打开手提包，装做在里面找一些东西，譬如镜子，口红或梳子，使人看起来，她的脸红是自然的。

另一个是男人的例子。这个人对屋子里每个纸条都要检起来査看。他害怕他会“不意间”把重要的公事字条放错地方或失落。当然，这种强迫观念在很多地方都使他有异于常人，尤其是他往往必须再三的去察看同一张纸片。譬如说，坐在饭店的时候，他注意到地板上有一片纸，离他很远。既然看到了，他就非去看清楚不行，否则他不放心。他走过去，在快要走到的时候，把自己的记事簿打开，然后装做掉了纸片似的，弯腰去找，乘势把那纸片检起来査看。走出去没有几步，他的疑虑又起，想到，那纸片上是否还有他没看到的地方，因此他必须回去。他问服务生电话在哪里，于是慢慢走过去，经过的时候又把那纸片检起来——先装做鞋带松开的样子，弯下腰来系鞋带，顺便检它起来，然后把纸片带到电话亭，在那里査看。回来之后，他疑虑再起，于是他焦急的——这时他是真的焦急——的对服务生说，他怕把一个重要的纸条掉在电话亭里了，因此必须去看看。

这个患者还有另一种强迫观念。他总是怕自己粗心大意伤害了自己的小儿子。他的这种焦虑是因一次鲁莽的开门行为引起，那一次，他的小儿子站在门口附近，他怀疑自己鲁莽的开门时，门柄是否碰到了小孩子的头。这种强迫观念不久就转到他对每个孩子的态度上；他必须极端确定他不可能伤害到孩子才算放心。但在别人看来他的这种小心显然是庸人自扰。譬如说，在他跟朋友谈话时，一句话刚说到一半，他突然站起来，打开手臂，好像要去量一量从这里到门口的距离时，别人怎么想？别人当然会把他当傻瓜看，但他却是为了释疑，否则就一直受着那种疑虑的折磨。当然，这位患者想要保持他的社会地位。当他这一类的疑虑产生的时候，他会非常巧妙的把话题扭转，不但让自己的测量行动得以表现，而且让它跟谈话的内容相合。譬如说，他可以说某某东西有多大——有两只手伸开那么长，或者，他见到了一个老朋友，张开手臂来欢迎他……。

在这里我或许该提一提这种成功的掩饰在分析者心中所产生的印象：他除了心理学的兴趣外，对患者的聪明，患者的能够运用心智感到佩服，另外他还有一种喜剧感。当患者告诉他，如何克服了特别的困难，而很成功的完成了社会掩饰时，他特别会有这种喜剧感。有时我们不免会想到卓别林——想象这些患者是跟内在困难奋斗的卓别林，而不是同外在世界。他们的神经官能症对他们提出种种要求，或提出种种否定；对这些要求与否定，他们在理性上是不肯服从的，但由于焦虑的鞭策，又不得不投降；社会又对他们提出反对，他们轻视这些反对，但又敬重社会的要求；于是，在这两种力量的倾轧下，他们便发明出那些巧妙的战术来，这就是神经官能症的掩饰。我们不是笑患者，而是跟患者一同笑，因为他们自己为掩饰的成功而得意，我们也觉得他们的掩饰又聪明又有趣。而最重要的是，在这种看似胡来的掩饰行为中往往隐藏着很有意义的东西，只不过不为外人所能了解而已。

前面提的女患者，每当进出公寓门口时，遇到女门房或其他多嘴婆在那里聊天时就会脸红。她为什么会脸红或那么困窘呢？我们所知道的只是她害怕别人讲她的闲话。我们知道她如何保护自己，就是把皮包打开，好像找什么东西的样子。然而，心理分析却使我们明了，这种在皮包里寻索东西的行为却是她幼年手淫行为的象征。当她年少的时候，她为了自己的手淫而极其羞耻。有一次，她生怕她母亲知道了她的秘密，更怕她母亲会跟别的女人——譬如说亲戚或朋友——谈起。因此，她进出公寓的掩饰行为却正使我们追溯到她想隐藏的事情；她的掩饰实是她所隐藏的行为之象征。

另一种使她脸红的事是当她独自在公寓里的时候有人来按门铃。这时为了掩饰困窘，她采取了一种办法。她从经验中得知，如果她迅速的把手泡在热水中，然后用毛巾擦手，再去应门，她就比较不会困窘。在分析过程中，当她报告这件事情的时候，她联想到她幼时手淫，怕她母亲突然回来。从这里我们看出，在应门时使她减少困窘的办法正跟她的困窘起因有关。另一个应门前减少困窘的办法是赶快把一片面片或口香糖塞进嘴里，一边嚼一边开门。在报告这件事时，她联想到幼年时当她母亲不在，她偷吃为她妹妹保留的糕饼，突然母亲回家；另有一次当她从糖果罐中拿东西出来的时候，她母亲回来。

像这一类的例子还有很多。从这些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掩饰的下层透露着某种新的倾向；在患者小心掩藏的行为中正揭露了他欲掩藏的东西。被压抑的倾向有时突然暴露出来。这种失效的、流连的掩饰，在心理学上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它暴露了两种互相冲突的力量，并且显示出强迫观念或强迫行为占了上风，向社会规范妥协的愿望敌不过患者内在的焦虑。

奇怪的是，“从掩饰中暴露了秘密”这种领会，也是我从布洛克纳的一则故事中领悟到的。为布洛克纳写传的人告诉了我们一些故事，使我们知道有些时候他的行为是多么奇怪。传记家们并不知道布洛克纳在这些行为中已经清楚的表现了强迫性的神经官能症。替如说，他必须好多次跑去看看他到底有没有把灯关掉；当他从窗子旁边走过的时候，他一定要数一数窗子的数目等等。有一次，当他跟一位美丽的少妇在一起的待候，他一直想数一数那少妇的珍珠项链究竟有几颗珍珠。他装做非常赞赏的样子细细察看。后来他又怀疑数得不正确，因此用手去摸那少妇咽喉附近的几颗，使对方大惊失色。这些故事使我了解到，在掩饰的行为中，被压抑的倾向如何经常暴露出来。

使自卫性的或自以为有魔术效用的强迫行为不引人注目，使人觉得无害或无异于常人，并不困难。我的一个患者每次走过镜子面前都必须站一站，当他进门的时候，都必须把右手伸一伸。他用的掩饰办法是在镜子面前整理一下领带，进门的时候把拉带领一拉。他这样做不会引起别人多大的怀疑，人家顶多说他好虚荣。他另外的一些强迫行为要想掩饰就困难得多。有一次，他跟一个朋友出外散步，突然间他看到一个穿丧服的妇人，他不得不转身回家；他一步也不能向前了，因为他有一种强迫观念，凡是遇到穿丧服的人，他一定要回旅馆，否则就担心他家里什么人会死。他突然要回去的借口是典型的。他站住不动，告诉他的同伴说，他必须马上回去，因为他突然想起来，他家里给他转寄过来一张讣闻，要他打电报过去，而他忘了。因此，即使在他的借口中他也利用了强迫观念所提供的资料。他的同伴告诉他说，对街就有电报局；这时他提出的借口就不那使人信服了，他说，他忘了苦主的地址，必须回旅社査一査。他的这些借口处处都关系着他心理的事实：穿丧服的女人使他惧怕家人的去世，而地址的不确定则表示了他不能确定死的是谁。

神经官能症如果日益深重，掩饰与暴露的关系就日益移转，到后来终于暴露占据上风。掩饰的意越来越不成功，病态则日益放胆，日益顽强。我们可以了解，患者对于那么多借口与伪装日感不耐，他为自尊与偏见牺牲得太多了。把秘密公开，把社会的伪装抛弃，在他是一种解脱。阿瑟•许尼兹勒曾有言曰“倦于扯谎者的诚实”，指的就跟这种解脱有类似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