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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系精读中国史连载281，《明朝史话》连载06，欢迎收看。

明成祖朱棣病死于榆木川后，皇太子朱高炽即位，改元洪熙，是为仁宗。仁宗只当了10个月的皇帝，便于洪熙元年(1425)五月病死。仁宗死后，其子朱瞻基继位，改元宣德，是为宣宗。

仁宗、宣宗统治期间，基本上继承洪武、永乐时期的政策，吏治比较清明，并在一定程度上让老百姓休养生息，社会经济继续向上发展，因而，史学家颂扬这一时期的统治为“仁宣之治”。

仁宗在位期间，重用大臣“蹇夏”和“三杨”，依靠他们管理朝政。

“蹇夏”即赛义和夏原吉。蹇义字宜之，四川巴县人。夏原吉字维喆，祖籍江西德兴，父亲在湖南湘阴当官，便定居在这里。

他们俩都是从洪武朝就开始任事的老臣。明成祖即位后，蹇义被提为吏部尚书，夏原吉被提为户部尚书，掌管了六部中的两个最重要的部。

蹇义为人厚重，作风谨慎，是掌管吏部的理想人才。他熟悉朝廷的典章制度。夏原吉则精明能干，他还曾经向成祖提出裁冗食、平赋役、严盐法、清仓场、广屯种等经营财政的建议，都得到采纳。

永乐一朝，频年用兵，有征安南、征蒙古之役；大兴土木，改建北京城，修筑宫殿；疏浚吴凇江，修大运河；制造巨舰，多次派遣郑和出使西洋诸国。为此，朝廷的财政支出以数万万计。夏原吉精心管理，有条不紊。

蹇义和夏原吉历事五朝（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一个当了34年的吏部尚书，一个当了29年的户部尚书，长期掌握朝廷重权，当时臣民并称为“蹇夏”。

“三杨”即杨士奇、杨荣、杨溥。杨士奇名寓，士奇是他的表字，江西泰和人；杨荣字勉仁，福建建安人；杨溥字弘济，湖广石首人。

三人也都是建文朝的旧臣。明成祖即位，杨士奇和杨荣同时进入内阁，并久任至正统朝，在内阁的时间分别为42年和38年。杨溥于宣宗即位后入阁，在内阁的时间也长达21年。他们三人都是五朝（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元老，并且都久任阁臣，故时人合称为“三杨”。

“三杨”中， 杨士奇刚直敢言，在永乐朝受命辅助太子监国；杨荣多谋善断，有军事才能，曾多次随从成祖出征漠北；杨溥是仁宗当太子时的老师，为人恭谨，被誉为有“雅操＂。其实，“三杨＂中杨溥的才干和影响远不如其他二杨。

仁宗在“蹇夏”和“三杨＂的辅助下，实行了一些开明政治，其中之一就是他本人能够纳谏。他曾对杨士奇说：“为君以受直言为明，为臣以能直言为忠。……今后，我如果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你们尽管直言指出，别担心我不会听从。”

他这样说了，也确实这样做了。在他当太子监国的时候，有一个御史得罪了他，即帝位后，他想惩办这个御史。杨士奇劝谏说：“陛下即位之时，下了一道诏书赦免以前忤旨者。现在如果还要办御史的罪，就是不守信用。这样，做臣下的会感到寒心。”杨士奇这一说，仁宗就改变主意，不计御史的前咎。

永乐一朝，经年征战，工役频举，支出浩繁。虽然当时的经济繁荣，国库殷实，但在这20年左右的时间里，耗费的物力毕竟是太多了。仁宗即位后，注意到百姓在永乐时期的负担，实行了与民休息的政策。他一即位就下令停止为宫中采办宝石、金珠、马匹以及烧铸进供等等。

在往年，北京、山东两地要交枣80万斤以作宫中香炭之用，这是常赋，并不是额外采办。仁宗也下令只征一半。

工部要修理军器，准备向百姓征布漆。仁宗命令以官钞到市场上购买，不许向百姓征派。他说：“古时候的土赋，都是随地所产，不强征其所无。而往年像丹漆、石青之类，官司不根据物产，一概从郡县征收。小民要聚集银钱，到市上买了来交纳，吏胥得以从中营私舞弊。今后一律禁止。”

凡是地方受灾，他都下令蠲免田赋，发放官粮赈灾。他在位的短短10个月时间里，多次蠲免灾区赋粮和发放官粟赈灾。

洪熙元年四月，山东、淮安、徐州等地饥荒，地方官却照旧催逼赋税。仁宗得知后，命杨士奇起草诏书，蠲免夏税一半，并停罢一切官买物料。杨士奇认为这事应该通过主管的户部和工部。仁宗说：“户部和工部可以慢些让他们知道。救民如拯溺，不可片刻迟缓。户部和工部如果得知要蠲免，他们怕影响国家费用，一定会犹豫不决。”命杨士奇即刻草诏蠲免。当时有一个户部尚书，就是因为不彻底执行蠲免赋税的命令而被解除职务的。

为了保证百姓的休养生息，仁宗还派遣监察御史分巡天下，考察官吏。他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经常对司法机构的官员说：“国家要恤民，一定要从清除赃吏做起。“凡是发现官吏贪赃害民的，都进行惩办。如有一个太监在四川采办木料时扰害百姓，仁宗命令副都御史戈谦前去调查严办。

洪熙元年五月，仁宗病亡。宣宗朱瞻基继位。汉王朱高煦乘仁宗新亡，宣宗刚即位之机，于宣德元年(1426)八月发动叛乱。

朱高煦是仁宗的同母弟，为人狡诈凶悍，善于骑射，一向以雄武自负。成祖死的时候，他就在窥测风向，蠢蠢欲动，后来没得到下手的机会。10个月后，仁宗又死，朱瞻基从南京奔丧，高煦阴谋在路上伏兵邀击，因事出仓促，未能得逞。宣宗即位后，一再曲徇其意，但他处心积虑，总想发动叛乱，夺取皇位，终于在宣德元年八月起事。

朱高煦效法其父朱棣的故伎，指夏原吉等人为奸臣，声称自己是举兵＂靖难＂。他派人暗中到北京联络英国公张辅为内应。张辅逮捕来人，告发他的阴谋。

面对朱高煦的叛乱，该如何平定呢？有人主张派阳武侯薛禄前去征讨，杨荣极力反对。他说：“难道没见到李景隆的教训吗？”他建议宣宗亲征，说： “朱高煦以为陛下新立，一定不会亲征。如今出其不意，以天威临之，事无不济。”

宣宗征求夏原吉的意见，夏原吉同意杨荣的主张，认为先声可夺人之心，应由宣宗亲征，一鼓而平之。于是，宣宗下定决心，率大营五军将士，亲征朱高煦。

宣宗一面派人到乐安城中传诏，晓以利害，令其投降；一面指挥大军直赴乐安城下，围困四门。城中人心瓦解，朱高煦手下的将士甚至密谋逮捕他献城。

朱高煦走投无路，被迫出城向宣宗请罪。宣宗执捕他父子，班师回朝，叛乱平定。

朱高煦被抓到北京后，被废为庶人，囚禁在西安门内的逍遥城。一天，宣宗到囚室看他，他趁宣宗不注意，伸出一脚把宣宗勾倒在地。宣宗大怒，命令卫士用一个300斤重的大铜缸把他盖住。但是，朱高煦力大，顶缸而起。宣宗命人在缸上堆起许多木炭，点火燃烧。朱高煦被活活烧死。

宣宗在位期间，仍然重用“蹇夏”和“三杨”等一班老臣，并继续执行仁宗的与民休息的政策。他对民间的疾苦有一定的了解。在一次外出还京的路上，他看到几个农民在田里耕作，便带着几个官员前去看望，下马询问稼穑之事，并接过农民手中的犁把推了三下，说：＂朕只推三下，就已觉得累了，更别说常年在干这种活了。人们常说，劳苦者莫如农家，确是如此。”

他曾经亲自写《织妇词》一篇赐给朝臣，并叫人画成图张挂于宫中，目的是要官员和众妃嫔知道并记住百姓的艰辛。

正因为他了解百姓的一些疾苦，所注意与民休息而带来太平盛世的皇帝，他说：“汉武帝好大喜功，海内虚耗，末年还能惩前过。唐玄宗初政，有贞观之风，久而纵欲，遂致祸乱。这是汉武帝比唐玄宗好的地方。”

还说：“汉武承文、景之余，炀帝继隋文之后，开元之盛，遂有安史之乱，这些岂不都是仗着富庶而不知儆戒吗？汉武末年还能惩过，而炀帝遂以亡国，玄宗终至播迁，这些都足以作为世人之大戒。”

他总结出一条历史经验：国家之盛，本于休养生息；而衰弱，必由于土木兵戈。

要与民休息，首先就须自己节俭。宣宗反对那种向百姓强征暴敛以供帝王享受和充实国库的做法。他说：“人君恭俭，则户口日繁，财赋自然也就充足。”

在他刚即位的时候，有一个工部尚书向他提出，宫中御用器物不足，必须到民间采办。宣宗制止他，并说：“汉文帝的衣服帷帐没有文绣，史称其恭俭爱民。朕也须以俭约率下。“

有一个和尚自称要修寺为他祝福长寿，被他训了一顿。他说：“人情没有不想长寿的。古时候的人君，像商朝的中宗、高宗、祖甲，周朝的文王等享国最久，而那时哪有僧道、神仙之说！秦始皇、汉武帝求神仙，梁武帝、宋徽宗崇僧道，效验可见。世人不悟，实在可叹！”

作为一个封建帝王，能够认识到这一点，也是难得的。宣宗不但自己较为俭约，对朝廷的费用和工程建设也反对奢侈。在修建仁宗的陵墓献陵时，他遵照仁宗的遗嘱，厉行节约。

蹇义、夏原吉极力赞同他的主张，认为这是利于万世的措施。于是，宣宗亲自规划，仅三个月就修成陵墓。

献陵在规模和华丽方面不如成祖的长陵，以后几代皇帝的陵墓都以它为楷模，只是到世宗营建永陵时，才又开始奢华。

和提倡节俭相适应的是裁撤冗官。这个建议是宣德三年 (1428)蹇义首先提出来的，宣宗采纳了，并叫他负责。宣宗还严禁将官扰害百姓。他到北方巡边时，严厉申诫将士说：“有敢扰民者，杀无赦！“

锦衣卫指挥锺法保建议在广东东莞采珠，宣宗说他是要“扰民以求利”，把他罢官下狱。

宣德四年(1429)，工部尚书吴中启奏说：“山西圆果寺是国家祝福的地方，现旧塔损坏，希望能征调力役修建。＂宣宗说：“你想借此求福吗？我以安民为福。”不许他役民修塔。

即使是皇室、勋戚这些贵族，宣宗也严禁他们侵扰百姓。宁王朱权要求赐给他南昌的一片土地，宣宗不答应，对他说：“你身为亲王，食租衣税，现有的岁禄就够多了。而一乡之田，百姓靠它衣食，不该夺以自富。”

对于贪官污吏，宣宗进行严厉惩罚。御史沈润接受贿赂，宣宗说：“御史本是朝廷耳目，今受重赂，是耳目蔽矣”，把他谪戍辽东。

即使犯赃的是公卿大僚，也不轻饶。都察院左都御史刘观，因为贪贿被逮捕下狱。工部尚书吴中私自把公家的木料、砖瓦赠送给太监杨庆建府第，也被 下狱。

对灾荒地区，宣宗也实行蠲免田赋，开仓赈灾。河南有一个知县，没经过请示就发放驿粮千石赈灾，宣宗不但没责备他专擅，反而表扬他不拘手续。他说：“如果要依照手续层层申报，那老百姓早就饿死了。“

当时一发生天灾，老百姓为了逃荒，四处流移。而地方官府害怕流民变乱，派兵捕逐。宣宗对此一再申谕说：“饥民流亡，乃是出于不得已，如果再驱逐使之失所，则不仁甚矣。”禁止地方官捕治饥民，并派官进行赈济。

有些流民在一个地方定居下来，并有了家业，而地方官府却要驱逐他们回原籍。对此，宣宗也进行申诫，他说：“彼此皆吾土，只要民安就可。”允许流民在该地附籍。

在用人方面，宣宗亲贤臣，远小人。内阁大学士张瑛、陈山本是宣宗为太子时的东宫旧臣，二人寡学多欲，为官不廉。宣宗并不因为他们是自己的旧人而加以庇护，把他们调出内阁，贬了官。

都御史刘观被罢官下狱后，杨士奇和杨荣举荐顾佐接替他的职位。顾佐为官清廉刚直，约束下属严格。宣宗命他考察诸御史，整肃朝纲。顾佐不负宣宗重托，到都察院后，贬谪了20位不称职的御史到辽东为吏，又降了8人，罢了3人；同时，举荐了40余位清正敢为的人担任御史，使之督察百官。

经过一番整顿，贪墨黜罢，朝纲肃然。一些受到弹劾的奸吏怨恨顾佐，便诬告他受贿、冤屈好人。宣宗明察是非，不为谗言所惑，办了诬告人的罪，而对顾佐更加信赖。

在地方上，宣宗也叫“蹇夏”、“三杨”等推荐了一批廉直的官员出任府、州长官。这些人中有许多成为明史上的循吏清官。当时最具盛名的是况钟。

况钟字伯律，江西靖安人，宣德五年(1430)由蹇义等推荐任苏州知府。苏州的赋役负担在全国是最繁重的，豪族猾吏更以此舞弊营私。况钟第一次升堂办事时，群吏环立，拿出一大堆公文请他处理。他假装不懂，左右请教，全部按照吏目说的处理。群吏大喜，以为这个况知府是个糊涂虫。

过了三天，况钟召来群吏，对他们说：“那天某件事应该办，你们加以制止；而某件事不应该办， 你们却硬要我办。你们这些奸吏舞弊久了，根据你们的罪行应当被处以死刑。”当场捶杀了几位为首的奸吏，把那些贪虐庸懦的全部斥退。

这件事震动了全苏州府，此后，人人奉法，再也不敢乱来。

况钟革除那些苛烦的陋规，凡是对老百姓不便者，都上书朝廷请求革除，仅赋粮一项就奏免了70余万石。每年还在济农仓积粮几十万石，除荒年赈灾外，平时还用这些粮食来为民间输纳杂办和旧欠的田赋。

为了防止官吏在征派赋役时进行敲诈勒索，侵渔小民，他制订了一系列法规，严加管束。兴利除害，不遗余力，百姓奉之若神。况钟的母亲死了，按照封建礼教他必须离职守孝三年。但苏州百姓舍不得他离去，到朝廷请求留任。

正统六年(1441)，况钟任期已满，应当迁任，又有2万多百姓去请求巡按御史，要求让他再任。英宗准许了百姓的要求。后来，况钟就死在苏州任上。死的时候，吏民聚哭，为他立祠。

仁、宣二朝的开明政治虽然有其局限性，但是，这个时期的政治与其他朝代比较毕竟还是较清明的，人民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休养生息。在这个基础上，社会经济向前发展，尤其是手工业和商业有较大的前进，出现了明朝前期封建经济的繁荣景象。

只是可惜的是，仁、宣二朝的时间过短，大明“仁宣之治”，随着宣宗朱瞻基的英年而逝，也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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