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的预防及治疗(精神病预防和治疗)精神病的预防及治疗(精神病预防和治疗)
为处于高危精神状态（ARMS）的人提供服务的优缺点仍然是激烈争论的主题。一些人，如Malhi et al.(2020)认为这些服务本身是有害的。
我们自己并不相信这一点，这类服务的发展无疑提供了学术刺激，也为精神疾病生物标志物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患者资源；后者产生了一系列有趣的发现。例如，与没有患精神病的人相比，高危精神状态的人的大脑发生了变化。此外，与健康对照组相比，那些高危并发展为临床精神病的个体，其合成纹状体多巴胺的能力过剩，当他们接近临床精神病时，纹状体多巴胺的合成能力进一步增强。
尽管我们做出了最大的努力，但ARMS服务不太可能覆盖那些真正有可能继续发展精神病的一部分人。ARMS服务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预防精神病的公共卫生方法
我们把ARMS服务视为选择性的预防。然而，即使ARMS精神病服务能够防止患者发展为精神病，但社会上的风险分布在很大程度上不会受其干预的影响。这是因为ARMS服务不会影响增加精神病风险的整个人群的暴露。因此，我们认为，更好的办法是公共卫生干预，其重点是减少对危险因素的接触。
在医学方面，普遍的初级预防往往会带来更大的变化，这种预防针对的是整个人群，而不是对个体的强化治疗。
例如，通过接种疫苗(例如天花)或改善卫生(例如在没有COVID19疫苗的情况下)或纠正孕产妇营养缺陷(例如叶酸缺乏，以避免神经管缺陷)，来最大限度地减少或消除传染病。另一种方法是实现生活方式的改变。后者最近的一个成功例子是全国禁烟运动，这大大降低了吸烟率和与吸烟有关的疾病。
转向基于人群的预防方法
许多作者提出了将初级预防原则应用于一般精神病学和抑郁症的可能性，但只有少数研究集中于精神病学。关于后者，McGrath和Warner都主张改善包括营养在内的产前和围产期的护理，特别是对患有精神分裂症的母亲，希望这能减少早期神经发育受损的婴儿，从而减少患精神分裂症的可能性。同样，Brown和McGrath也考虑了产前感染和营养不良。
Sommer等人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指出社交和认知障碍通常在ARMS阶段前几年就出现了；他们建议，预防应侧重于那些因家庭/遗传风险增加或轻微精神病症状而有精神病风险的儿童。他们认为，干预可以旨在提高压力适应能力，优化大脑成熟度，预防或减轻不利的环境状况。
我们认为，针对全体人口的干预将是最富有成效的。在医学上，这种策略通常取决于识别那些会增加相关疾病风险的暴露，然后公开提倡避免这种风险因素。研究表明，精神病发病率不同的研究可能会提供一些有意义的线索。最近对16个地点的研究（EU-GEI）报告称，在某些北欧城市中，精神病发病率比意大利和西班牙部分地区高出5倍以上。
认为EU-GEI研究中的差异是由北欧人和南欧人的基因差异造成的，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不同程度地暴露于环境风险因素的可能性更大。然而，有相当多的候选因素。
我们现在将考虑初级预防的前景，重点关注我们认为的主要候选因素上：城市化、移民和大麻使用。
城市化的例子
虽然出生或成长在城市而不是农村是一个高度可复制的风险因素，但城市化必须是一个或多个特定组成原因的代表。高人口密度、更大的压力暴露、药物滥用、犯罪等都已被提出。最近，针对空气污染、绿色空间缺乏和社会资本缺乏的新假设也都得到了调查。
可不可以对城市进行设计，以减少其中的不利因素?当然，将城市规划为拥有更多绿色空间或更低的污染，不仅会使那些有精神分裂症风险的人受益，而且还有利于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但是，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致病的确切机制，我们无法主张在城市规划中进行特定的改变，从而降低城市的精神病致病率。目前迫切需要仔细评估城市规划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移民/少数民族身份的例子
在EU-GEI的研究中，造成北欧和南欧地区精神病发病率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北部城市有大量少数民族人口，其中大多数是移民及其子女。如果将移民/少数民族从分析中剔除，伦敦南部的精神病发病率从每年61/10万下降到每年45/10万。
如果增加的风险与种族主义和/或歧视有关，那么我们就有了另一个理由(如果需要的话)来支持政治变革来消除它们。不幸的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能充分肯定移民及其子女风险增加的潜在机制。
使用大麻的例子
使用大麻会增加患精神病的风险。正如60年前关于吸烟和肺癌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最初报告一样，人们最初对吸食大麻会增加精神病风险的观点表示怀疑。批评者认为这种联系不是因果关系，而是由于同时使用其他药物，既存的异常人格，或对先前的精神或前驱症状进行自我药物治疗所致。
这些主张已被一一驳斥。精神病风险随着大麻使用频率和时间的长短以及大麻的效力而增加。
烟草和酒精的长期不利影响随着其使用的程度而增加。全面吸烟后，肺癌达到了流行病的比例，酒精性肝病的发生频率随着人群饮酒量的变化而增加和减少。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大麻和精神病也是如此。
Boydell等人研究表明，1965年至1999年间，英国伦敦的精神分裂症发病率增加了一倍，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大麻使用的增加。Hjorthøj，Larsen，Starzer和Nordentoft证明，在2006年至2016年之间，大麻引起的丹麦的精神病发病率增加了一倍以上。Di Forti等人发现，欧洲5个国家11个地区的精神病发病率与各地区总人口中日常使用大麻的患病率高度正相关(r =0.8)。计算得出的人口可归因分数(PAFs)表明，如果不再使用高效力的大麻，11个地区约12%的首发精神病病例可以得到预防，伦敦的这一比例上升到30%，阿姆斯特丹上升到50%。
证据是否足够有说服力，是否值得采取预防措施?Gage，Hickman和Zammit详尽的审查了流行病学文献可能的混淆、偏差、错误分类、反向因果关系以及对大麻使用与后来精神病之间关联的其他解释，得出的结论是：“流行病学研究提供足够的证据来支持公共卫生信息，即大麻的使用可以增加精神疾病的风险”。
结论
我们的结论是，ARMS服务不太可能在防止大多数人患上精神病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一种可能产生更大效果的方法是专注于避免增加患病风险的危险因素。作为实现普遍初级预防的第一步，我们建议开展大规模运动，教育年轻人了解经常使用高效力大麻的危害。对于大麻使用，无论是否做出有关合法化的决定，都可以发起大规模的健康教育运动，向公众宣传大量使用大麻对精神健康的风险。
这项工作是由位于伦敦南部的国家健康研究所(NIHR)生物医学研究中心、Maudsley NHS基金会信托基金和伦敦国王学院资助的。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