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大流行横扫全球，人们都在关注病死人数。其实，瘟疫对生命的损失不仅仅因为“致死”，更在于“妨生”，即会导致生育率下降。

这是一种神秘的对称：导致死亡人数大幅增加的事件，也往往导致更少的受孕，从而使得九个月后的出生数下降。

这是有事实为证的。800万人口的爱尔兰在1845-1849年大饥荒期间，不仅饿死了一百多万人，也少生了30万人。1866-1869年的饥荒导致芬兰、瑞典的生育率从1865年的4.8、4.6降至1868年的3.4、3.9。

1889年法国流感，让生育率从1888年的3.16下降到1890年的2.95。1918年美国流感造成67.5万人死亡，生育率从1917年的3.33降至1919年的3.07，少生了约30万人。2014-2016年埃博拉病毒疫情也导致西非的生育率下降。

第一次世界大战，法国、英国、德国死亡了4.3%、2.0%、3.9%的总人口，生育率也从1913年的2.47、2.93、3.52下降到1917年的1.34、2.10、2.51。惨烈的苏德战争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也导致苏联的生育率从1941年的4.6降至1943年的1.68，德国的生育率从1941年的2.25降至1945年的1.53。

我们来看疫情下的“生命核算”。1918年的流感对生育率的影响相对较小，是因为次生灾害轻。当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政府不可能重视遏止疫情;预期寿命短，没有现在这么惜命;农业人口比例高，没必要隔离;工人没有病假和失业保险，停工就没有了生活来源。因此当时没有停工和隔离，对国际贸易、零售、铁路客运和股价几乎毫无影响。

1957年的亚洲流感，在美国剥夺了10万人的生命，但是同样由于政府拒绝采取社交隔离措施，对经济和生育率都没有太大影响。

而这次新冠病毒疫情对全球经济的打击，可能将介于2008年金融危机和1929-1933年美国大萧条之间。大萧条期间，美国经济负增长，高失业率，结婚率下降，生育率从1928年的2.66降至1933年的2.17。

美国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经济的影响在两年后就恢复了，但是对人口的影响却延续至今。1989-2007年美国的生育率稳定在2.0-2.1，但是下行势能很大。金融危机临门一脚，将生育率踢下悬崖，从2007年的2.12跌到2018年的1.73。2008年成为了历史性拐点。

这次新冠疫情可能将导致2021年美国的生育率降至1.6，少生约20万人，超过直接剥夺的生命数。

新冠病毒传染性强、病死率不算低，如果坐视不管，必然引发经济危机、社会动荡、生育率下降。因此抗疫和生产需要精细的平衡，避免双重的“生命损失”。

这次儒家地区对疫情控制得比较好，是因为东方社会普遍尊重权威、服从性好，因此积极配合政府的抗疫;出于“防人之心不可无”的心理，普遍戴口罩;也是因为对生命的终极意义与西方人认识不同。

西方认为人死后会进天堂，从“此岸”到“彼岸”，因此对生死看得相对较开，崇尚“生命诚可贵，自由价更高”。而儒家文化只有“此岸”，没有“彼岸”，更珍惜生命，因此婴儿死亡率低、预期寿命长。比如2017年日本、新加坡、中国香港的预期寿命分别为84.1岁、84.8岁、84.7岁，而美国、欧盟、印度、拉美分别只有78.5岁、81.0岁、69.2岁、75.3岁。

但是这种生死观的另一面却导致生育率低、老龄化严峻，因为生死相依，婴儿死亡率、预期寿命与生育率的相关性非常强。2005-2018年的总和生育率，日本、韩国、新加坡华裔、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分别只有1.39、1.17、1.09、1.11、1.12，而美国、欧盟、印度、拉美分别为1.92、1.57、2.45、2.18。

2020年中国大陆的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相当于中国台湾、韩国的2004年，妇女初婚年龄则相当于中国台湾、韩国的2005年，而离婚率和避孕率比台、韩更高，生育意愿则更低。目前中国大陆的理想子女数只有1.7-1.8个，而台、韩还有2个。

受疫情影响，2020年中国停工了两个月，对经济造成巨大的影响，这可能导致家庭收入减少、失业率提高，不但降低养育能力，还降低结婚率、推迟婚育年龄。事实上，近几年来，生育率下行的势能本就不小，而疫情又加剧了这一势头。

疫情过后，中国或需要立足于民族的长远，出台有利于提振生育率的休养生息政策。

（作者系医生、人口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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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富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