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瞬间什么都不知道了是怎么回事(一瞬间什么都不知道了,是怎么回事)一瞬间什么都不知道了是怎么回事(一瞬间什么都不知道了,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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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瞬间什么都不知道了是怎么回事(一瞬间什么都不知道了,是怎么回事)

一瞬间什么都不知道了是怎么回事(一瞬间什么都不知道了,是怎么回事)

古训曰:

“反以观往,覆以验来。反以知古,覆以知今。”

自古以来,人们无不推崇读史。

因为历史是我们最好的老师,通过读史我们能够吸收到宝贵的经验教训,进而获得应对未来的启发。

但我们不妨思考,历史传达给我们的指示,凭什么就可靠呢?

仅仅因为历史能够呈现给我们一个直观的因果链来依循吗?

显然不是,毕竟自古读史之人不可胜数,而真正依靠历史的启发成功安排了自我的人寥寥无几。

可尽管如此,我们也依然不能回避那些风云人物在历史画卷留下的浓墨重彩,本质上确实也是对历史的继承与发挥。

那么,我们便不禁要问,历史究竟如何才能在我们的生命实践处显现真正的指导价值?

我们身为普通人又该如何“有价值”地读史呢?

今天便用这篇文章,探讨一下这个问题,为诸君能够正确的读史明智,提供思路。

首先,历史是什么?

我们所谓历史,绝非时间意义上的过去,而是文明诞生的过往。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认为文明的创造过程,有其内在的法则。

人类不同于动物的最核心一点,即人类实现了精神的自觉,它超越了动物性那种自然法则所规定的存在。

简言之人类知道了自己是人,人意识到了自己。

它就如同一颗充满潜力的种子,在漫长的时间中因外部大片异己之物的发现,会慢慢将理性全体之诸环节逐次展开为历史的真实内容。

而这种展开是如何实现的呢?

依赖于精神的自由本性。

因为精神能够让我们发现自我,所以它是自由意识。

可对于我们自己来说,这种自由是懵懂抽象的,故而在我们这里精神也可以说是不自由的。

精神要实现其自由的本性,就要借助它的对立面——不自由。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原始部落会崇拜图腾,对图腾的崇拜是人类社群最初的自我意识,它证明了精神的自由本性。

可这种自由恰恰是依靠崇拜图腾这种精神不自由的方式实现的,因为崇拜图腾来自人们对自然的真实恐惧。

可图腾本质上并非自然原有之物,它反而是自由精神创造出来的。

所以,精神的自由,在其创造出的不自由处得以展现,精神始终在其对立面处实现着自我。

换言之,精神总是在其自我矛盾的活动中展开自身。

这种展开是持续不断的,因为每一次展开即新矛盾的产生。

而新矛盾又会导致新的展开,如此也就等于开启了无穷无尽的精神活动。

而这种精神活动就是文明创造的真正动力,而这种文明创造也即是历史。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辩证法。

如此也就明白了,历史的展开,有着内在的法则,也即人类理性的法则。

那么如此是否便意味着,只要我们不脱离理性的法则这条脉络,便可以清晰、条理的完成对历史的解读和借鉴了呢?

显然不是,因为当我们真正去观察历史的时候,便发现历史中处处都是个别性,而不是普遍性。

历史显然不是按照逻辑程式在进行着必然的推进,而是无处不是偶然。

好比禅让、世袭、分封、郡县等制度的演变。

朝代更替有的是起兵灭国,有的是弑君夺权,有的是退位让贤,各有各的机缘,各有各的独特。

于是,人们似乎又有所醒悟。

原来历史根本没有规则,它不过是一大堆偶然事件的堆叠,不同的人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行动,于是诸多力量汇聚在一起,也就造就了历史。

可若宏观来看,历史中每一个环节又都似乎必不可少,一切因素都实现着巧妙的配合,仿佛有一种类似“天意”的力量在指引着历史进程。

可若是如此理解历史,那么人作为历史主角的主体意义也就被抹杀掉了。

简言之若历史的发展,全是天意,那么我们便不可能从历史中获取到任何指导现实实践的行为根据了。

就这样,人们又有了一种新的观点。

历史中所发生的一切,并非理性法则的自我展开,而是人的生存意义的必然展开。

每个人自出生,就开启了自我生存意义的探寻。

这种探寻可以说是盲目的,因为人生本质上毫无意义,没有人是带着意义出生的,人生就是人生的意义。

所以,历史就这样成为了不同个体盲目展现自我热情的舞台。

人们不断依照自我盲目的生命热情实现着创造,人们自以为完成着自我生存意义的实现,但实则在不经意间创造出了对付自己的力量。

这就为历史的某些必然性开辟了道路。

正如我们古话讲“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或许不同时期合分的形式不同,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历史必然性是确实成立的。

这种历史必然性造就了一批一批顺应时代而登上历史舞台的“人物”。

但一定要明白,“他们”的出现是必然的,但“他”的出现却是偶然的。

好比,春秋战国势必要出现一批心怀天下的能人志士,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但孔子、老子、墨子等等人物的登场,却是恰巧。

若历史重新再来一次,依然会有儒、墨、道,但弘道之人就未必是他们了。

我们中国人其实早早就明白这个道理,故称“时势造英雄”。

而更宏观来看,人类文明的实践形态似乎根本不可能达到一个终极的真理形态,因为文明创造本质上就是辩证的。

它发展一种形态的同时,也势必在积累着毁灭自身的力量。

而这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我们永远无法完全通过模仿来把自己推上历史舞台。

进一步讲,我们通过理性的思路去分析历史,根本无法获取到真正有价值的启发。

历史中发生的一切,从不是印刷在纸张上的记载,而是人们面对未知对自我生存可能性的一种决断,是一股直面恐惧与希望的勇气。

其后果永远无法用理性的逻辑去负责。

所以,历史的展开从不是理性思维的展开,它从未脱离感性这个人类与世界最原始的关联。

只不过千年来无数的人们执着于理性的分析,而使得这种最原始的关联被遮蔽。

如此也就明白了,真正的读史读的是什么?

不是历史事件的了解,不是权谋术法的掌握,不是政治制度的参考,更不是历史人物的模仿。

而是从人的自我认识所完成的事情中,实现对自我存在深刻的领悟。

这种领悟即智慧,对其实现的阐发即“天理”的呈现。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现实中我们总能遇到很多用理性的法则判断毫无问题的事情,但我们就是能够很确信它是错的。

比如,父亲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但儿子在外挣了很多钱,当了非常大的官。

逻辑上讲儿子显然比父亲地位要高。

可现实中呢?

父亲就是父亲,在家中他永远比儿子大。

这种观念不是通过那些概念、理论、判断制定出来的,而是对自我存在的领悟。

所以,现实中真正能够指导我们人生的,恰恰是这种领悟。

读史的真谛,就是要品出这层意味,这才是使人能够贴近自我根本存在形式的行为依据。

这一点其实西方思想发展到到马克思哲学的时候才反应过来。

而我们中国哲学,本身就是对历史意味的阐发,祖先治学向来都是经史合参。

好比儒家的四书五经,《尚书》、《春秋》本就是历史文献,经书中也多引用历史典故。

我们中国哲学与历史是一体的,这也就是我们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地方。

所以,人生要遇到什么搞不定的事情,便不妨读读史,与古人来一场神交。

或许在某一瞬间,一切就都豁然开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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