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关内民生凋敝，但地处东北的长春，却迎来了发展机遇。地处“三省通衢”的长春，成为物流中心，从而带来商业贸易的繁荣，由此催生了金融业的兴起和大发展。当时，长春的金融业是如何发展起来的，种类众多的货币是如何兑换的，第一家货币交易机构是何时出现的?本期老长春，我们为您讲述清末长春的金融故事。

长春商业的大发展

早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官方的文献里，长春就已经是“三省通衢”，以大豆、高粱等为主的农作物和烟草、蓝靛等为主的经济作物，以及豆油、豆饼等都要经长春运往营口、烟台等地，以便出口欧洲;而绸缎、茶叶、煤油等日用品也由长春转运到吉林、黑龙江等地，于是长春变为东三省陆上的物流中心。中东铁路南部支线的通车，增强了长春在地理上的优势，更强化了其物流中心的地位。随之而来的，长春从事粮食买卖的粮栈，从事豆油生产的豆油炸制，制作烧酒的锅房和面粉加工等都极为兴盛。为服务货物转运业务，于是大车店兴起，许多商人投身其中。

从清光绪二十四年开始，在长春西门直接驻有俄军2000多人，此后又有部分移驻到宽城子车站。1905年前后，俄国为了应对日俄战争，在吉林省大量采购物资，如粮食、烧酒、牛马等牲畜，以及各种日用品，吉林省境内建立了许多供俄军购物的“集场”，仅长春就有宽城子、东卡伦等5处。俄军的需求客观上带动了吉林省的生产和消费，不管是普通百姓，还是官府衙门，都成为受惠者。这种情况下，受到损失的则是国家，当时地面浮财充斥，遍地商机，如长春知府王昌炽借牛马交易的机会，收取的牛马税高达十万两白银，而他只上交了规定的数额，只占税收的一小部分。其余的税金被其私人占用。随后还有长春日本附属地的基建工程等，对地方经济的拉动也是很大的。这种形势下，商人们都将长春视为一个商机，纷纷在此新建、扩建店面。如俄国人需要米面油，于是米面加工业就增长;俄国士兵喜欢喝酒，于是烧锅明显增多，如长春府属的外镇烧商德源盛、永丰庆等就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商机，于是借使官款，以便扩大生产规模。

长春商业的繁荣，又带动了人口的增加，清光绪末年，是长春人口大增的时候。来长春的人，一部分是作为移民，直隶、山东、山西、河南等省的商人和劳动力来到长春，到各商号谋生，在这里寻找发财的机会。还有一部分山东、直隶人，是从事木瓦工的工匠和从事苦力的小工，他们的劳作是“雁回式”的，春天从家乡来到长春打工，冬天时带着积蓄回关内老家。据相关资料，到清光绪三十三年时，长春城人口达到11万。人口的增长也拉动了消费，当时的长春，看起来是一片繁华。可以说，20世纪初的长春，处于一个大发展的时期。

数量众多的钱庄商号

商业贸易的兴隆，需要大量资金作为贷款进行周转，货币也需要存储、汇兑。长春的金融业就此兴起，银行、钱庄、当铺等数量剧增。原来在清光绪末年，长春没有正规的银行，只有吉林永衡官帖局的长春分号，其作用只是放贷和回收本息。再就是1900年设立的华俄道胜银行，算是正规的商业银行，对许多长春商号进行放贷，但无法满足当时长春的经济发展。于是钱庄应需而生。不管是行商还是坐贾，都感觉到发财的春天来到了，都认为兴办钱庄绝对是一个优势项目，于是旧有钱庄扩大规模;一些栈商、杂货商等见有利可图，也开始规划和新建钱庄，如当时最有名的商人纪凤台，投资二百万吊，一口气开设了和成祥、和成兴、和成华、和成通等4家钱庄。其中和成祥是一个二层新式楼房，耸立在北大街上，成为当时长春的地标建筑。日本驻长春领事馆在报告书中特地提到纪凤台，说他财力雄厚，是长春商界的代表。

据相关调查资料的不完全记载，截至清光绪三十三年六月，长春城内仅中国商号就有近900家，当铺8家，而钱庄达40家，汇票店50家，银炉7家。当时长春有影响列入前四等的商号82家，其中一等商铺有15家，二等商铺22家，其余为三等商号和四等商号。这些商号所从事的行业，可谓林林总总，包括当时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投入资本排在前三位的则是烧锅、当铺、钱庄。当铺虽然数量少，但多数财力雄厚，影响巨大。上述调查资料还记载了在一等商铺15家中，当铺、钱庄，或二者都有涉及的商家高达11家，如同和当、东广顺当等是专业性的典当行业，顺升合、广顺庆、万发合等同时从事钱庄行业和典当行业，纯粹从事粮栈、油房的才4家。其中位于南大街上的一等商号同合盛，是长春最有名的银庄， 同时还经营着当铺，其执事人高宗舜曾在光绪三十三年一月被选为长春商务总会第一任总理，可见该商号的影响力。这也说明钱庄在长春商界的地位。而二等商号中的22家，有从事金融业务的商号也达到10家。可见当时金融业的兴盛，其在长春经济中所占的地位，是其他行业所无法比拟的。

种类繁多的货币

长春金融业的兴盛，不仅体现在商号众多上，还体现在货币种类的多样性上。清代实行的“银钱平行”抽。长春可以说是吉林省流通货币最为多样化的地方了，当时的币种，最少有7种以上，有官方货币、民间货币、外国货币等。官方货币第一种，就是制钱。清入关前已开始铸造制钱，顺治定都北京后，户部设立了宝泉局、工部宝源局，铸造“顺治通宝”钱;还颁布钱式，命令各省、镇开局鼓铸。因为吉林省在光绪朝没有铸币权，所以早年使用的都是由关内流通进来的清朝铸发制钱，也就是大钱，一个大钱为二文，500枚为一吊。第二种就是银元和铜元。因为吉林省货币缺乏，闹起了钱荒，经吉林将军奏请，从清光绪十年开始拿到了铸币权，但不是铸造制钱，而是铸造银元和铜元，这些银元中的一些种类因为存世稀少，成为今天收藏界的珍品。第三种就是流通量最大的由永衡官帖局发行的纸币官帖，是吉林地方的官方货币，这里还包括银元官帖、制钱官帖等，后来成为长春最为流行的官方货币了。第四种则为实银，也叫块银，即以重量记值的货币。实银分为元宝和锭银，前者重量达50两，后者约三五两，这是最保值的货币了，深受欢迎。长春的银炉将从上海购进的元宝银溶化后，铸成长春流通的大翅元宝银，也叫宽平银，从中赚取差价。在长春流通的实银，有朝廷国库的通过官饷、军饷、基建、赈灾等方式发来的库平银，也有吉林省自己的厂平银，而长春因为自身重要的经济和金融影响，还有自己铸造的宽平银。

除了官方货币，民间和国外货币也有很多。因为没有国家的统一银行和严格管制，民间铸币是很常见的现象。当时，长春的一些商民为了牟利，就将制钱融合后，再私铸制钱。清代官方制钱重量规定，最开始是每枚制钱的重量规定在一钱至一钱四分之间变动。清雍正十一年后，限定以一钱二分为铸钱的标准。但民间私铸的制钱又小又薄，分量极轻。当时的媒体就说“吉省通用之钱皆沙壳，其小至不能著一字，最大者亦如内地之鹅眼。” 所以这种私钱被形象地称为“鹅眼、鸡眼、榆荚”，这种私钱虽没成为当时的主要货币，但被民间广泛接受，直到清末也没有因为其他货币的出现而退出市面。而另一种民间货币曾经成为长春的主流，这就是抹兑和私帖。抹兑，即“此店销货打票兑之彼店，彼店亦无现钱又打票兑之他店，谓之抹兑”。《长春县志》则说得更加明白“夫抹兑者，就是当时‘吉省制钱短少’，甲商出具了欠款白条收据给乙商，乙商再转给其他商号，时间久之后，这个白条就成为一种货币了。”在光绪早期，抹兑极为普遍。不仅民间周转需要它，官方也变相承认了它。吉林将军皂保就曾于同治四年时奏准，官方收取的杂税、土税、烧锅票课和厘捐等，“准其搭交二成现钱，八成抹兑”，可见其影响力。但抹兑也使钱法败坏，“总凭一纸空文而买实物，故物价因之增昂。”而对于农民来说，他们终劳一年，换来的钱越来越少;另一方面，一旦发行抹兑的商号倒闭，其发行的抹兑一文不值，拥有者就会倾家荡产。抹兑的这些缺点，也是光绪十年吉林将军希元奏请铸造银元的主要原因。而且从那时起，官方也反复对此进行整治，但20年后，到光绪末年，长春依然流行抹兑，只是这个时期的抹兑更加正规，多数已不再是早期的白条收据，许多有影响的烧商、当商制作一种正规的兑换帖，类似于银票，上面写有商号、地点，以及注明抵多少吊官款，盖上自家商号的图记，就可以支付、购物或流通了，人们称之为“商帖”。商帖的发行者，最开始是有影响有信誉的大商号，只在长春本境流通，人皆称便，在光绪末年时长春的商帖很是流通，可是后来“坊肆杂业辗转效尤”，甚至豆腐坊都发行私帖，信用顿减。

在中国货币外，当时还有日俄货币。当时的吉林，是中、日、俄势力较量和斗争的地方。俄国在取得中东铁路修筑权后，俄人的羌帖(即卢布)就大量进入东北。1905年日俄战争胜利后，日本势力也进入东北，还在长春建立了附属地。就这样长春成为俄国势力最南端，日本势力的最北端。在中国货币式微时，“外币势力乘虚而入。哈尔滨以东已成俄币范围，延吉一带则为日币范围，长春等处则成日币、俄币交争之范围。”这两个国家在长春设有自己的金融机构，扩大影响，如俄国在1900年设立了华俄道胜银行，发行羌帖，日本1907年在长春设立了正金银行办事处，也有自己的货币;此外还有日本朝鲜银行发行的金票，俗称为老头票，在长春也极为流行。

长春第一家

货币交易机构的出现

由于长春的地理位置、商业地位和日俄两国的势力交会点，当时在东北三省流通的货币，在这座府城中都能找得到。因为中日俄三方商贸往来，以及地方税收或饷款发放，对货币都有不同的要求，所以需要在各种货币之间进行兑换，长春也因此确立了自己的金融中心地位。在整个东北，形成了两大货币兑换中心，即营口和长春。吉林省甚至黑龙江省各地每天甚至要看长春的汇率。

长春钱庄在光绪末年十分兴盛，大型钱庄兑换各种货币，主要是面向需要金额特别大的商家。还有一些租用门面，开设自己的帖铺，比如官帖铺、羌帖铺等，主要经营一二种货币，如宽城子西三道街就有一家会成兴羌帖铺，做羌帖买卖。但实力有限，如果客户需求量特别大，那么就需要请其他钱铺帮忙兑付。据记载，有一次一名管姓客商用官帖购买羌帖二千四百余张，“据官帖价，需由东四道街同和永兑付”，于是会成兴的“柜伙王自德遂同管姓持帖往兑”。结果行至无人之处，管某突然拿出一把短枪，将伙计的胸膛打穿，想夺其手中的羌帖。因为事发繁华地带，警兵众多，行凶的管某立即被巡警逮捕，原来这个人是个卖棉花的，“因失利妄为，抢案多次”，当天晚上，这人被杖责七百，然后就被正法示众了。

还有一些“沿街设摊兑换各种银元票子者”，也有数十家，他们放上一张桌子，可以给临时需要者兑换小额的货币，这样的买卖被称为“钱桌”。他们获利很少，面向的都是普通大众，欺骗事件也时有发生。比如一名外地人“持日本老头票二十元”，在西三道街的一个钱摊兑换官帖。当天的行情是一元老头票兑换官帖三吊六百文，那么20元应该换72吊，而这个摊主只给了50吊，最后事情败露了，被巡警“饬令照数补足，才算了事。”

这些街边的“钱桌”，原来是很分散的，也面临风险，经常被抢被劫，被强买强卖。当时还发生过俄国士兵到钱桌强行换帖的事情。后来这些人渐渐集中到财神庙门前进行日常交易，这里就成了长春的银市。清宣统元年，许元震接任长春知府，他立即禀明吉林巡抚陈昭常和东三省总督锡良，要仿照自己在宾州时的做法，建立一个正规的银市，既可以加强管理， 每天还能向钱商们抽收一定的费用，用于补充地方财政经费的不足。而银市的地点就在财神庙内的东庑。清宣统元年十月十八日，长春财神庙银市正式开业了。从现存的资料看，这是长春历史上第一家货币交易机构，当月就抽收官帖近4500吊，十一月份抽收了13389吊，这是一笔很可观的数目。这笔税款按确定的章程为十份办公经费，其中银市自留办公经费二成，《长春公报》分得一成，长春工教所分得二成，其他两成则充作教育经费、巡警经费等。随着管理的正规，许多大钱庄也被纳入到长春银市之中。因为羌帖在吉林省的影响力和坚挺，长春银市“系以俄票为准，每月三结帐”，不同货币交易，需用羌帖作为中间货币进行换算，而且当时不过交割货币，都记得账上，10天互相之间结算一次。在宣统元年时候，一些媒体上还刊载长春每天各种货币的兑换价。长春银市在管理上很是正规了。但这种交易方式，也给光绪三十四年大量钱庄的破产，引发长春金融风暴埋下了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