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手术治疗(手术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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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弩教授曾在美国M.D.Anderson癌症中心完成博士后培训，全面掌握神经外科常见病与多发病的国际化诊治规范，在脑胶质瘤的基础研究和临床诊疗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荣获第三届脑胶质瘤学术大会优秀青年科技工作者。记者有幸在大会会场采访到张弩教授，张教授就脑胶质瘤相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更多知名专家教授精彩内容可 关注 公zhong号 ：神经时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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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近期国家卫健委发布了《中国脑胶质瘤诊疗规范》（2018年版），您觉得它与国外的指南、规范相比有什么自己的特点？它的发布对脑胶质瘤的诊疗有何临床实践意义？

张弩教授：国家卫健委发布的《中国脑胶质瘤诊疗规范》，是针对我们国家自己的特点，对基层医院和基层医生会有很大帮助。现在我们国家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大城市已经跟国际接轨，特别是神经外科界近十年来发展迅速，以天坛医院和华山医院为代表的大医院基本上达到跟国外同步，甚至在某些方面已经领先。但是我们国家地区发展不均衡，基层医院在胶质瘤的诊疗方面仍有欠缺，规范的发布有益于增加大家对国际惯例的认识，尤其对于医疗卫生水平落后地区的患者会有非常大的帮助，会让他们得到更加规范的诊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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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在恶性胶质瘤发生进展的分子机制这一方向上做了大量的研究，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的最新进展？

张弩教授：这几年恶性胶质瘤的分子机制研究进展非常迅速。2017版的《中国脑胶质瘤分子诊疗指南》对比以前的指南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再不是简单的按照传统的WHOⅠ、Ⅱ、Ⅲ、Ⅳ来分级，而是建立和推广分子分型，根据分子靶向标志物对胶质瘤进行细分。近年来最大的发现是IDH突变可以作为一种诊断和预测结果的分子标志物，它对胶质瘤患者预后的判断是非常明显的。研究发现，IDH突变的胶质瘤患者具有较好的预后。但是仅仅有关于预后的判断是不够的，我们要往治疗这个方向去发展。现在我们提倡对IDH突变的患者进行特异性的治疗，但实际上这些患者即使不做干预，其预后也会更好一些。那么对于那些生存期非常短的IDH野生型的病人，我们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所以我们要找到一些新的治疗的分子，从分子靶点开始，找到这个目标，然后逐渐从实验室到临床进行转化。我觉得最理想的分子标志物目前还没有被发现，还需要更多的工作和研究。如果能找到理想的分子标志物或是治疗靶点，会对胶质瘤的患者有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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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现在大家都提出在脑胶质瘤手术中不仅要尽可能切除病灶，同时又要保护患者的神经功能，尽可能的减少损伤，您对此有什么经验和体会？

张弩教授：最大程度切除加功能保护，听起来是一句话，其实是有着一定矛盾的两个方面。怎么样能够在二者之间达到一个平衡？除了依靠医生本身的判断之外，还有很多其他因素。例如病人的需求，在这一点上我们国家跟美国的标准并不一样，美国外科医生做手术是非常保守的，要保护功能，安全第一，这是由他们的国情决定的。而在我国，由于经济等原因，很多病人并没有多次手术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病人的手术策略、对肿瘤的切除范围等都要有一个调整。实际上每个患者都是不一样的，患者的需求不一样，患者家属对手术的期望值也不一样。有一些低级别胶质瘤患者，他们会觉得功能受损一点无所谓，最重要的是要切干净，要延长生存期。但如果患者是一个音乐家，他可能宁愿少切一点，生存时间短一点，也要保护神经功能。总之，这是非常个体化的，要根据病人的实际情况和需求，去做出一个综合性的手术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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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荣获本届大会优秀青年科技工作者，请您谈一下您的感触？

张弩教授：非常感谢大会对我们工作的肯定。行医十多年来，做研究和做临床两方面我一直都没有放弃。目前我国逐渐地向美国看齐，大的教学医院的外科医生是临床和科研两条腿走路的。医生需要从临床中去发现一些问题，把这些问题用科学的语言转化成一个个的科学问题，用科学的方法去解决，解决以后再应用到临床实践中。对于外科医生来说，科研和临床两方面的培训都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做到有机融合，才能带来更多的原创性的反应。我们国家现在鼓励原创，我们需要有中国人自己的研究。像我自己，既经过了国内培训，又有出国学习经历，具备了一定的国际视野，基本上能够跟国外步伐一致，希望能够为更多的中国患者做出自己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