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电话机到手机

管锡云

　　我对电话的了解，还是源于老电影，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战争片，有我军通信兵冒着危险架设电话线路、指挥员通过电话下达作战命令的镜头，感觉很神奇，一根长长的线路就能把声音传出去，两个人还能互相说话，好玩。但我却无缘用过电话，毕竟那时候电话极少，小孩子又没啥事与外界沟通，就是大人，与外界的联系主要是靠写信。比如我父亲远在他乡当兵，经常给爷爷奶奶写家信，爷爷奶奶再让识字的叔叔回信给父亲，无非就是报平安家长里短的事，那时的一枚邮票八分钱，再搭上信封信纸。遇到急事，则发电报，一个字七分钱，个人使用，一般是遇到紧急情况，比如有亲人病重等。

　　1977年我高中毕业到县里农村上山下乡，离家近，一般一个来月回县城家里看看，无需写信或电话联系。父亲那时在县邮电局工作，邮电局就是搞电话电报邮政等通信业务的，父亲办公室有电话机，我遇到急事就到村里小总机打电话给父亲。县邮电局、公社邮电支局都有总机，负责为全县和本公社转接电话，我所在的村是个大村，也有一个小总机，负责一个片区周围十来个村庄的电话转接，一个村办公室有一部电话机，我往往去村里小总机那里打电话，由村里小总机接通邮电支局总机，再转县邮电局总机，再接通父亲办公室电话，几经周折把事就办了。

　　后来我到县里工作，经常要通过电话与县直单位企业、各公社电话联系业务。县城内的电话是市话，到公社（后来改为乡镇）的电话是农话，农话费用高于市话。电话机是摇把子的，先摇几下摇把给总机振铃，然后拿起电话机，告诉县邮电局总机接线员要和哪里通话，接通后再说事，有时对方电话忙，还要连续打几次。当时也有电话号码，县城的电话是三位数，也就是说县城有几百部电话，告诉接线员对方电话号码也可以接通电话，但不如直接说对方单位名称省事。这是县内打电话，如果给县外打电话就是长途电话，则要先接通总机说好要给哪里打电话，然后放下电话机等候，往往要等几个小时，有时当天联系不上，第二天接着叫号，很是急人。后来，县里大力发展经济，认识到通信闭塞制约发展，必须先行解决。

　　县里又没有钱，于是通过单位、农村、个人集资的方式，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先后开通了自动电话、程控电话，手摇把子电话改成拨号模式，方便快捷多了。县里的电话号码也由三位数升到六位数七位数。

　　再后来，我调市区工作，逐渐有了移动电话，那时叫“大哥大”，但极为少见，我第一次用“大哥大”，还是在区委办公室工作的1996年，当时区里组织到苏南考察学习，我带人打前站，为了方便与所到地和后续队伍联络，临时调了一部“大哥大”，用起来确实方便，但用完就交回了。这时候，又有了传呼机，先是用数字的，需要找某人说事情，用电话通过邮电局把己方的电话号码发给对方，然后对方就近回电话。当时路边小店有众多的公用电话，就近回电话十分便利。高级些的就是汉显传呼机，把需要说的事情通过邮电局在对方的传呼机用汉字表述，对方无需再回电话。这时候我就用上了传呼机，还是汉显的。我不喜张扬，传呼机就装在口袋里。市面上专门有售传呼机包的，可以别在腰上，许多人把传呼机露在外面，也是身份的象征。

　回头再说电话，有“大哥大”的毕竟是少数人，固定电话的作用还不可替代。随着电信的扩容，市民收入的提高，电话也进入家庭，只是需要高昂的初装费，我家1996年安装了电话，个人交了1700元的初装费，这在当时不是个小数目。之后，每个月还要交十几元的月租费，根据通话情况交电话费。

　　又过了几年，移动电话越来越普及，也不再叫“大哥大”，就叫手机了，像许多人一样我有了自己的手机，但购机价格和通话费仍然比较高。这时候应运而生的是“小灵通”，有手机的功能，但只能在市区使用，价格低于手机，对外出少的人很适用，我家里就买了一部，由妻子使用。但“小灵通”和传呼机一样，寿命很短，很快被迅速变化的市场淘汰了。

　也就几年时间，手机的通话费降低了，功能越来越完备，除了最基本的打电话之外，照相、付费、看新闻、看电影电视、看小说、看时间、购物、打字、证件、游戏、听音乐，等等，各种功能不断配备，我这个年过花甲的人都数不过来，也用不了。从有了手机以后，我就再没戴过手表，家里的固定电话也停机不用了。二十多年间，我换了十来部手机，现在手机成了人们须臾不可离开的物件，我经常乘坐公交车，乘客往往都在低头玩手机，就是在偏远的农村，六七十岁的老人也要用上功能有些单一的“老人机”。

　　这个世界，变化真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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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风采

管锡云先生是原日照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市文旅局一级调研员，日照市电影电视艺术家协会名誉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