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艺术治疗(英国艺术治疗协会)

（插图 卢俊杰/图）

伊宁用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怯生生地打量着陌生的来访者，“你是哪个？”她用重庆话问道。伊宁有些胖，圆圆的脸庞配上蘑菇头，本该很俏丽，可是她没有表情，目光微微凝滞，让她少了很多生气。

他们站在一间社区工作室外，工作室门朝侧面开，隐蔽在几桌哗啦哗啦打麻将的老年人后面，透过麻将桌往外看是车流不息、商铺林立的重庆江北区红原路。上午9点半，工作室大门紧闭，只有一只流浪狗蜷缩在门口的座椅软垫里。

得知对方是新来的志愿者，伊宁放松了警惕，她带着来人绕过麻将桌，从隔壁的老年活动中心拾级而上，穿过一道帘幕进入工作室。

入眼是一间小小的画室，靠墙摆了三张桌子，伊宁熟练地走到最后一张桌前坐好，然后看着桌上的画纸发呆，不一会儿其他座位上的人也来了，各自拿着画笔画画，墙上挂着他们的作品，有的笔触幼稚，像儿童简笔画；有的十分抽象，看不出画的是什么。

坐在伊宁前面的燕平回头问伊宁：“为什么打不通你电话了？”伊宁说：“里面的芯片坏了，刚拿去修。”过了一会儿，伊宁补充：“我爸爸说是因为把手机跟电视放太近了，应该距离60米。”到这里对话开始变得奇怪，接下来一个多小时，相似的对话重复了三四遍，她们困在这个循环里走不出来。

她们二人，连同在画室里的松松和周元，都患有精神分裂症，画室的另一位常客林丽则患有双相情感障碍，此时她正处于抑郁期，不愿意出门来画画。

这是一间为精神障碍患者开放的疗愈画室，他们在这里画画、表达自我，尝试走出封闭和失序的生活。

“一和”门前搭了一个木棚，上面挂着画室患者制作的手工装饰 （本刊记者 聂阳欣/图）

画室从2020年开始进入他们的生活，成立者苏令林原是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的研究生，成立的缘由要追溯至2016年春天的一个午后。

2016年4月27日，读研一的苏令林在重庆市大学城医院就诊时目睹了一名青年男子跳楼，随着一声巨响，距他几米远的空地上掉下一具人体，变形的胸腔夸张地上下起伏，很快又松软下来。诊室里的护士都上前抬人抢救，要扎针输液的苏令林被撂在原地，他就陪家属一起等，从午后到傍晚，男子最终抢救无效死亡。

在与家属的交流中，苏令林得知，男子患有抑郁症，出现幻听和幻视，家人带他来医院看病，没想到他从楼上跳了下去。

这件事给苏令林带来很大的触动，连同那名男子母亲的崩溃晕倒、父亲的焦急跺脚，都在他脑海里久久不散。他想用雕塑作品把那天记录下来，还原场景也好，宣泄情绪也好，但手稿怎么画都不满意。他意识到，这是因为他太不了解精神障碍患者。

他找来一些相关的书籍和电影，看完觉得这些作品对精神病人的刻画还是太片面了，他想进精神病院体验生活。找学院开证明、联系医院，被7家医院拒绝后，他得到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的允许，可以在轻症病房里和患者共同生活一周。

之后他创作了一件名为《楚门的世界》的艺术作品，一个人躺在空旷的地上，四周墙上在播放精神病院的监控，连接起了那个跳楼的男子和他在病房里的经历。苏令林看到病人们在医院每天都被安排好，24小时被监控摄像头或人员看管，看他们是否按时吃药、是否遵守了规则——如果违反规则、有伤人倾向，就会进行保护性约束。

病人们能察觉到自己“被监视”了，“出去”成为大部分患者的愿望。“可是他们能出去哪儿呢？社会也是一个笼子，他们受困于一个狭小的范围内，不被其他人接受。”苏令林在医院认识一名五十多岁的中年男子，儿子跳江自杀了，他一直在责怪自己——如果出院就好了，如果一直陪着儿子就好了，可实际上他已经达到了出院标准，但他的家人不愿意接他回家。

苏令林发现，这个群体没他想象的那么可怕、那么不可理喻，但比他以为的更孤独、更无助，他想为他们做点什么。

研究生毕业的那一年，苏令林找到重庆精神卫生中心的院长，谈了他对艺术疗愈的构想，于是2018年7月，他正式留在医院康复科工作。他想成立一个艺术疗愈的空间，病人在医院里除去治疗、吃药，其他时间可以绘画、进行音乐治疗、参与艺术市集，他最后只负责绘画疗愈。

苏令林在“一和”的办公室 （本刊记者 聂阳欣/图）

绘画疗愈有多种定义和流派，例如，美国艺术心理治疗资格认证委员会将之定义为“通过绘画治疗的过程展现患者的个人特质，如兴趣爱好、性格特征和内心冲突”，而英国艺术心理治疗协会认为治疗师并非简单地对患者的绘画作品予以评判，而应积极引导患者进行有序绘画，使其专注自身成长。

苏令林倾向于后者，他让病人自由地创作，通过他们的画感知他们的状态，慢慢引导他们从杂乱无序地画线条，到有意识、有构图地绘画。一些患者很喜欢画画，给苏令林写感谢信，有一封信上写着，“我原本的世界是黑与白，画画让我看到了色彩。”

但医院有明显的局限性，“病人刚开始好转，或者还没等到艺术疗愈对他起作用的时候，他就出院了，而艺术疗愈需要长期的过程。”2020年10月，苏令林从医院辞职，2021年初，他的“一和疗愈中心”（以下简称“一和”）在江北区大石坝街道成立了，挂靠在江北区残疾人联合会名下。

燕平的画作，她喜欢花鸟植物，色彩柔和明丽 （本刊记者 聂阳欣/图）

苏令林询问了在街道里住的上千名精神障碍患者“愿不愿意来画画”，最开始来的有燕平和伊宁，后来是松松，周元来得最晚，2021年11月底才加入。林丽不住在大石坝街道，她是苏令林在医院接触过的患者，出院后一直想画画，“一和”成立后就跟过来了。

燕平今年47岁，因为每天吃药，身材微胖——药物起抑制神经的作用，让她变得易困、嗜睡。刚来画画时，她总想模仿其他的画作，苏令林教她画自己脑海里想到的画面，她觉得很难，就画一些艺术加工的几何图案——其实她想画花鸟。为了画画，她留意电视和网页里花鸟植物的图像，画纸上的形象逐渐丰富起来。有时候志愿者都看不出来她画的是什么，但伊宁和松松懂她，“你画了个猫头鹰！”松松说。

每周一三五上午9：30到12:00是固定的画画时间，燕平到时间会自己出门，不需要母亲催。父亲去世早，她和母亲一起生活。母亲很支持她绘画，觉得有地方可以去，有人可以一起玩就很好，不像从前一样闷在家里，和其他人毫无来往。燕平的病情也稳定很多，不再总是焦躁地走来走去，药只需吃最低剂量。

每次画完回家，燕平都会跟母亲念叨她又画了什么，母亲觉得她的画像孩子画的，没什么风格，她会认真反驳，“我觉得我的画像地砖、窗帘、桌布上的装饰，是温馨的生活画。”

伊宁是燕平最好的朋友，今年35岁，她们俩在不画画的日子里会一起逛街、去对方家做客。燕平觉得伊宁最近的画颜色太深了。伊宁刚来画室的半年，画作颜色鲜亮丰富，但她最新的一张画纸上涂满了深红暗紫。伊宁自己也不喜欢这个色调，她一边涂色一边对燕平说：“我的颜色不好看。”燕平用上扬的语气夸她：“你这幅画很有特点，像少数民族衣服上的图案。”

自从去年10月发病后，伊宁没再画过一幅完整的画，来到画室大多数时间在发呆、聊天，偶尔在画纸上添上几笔，上午11点一过，她就着急回家。她很不安，一会儿觉得有坏人来家里害她，要用胶带把所有的墙角门缝都封住；一会儿觉得有人来偷她的新床，她要守在房间里不出门。伊宁的父母和苏令林跟她讲了很多次“没有坏人”，她有时候回答“知道了，没有就没有”。但情绪一旦激动，还是会喊“有人要来害我！”以至于苏令林去找医生商量，要不要给伊宁换一种药。

松松和周元的年纪与燕平相近，松松喜欢画绿色的植物，尤其是竹子，这些让她内心感到平静。周元是他们之中唯一用尺子和铅笔作画的人，风格偏写实。他笔下的高楼，每一扇窗户都用尺子校准过，为了显出这栋楼很高，他将周围的一圈树木画得很小，树枝上挂满几十片芝麻粒大小的树叶。他像是从高处俯视着这栋楼，这是什么地方？“是我的想象。”周元说。

画室患者们绘画的茶盒 （本刊记者 聂阳欣/图）

画室里的几位女性有时会聊买东西的话题，价格是她们最关心的。伊宁说她要去买馒头；松松问：“你买的馒头多少钱一个？”听到“一块五”时，她立刻说，“哎呀你不要去这家买，有一家店卖一块钱一个。”燕平也问伊宁，“下午的菜会卖便宜一点吗？”

在找便宜这件事上，伊宁很有经验，为了便宜的烤红薯，静不下来的她能忍受排长队，在超市称鱼时，为了等鱼上的冰块融化，她能站40分钟。

她们几个家庭条件都不好。伊宁和父母住在一栋旧楼房里，周边的旧楼拆迁盖起了新小区，这栋楼突兀地立在中间，他们一家都拿低保。母亲在2019年摔断了腿，从此闭门不出，伊宁从那时起喜欢上外出买菜，“不买菜我不舒服，遇到不开心的事，买了菜心情好一些。”此前她的爱好是去水果市场捡烂水果吃。母亲希望她别买菜了，“她这个样子，别人不是缺斤少两就是少找零钱。”

伊宁的父母年纪大，有六七十岁了，夫妻俩中年无子，在路边捡回被遗弃的伊宁，养到十三四岁发现她患有精神疾病。伊宁初中毕业后，父母给她报了职业高中，因为病情她没能去上课。此后二十多年，伊宁一直被小心地保护在家里，连一件家务事也不会干，心性也停留在发病的年纪。

伊宁羡慕周元有一份指挥交通的工作，她对母亲说她也想去工作，母亲呛她：“你连画画都不想去，工作你能受得了？”

燕平十年前第一次发病时，在渝北区一家单位做统计工作，之后她没有再上班，单位每个月给她发五百多块钱生活费，前不久她刚刚去办理了退休手续，退休工资也仅五百多元。发病后的前几年，燕平很焦躁，有几次跑出家门想找工作，半夜也不回家，母亲着急地满大街找，找到时，她呆呆地靠在路边。

苏令林在重庆精神卫生中心工作时，经常听到“帮助患者回归社会”的口号。问过很多患者后他发现，情况并不乐观，“回到原有的岗位，大家都知道他生病了，对他排斥，领导因为他生病，减少他的工作量和收入；去找一个新岗位，但他们发病期间是没办法工作的，哪家公司会要？除非招进来减税，但这样其他人怎么可能正常对待他？”

苏令林的前同事、康复科护士长刘小林认为，如果能有专业的治疗师提供服务，那么每个生命都不会被“遗弃”。她遇到过一个45岁的女患者，在8岁时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就像没长大的小孩，见谁都喊嬢嬢（阿姨），婚恋和工作的问题都无法解决。但她其实很想有自己的家，有一份工作。刘小林和同事从怎样跟人打招呼开始教她，先培养她人际交往的能力，再帮她找招聘信息，教她面试，在她工作以后不断地提供支持。

“这对专业人员的需求量很大，而国内专业的治疗师太少了。”刘小林说，现在普遍的做法是，病人出院后回到社区，由社区去帮助她，然而，“不同社区配置不一样，病人数量也不一样。”

伊宁刚来画室的画作 （本刊记者 聂阳欣/图）

大石坝街道往常的做法是每年上门为精神障碍患者送几次礼品，苏令林想更深入地改变他们的生活，但除了偶尔来帮忙的社工和四川美术学院的学生志愿者，“一和”目前只有苏令林一个人，他没办法为来画室的每一位患者提供回归社会的服务。苏令林想出了一个“简化”的办法：患者来画画，产出画作，他用这些画作与企业达成商业合作，为患者带来收入。

苏令林认为，“解决患者的经济压力”是最根本的问题，“如果他们仅仅是接受我们的服务，像上课一样来画画，保持心情愉悦，那我们这个机构没有意义，我想让机构通过商业运转，最终实现接管他们的目标，让他们在经济上独立，也让照顾他们的家属得以喘息。”

他想得很长远，也很理想化，先帮助有能力画画的患者取得收入，之后再增加做手工的项目，与企业达成良好的合作后，还可以为患者提供一些简单、易上手的岗位。然而“一和”成立一年来，落地的商业项目寥寥无几，连机构本身的生存都成问题。

2021年苏令林没有经验，没得到社区支持，“一和”整年的支出都来自他以前做雕塑和辅导考研班的积蓄。他今年31岁，已婚，是两岁孩子的父亲，却把自己牢牢地与这个机构和这里的患者捆绑在一起。

苏令林找过很多企业，有的企业怕惹来“利用精神障碍患者”的负面舆论，不愿意多谈。目前他只达成了与本地一家茶厂的合作，画室的患者在重庆沱茶的六边体茶盒上绘画，这批茶叶将作为一个特殊系列放在山城线下店铺里销售，所得利润归患者。

茶厂对接这项合作的负责人毕业于清华美院，她想通过合作让更多年轻人知道重庆沱茶这一品类，“现在市面上包装太多了，没法说好与不好，但如果包装有故事、温度和情感，就能与大家产生连接。茶叶本身也是讲故事的产品，加上故事性的包装，品牌会有更大的价值。”

茶盒已经画好了一批，每一个图案都不一样，将在春节后售卖，茶厂和苏令林依然在构思怎样讲故事，“解释清楚这是谁画的，为什么要画，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尽量避免剥削、炒作病人的风险。”苏令林说。

除了商业合作，苏令林也想做一些文创开发，目前唯一的产品是川美油画系志愿者悦月设计的遮阳伞，伞面图案来源于几个患者的画作，用了伊宁的色彩、燕平的花草等，定价89元，线上售卖四个多月，销售量只有18。悦月向周围的同学推荐，有人说，“这真的是精神病人画的吗？是不是在装病？”也有人觉得，“拿一把精神病人画的伞，不吉利。”

伊宁他们对于画画带来收入这件事很期待，画过几次茶盒后，悦月让他们画自己的作品，他们说：“我们要画茶盒，茶盒能卖钱。”燕平还会考虑画什么图案能让人喜欢、想买下来。

接近年底，苏令林去几位患者家里家访，几位家长的忧虑很相似。燕平母亲以前从不让燕平做家务，现在会慢慢教她做饭，为她将来一个人的生活做打算。母亲希望苏令林真能在以后接管燕平，但她明白，这项工作“任重道远”。

“是的，道阻且长。”苏令林接道。

（文中患者名字皆为化名）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聂阳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