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决定、一项举措，往往事关群众切身利益，必须仔细斟酌，科学部署。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一些领导干部“拍脑袋”决策的现象时有发生。

他们要不无视具体实际，脱离群众，仅凭个人习惯、经验、喜好作决策；要不恃权自重，任性妄为，热衷于搞“一言堂”，想一出是一出；要不违背科学规律，搞教条主义那一套，迷信老路数、抵制新法子，生搬硬套、削足适履……如此一来，造成的结果可想而知。“先天不足”的决策很容易沦为一意孤行和闭门造车的产物。往小的方面来说，解决不了人民群众的实际困难，造成资源浪费。往大的方面来说，一旦重大决策“脱离轨道”，不仅不能造福于民，还会严重损害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阻碍党和国家事业的健康发展。

那么，领导干部如何做到科学决策？好的决策从哪里来？习主席反复强调，“调查研究是做好工作的基本功。一定要学会调查研究，在调查研究中提高工作本领。”“决策是一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为了防止和克服决策中的随意性及其造成的失误，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水平，必须把调查研究贯穿于决策的全过程，真正成为决策的必经程序。”可见，调查研究是实现科学决策的基础。领导干部只有用好调查研究这个“传家宝”，自觉深入实际、深入现场、深入群众，将调查研究贯穿于决策的全过程，才能弄清事实真相，发现问题症结，进而推进调研成果向实践转化，实现科学决策、正确决策。

说到调查研究，毛泽东同志可谓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他对这项工作极其重视，即使革命任务繁重，也多次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并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影响深远的著名论断，如“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要有正确的措施，就要做调查研究工作”等。他在《农村调查》一书序言里特别强调：“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并告诫党内同志，如果我们 “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他还以战略家的高瞻远瞩，发人深省地对党的高级干部们说：“不调查不研究就不得了，就要亡国亡党亡头。”可以说，我们党的调查研究传统和作风，是在毛泽东同志的倡导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就像一座桥梁，连着真知与行动，连着信息与决策，连着党心与民心。只有真正沉下去调查研究，才能知道“险滩”的深浅，做到心中有数，真正把“病”找准、把“脉”号准、把“方”开准。

上世纪60年代，县委书记焦裕禄正是采用“到群众中去，求教于民”的调研方式，在较短时间内基本掌握了兰考县内涝、风沙、盐碱的规律，实施了治理“三害”的正确决策。在兰考的1年多时间里，他靠着一辆自行车和一双铁脚板，对全县149个生产大队中的120多个进行了走访和蹲点调研，面对面向群众请教、同群众商量。这种尊重群众、尊重客观规律的求实作风，生动体现了一名党员领导干部对党的群众路线的遵循。

老一辈革命家陈云同志亦是重视调查研究工作的典范。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多次来到家乡上海青浦，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在这里，他不仅完成了《青浦农村调查》等高质量的调研报告，而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调查研究风格。后来，党史专家把陈云做调查研究的方法概括为“加减乘除法”：即用“加法”多为群众谋利益，用“减法”减轻群众的负担，用“乘法”提高为民服务的效率，用“除法”革除不符合群众利益的弊端。正是因为陈云同志努力解民忧、办实事，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贡献智慧与力量，才深受广大群众的敬重和爱戴。习主席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依靠调查研究作决策，是陈云同志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每逢重大决策之前，陈云同志总要做大量调查研究，听取多方面意见”。

大量实践证明，重视调查研究，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等各个历史时期做好工作的重要传家宝。正确决策离不开调查研究，精准落实少不了调查研究。领导干部只有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真正“扑下身子”、“身入心至”，在作出决策前多方了解群众所思所想，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建议，找到民心的最大公约数，让决策建立在群众需要、群众满意、群众拥护的基础之上，才能使决策更接地气、更合实际、更有实效。

说到底，“拍脑袋”决策是领导干部作风上的不严不实，是典型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决策水平考验的是领导干部的基本功，是衡量领导能力的重要标准。如何科学正确决策，扎扎实实推进工作？如何做一名合格称职的领导干部？其实，少一些好大喜功、多一些为民理念，少一些个性随意、多一些调查研究，少一些短期政绩、多一些长远眼光，少一些官僚做派、多一些群众路线，少一些推诿塞责，多一些担当作为，就是这个问题的最好答案。

作者/雷少逸

作者：钧正平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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