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茅台”摊上事了！

今年32岁的刘某，在经过贵州茅台酱香酒营销有限公司（茅台集团旗下公司）的笔试和面试合格后却被公司拒录，原因是在入职体检时被查出携带HIV病毒。而有关HIV的检查并不在入职体检的范畴内，刘某也并未被提前告知。

对此，刘某多次与公司沟通，在向公司科普艾滋知识的同时，也提醒对方行为违反了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侵犯了他的平等就业权，然而茅台酱香酒仍以“影响公司形象”、“可能造成员工恐慌”等理由拒绝录用。

昨日，刘某一纸诉状将茅台酱香酒诉至贵州省仁怀市人民法院，以期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艾滋病知识的宣传与普及，确实任重道远。

艾滋病的出现

第一个抗生素的有效性鼓舞人们相信所有的感染性疾病都能被这些奇迹般的药物治愈。虽然抗生素能够挽救无数生命，但是他们对病毒性疾病无效。疫苗有可能控制一些病毒性疾病，但是针对艾滋病(AIDS，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西尼罗热、埃博拉热、拉沙热和其他自20世纪70年代被鉴定的致命病毒性疾病，尚无可用的疫苗。随着艾滋病流行，病毒性疾病治疗方案的局限性变得明显，良性或自限性感染在严重免疫缺陷患者中的难治性使这种局限愈加明显。艾滋病流行将普通细菌、真菌感染转变成致病性机会感染，并且挑战了肿瘤起源、病原体和免疫系统间关系等假说。

1981年6月4日，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在一周时事通讯“发病率和死亡率周报”中描述了当时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被诊断出的5个异常肺炎病例，发出了对未来艾滋病流行的第一次警告。病例中所有患者都曾是健康男同性恋者，在感染卡氏肺孢子菌(一种极少见的真菌，感染通常仅见于大剂量化疗的成年人或严重营养不良的儿童)后导致肺炎。1982年，类似的病例在纽约、佛罗里达州、得克萨斯州被报道。当伴有卡波西肉瘤(一种常见于老年人的少见癌症)时，情况会更复杂。

影片《平常的心》讲述美国80年代的艾滋风暴

艾滋病的这种以卡氏肺孢子菌肺炎、各种机会性感染和卡波西肉瘤的出现为特征的神秘现象在艾滋病患者中进展很快，且几乎是致死性的。艾滋病患者的无望感行为最初源于他们意识到疾病致死所引起的情绪低落，但是艾滋病患者的验尸结果显示，该病的致病病原体在未进入脑组织之前，不会攻击中枢神经系统。艾滋病一旦被确诊，许多患者仅能存活1年至2年。至1988年年底，美国有几乎5万人死于艾滋病。在首次报道艾滋病后的5年里，美国公共卫生署估计，有超过100万美国人感染该致病病毒。20世纪80年代，在里根政府执政期间，艾滋病应对变得更加困难，原因主要是该病最初与男同性恋有关，而当局否认他们存在威胁。

艾滋病常在男同性恋、静脉使用药物者、来自非洲和加勒比海的移民、血友病患者、输血接受者，以及这些高危人群的性伴侣、女性患者的孕婴等人群中出现，提示了艾滋病可能是由某一未知的感染性病原体所致。流行病学和临床研究认为，该病通过性交、污染的针头、输血、血清和血产品，包括用来治疗血友病的血因子传播。

鉴定出一个破坏身体免疫系统、使人易受其他微生物损害的病原体是很大的挑战。临床证据提示，在症状出现前，艾滋病有一个较长的潜伏期(数月或数年不等)。此外，致病病原体对免疫系统的初始破坏，使得以前温和的病原微生物得以苏醒繁殖，更加阻碍了对这一特异性致病病原体的研究。如今众所周知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是由巴斯德研究所的吕克·蒙塔尼耶团队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罗伯特·卡洛团队于1984年发现的。蒙塔尼耶首先鉴定岀HIV，卡洛第一个提出HIV能引起艾滋病。

罗伯特·卡洛

此外，卡洛研究出的技术也使得在实验室培养HIV成为可能。艾滋病致病病原体的鉴定推动了HⅣ血液检验技术的发展，从而阻止了HIV通过输血、器官移植和血产品的传播，尤其是对血友病患者。

科学家们发现了HIV的两个主要类型：HIV-1亚型和HIV-2亚型。HIV-1亚型遍及世界大多数地方，HIV-2亚型几乎都发现于西非。1985年，一个与HIV非常相似的病毒被发现于非洲灵长类动物，被称为猴免疫缺陷病毒(SIV)。通常，病毒亚型在它们的宿主生物中不引起疾病，但当传播至其他物种生物时，可能会非常危险。HⅣ和SⅣ亚型的研究支持了艾滋病起源于非洲的猜想，但使非洲灵长类动物的病毒感染转变成人类间传播的致死病毒事件中的特异序列仍然不清楚。一些观察者称HIV是非洲丛林的报复，因为有证据显示HIV是从SIV进化而来，这跨过了物种屏障。

艾滋病的流行

首批艾滋病病例发现后不久，对该病千奇百怪的推测就开始出现。虔诚的狂热者声称，因为抗生素使治愈梅毒和淋病成为可能，HIV是作为一种对不道德性行为的新惩罚而被创造出来的。阴谋理论家把HIV的出现归因于一个秘密的基因工程或生物战争项目，认为是企图通过制造一种疾病来杀死同性恋者和吸毒者。

美国阴谋理论家称HIⅣ是由苏联科学家们制造的生物武器；苏联也流传着类似的理论，把HIV的制造归咎于美国科学家。这些理论清晰地暴露了充斥在国际关系中的怀疑和恐惧，但却未能解释一个具有长期潜伏期和不同进程的疾病是如何发挥生物武器功能的，也没有解释HIV在20世纪50年代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

生物武器理论的另一个版本——设计病毒理论认为，HIV是由两个逆转录病毒(T细胞白血病病毒和绵羊髓鞘脱落病毒)重组而来。虽然这两种病毒都能够引起致死性、进展性疾病，但是HIV基因序列与它们的序列不匹配。艾滋病在非洲高发引起了一种说法：HIV是由西方世界创造的一种种族灭绝工具。在非洲灵长类发现SIV后，一些新闻工作者将HIV的传播归因于20世纪50年代在非洲实施的脊髓灰质炎疫苗检验。但科学家们并没有发现支撑此说法的证据。

关于艾滋病起源的一个可能性较大的猜想是：人类通过狩猎屠杀和食用不同的猿类和猴子而感染了原始病毒。当猎人在捕捉或屠杀猴子而被咬或受伤，使病毒传播给猎人时，SⅣ向HIV的转变也许就此开始了。

从中非黑猩猩体内分离出了与HIV-1相似的病毒，提示黑猩猩可能是与艾滋病流行相关病毒的自然宿主。艾滋病研究者认为，虽然该病直至20世纪80年代才被发现，但致病病毒可能已经在非洲传播了几十年。在乡村地区或被隔离的村庄，由艾滋病并发症引起的散发死亡并没有被注意到，但是社会经济发展及现代化可能使艾滋病的影响力扩大，包括城市化砍伐森林、乡村人群移民至城镇和城市、道路建设贯穿以往被隔离区域、长途货运、旅游、卖淫等。因此，住在城市中的人们仍然有可能通过丛林肉食贸易，即购买、制备、食用猿猴肉等接触到SIV。这表明，丛林肉和外国宠物国际市场的扩大可能会导致其他以往不知名的动物病毒传播至人类。

2008年，对一个死于1960年的现刚果民主共和国女性的淋巴结组织样品的研究证实了以前的猜想：HIV在20世纪早期出现。虽然HIV/AIDS流行的生物学背景还不清楚，但是研究者猜测，最初的病毒是从黑猩猩偶然转移到人类的。研究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些首次出现HIV地区的城市发展、殖民、贸易的历史，可能是锁定使罕见病毒快速传播至大量新受害者的因素的关键。

例如，基金和资源短缺使现代医学实践受到限制，或许加速了HIV在非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传播。尤其医院和诊所可能因重复使用医用器材来注射、输血、接种疫苗和实施外科手术，为病毒传播提供机会。那些照顾发热、腹泻和其他艾滋病相关并发症患者的医务工作者、传教士或其他工作人员也可能会感染病毒，并将其传播至世界其他地方。一些欧洲人在健康状况不佳、患上非特异性非洲热的情况下返回他们的原住国是很常见的事情。

通常，不佳的健康状况和传染性疾病(包括疟疾)的高负担，会使HIV更容易传播。一旦HIV传播至人类，在诊所、医院和全世界的免疫活动中，不充分的消毒灭菌技术则会传播HIV。20世纪80年代，人类行为的改变，如旅游增加、性行为改变、静脉药物滥用、输血、使用储存血生产某些特殊产品(如用于血友病的凝血因子)，也加速了HIV的传播。

中国艾滋病的流行病学研究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关于医药市场是如何促进HIV传播，以及试图忽视和隐瞒问题会带来更大悲剧的研究。流行病学家在研究陌生文化群体中的流行病起源时，有时会忽略一些可能使病原体传播至婴儿、儿童和成人的习俗或传统。

影片《最爱》讲述中国偏远山村90年代因卖血导致的艾滋蔓延

病毒学家通常认为，唾液中的HⅣ浓度很低，不会传播，但若咀嚼食物的人口腔有开放的伤口或刮伤，唾液就能与足够的血液混合，从而导致病毒传播。

流行病学研究提示，一些传统的习俗(如男性割礼)可能会降低感染艾滋病的风险，2007年，世界卫生组织支持男性割礼作为非洲抗艾滋病项目的一部分。

否定论、靶向药、新挑战

尽管已有HIV是艾滋病病原体的证据，但否定论群体(一些科学家和记者)仍认为HIV不引起艾滋病，或者认为艾滋病是一个诊断神话，而不是一个真实的疾病。著名的分子生物学家彼得·杜尔伯格是这一说法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他认为，HIV是在人体内复制的众多重要但无害的逆转录病毒的一员，艾滋病不是一种由病毒引起的感染性疾病，而是由生活方式问题引起的各种症状的集合，比如使用消遣性药物和医疗药物。杜尔伯格的这一论据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在HIV被发现之前，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已有证据显示，艾滋病供者的血液可将疾病传播给没有药物滥用史的受血者(无论性别或年龄)。

除了艾滋病否定论者，科学家们确信,在世界各地区的各群体中，HIV和艾滋病间的关系已被明确证明：HIV能引起艾滋病。

2000年，艾滋病专家普遍同意药物联合治疗(也称“鸡尾酒疗法”)改革了HIV/AIDS的治疗。国际公共卫生倡导者力促所有国家支持抗病毒药物治疗和推广综合预防项目。在艾滋病刚开始流行时，不同于抗菌药物，抗病毒药物事实上并不存在，是艾滋病的出现刺激了抗病毒药物的发展。

1987年，首个能减缓艾滋病进程的药物——叠氮胸苷(AZT)被广泛应用，AZT能靶向作用于HIV用来制造基因组DNA拷贝的逆转录酶。但是，AZT也伴随诸多不良反应，并且对疾病晚期无效。在1996年的国际艾滋病会议上，有研究者报道了一个新的抗病毒药物复合物和昂贵的新方案，称为蛋白酶抑制剂，其与老药联合应用可增加艾滋病患者的预期寿命。随着患者伴随着慢性艾滋病、艾滋病药物和衰老继续存活数十年，HIV/AIDS从一个宣判死刑的疾病转变成一个非常昂贵的慢性疾病，并产生了新的问题和挑战。

尽管有证据显示，抗病毒药物能够促进和延长携带HIV/AIDS人群的生命，然而需要抗病毒治疗的人中仅有一小部分能得到合适的治疗。HIV/AIDS治疗方案的成功并没有伴随安全有效的保护性疫苗的成功研发。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变得越来越有效和容易得到，艾滋病患者的预期寿命因此而得以延长，但因没有保护性（预防性）疫苗，感染HIV/AIDS的人数将会继续增加，其流行依然没有平息。

（本文摘自《传染病的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9月出版，略有编辑，以原文为准）图片来源于网络，侵删

[美] 洛伊斯·N.玛格纳 著 刘学礼 主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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