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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回忆
随着年龄的增长，总喜欢回忆过去，回忆童年的往事。
1969年8月7日，父亲在被红卫兵批斗后，还未到家，母亲便生下了我，从出生到上学前的那些年，一直煎熬在那段灰暗的日子里。
我大约记得从三岁开始，便喜欢上了深夜。有时候，劳累了一天的家人刚刚吃过晚饭。那帮穿着黄色衣服，带着红色袖章的恶鬼，就会在我家门外叫喊。让我爷爷去开会，这时，父亲总会替爷爷去，戴上用报纸糊的高高尖尖的帽子。上面写着“反革命分子，大地主”几个大字。我忒讨厌那顶帽子，想着总有一天，我会撕碎它。做饭时，放到灶台下，和柴禾一起烧了它。不，那样灶台下的灰里和锅内的饭里，还会有它的影子。那就到村外的大桑树上点了它，灰烬让大风刮到九霄云外去。
只有到深夜时，叫唤了一天的狗会累了。听了一天狗叫唤的耳朵会累了，打人的棍子和枝条会累了，干了一天活计的老实人会累了，和风较量了一天的树会累了，刮了一整天的风也会累了，那堵让父亲蹲在地上，靠着的墙也会累了，狂躁的世界，暂时被黑暗淹没。惊恐的灵魂蒋得到短暂的喘息。
父亲轻手轻脚着回来了，母亲用毛巾抖干净，父亲背上的鞋印和土。那是恶狗蹄子踹上去的。父亲边插门边招呼我们快些睡觉。我头向东睡，靠着墙，睡在床的最里面，母亲的右胳膊下，三哥睡在母亲的左胳膊下。母亲总喜欢把两只胳膊伸到被窝外面，放在我和三哥的头顶。以至于现在，母亲的胳膊，到阴天时还常常疼痛。父亲头向西睡，睡在床的最外边。双脚和小腿挡着三哥，防着他别横床掉下去。
渐渐的，我不再害怕，我听见母亲睡着了，三哥睡着了，父亲睡着了，窗户下养的两只鸭子睡着了，院子里的树睡着了，整个村子都睡着了，我也睡着了，只有星星没有睡，眨着眼睛看着这个不幸的世界。
我讨厌白天，但不反感太阳。每次在被窝里，捧着母亲递过来的“红芋轱辘子”（用红薯切成块煮熟的食品）时。我知道。天就要亮了。于是拉了拉被子，蒙住头，尽量让黑夜再长点。
不知道这样煎熬了多少个战战兢兢的日子。我也长高了些，渐渐的知道了好多事。知道了爷爷以前是国民党的军官，打过日本鬼子。听奶奶说：“我们村和临近的几个村里，有好多人家，是感激我爷爷的，以前抓壮丁时，爷爷会提前通知他们，让他们先躲躲，就过去了。现在的他们，内心想对我们好，但不敢靠近”。后来，还知道了姥姥家以前是大地主，有好多地，还雇佣了长工。听母亲说：“她不念书时也会下地干活的。长工们和我姥爷关系很好的，他们一起吃同样的饭，干同样的活，下同一块地，有一次土匪抢粮时，两个长工为了护粮还受了伤”。根本不会像电影里的“刘文彩”一样。现在感觉所谓的“地主”就是像《白鹿原》里的“白敬轩”。只是深爱土地的农民。
五岁那年，村里的批斗会越来越少了，渐渐的没有了。母亲也教会我认识了很多字，但是，我一直不太会写，大部分都是繁体字。母亲说：“她也好多年未动笔了，最后动笔时还是五几年，那时，能读书会写字的人少，国家号召有学问的人，都去支援新中国建设，她和我父亲一起去了县城工作。没工作几年，1976年时又被打回农村干活了”。
六岁时，我有了一个伙伴，白天可以一起玩，他是我三爷家的小儿子，长我一辈，应该喊他小叔的，可我从未喊过，一直到现在。他的名字叫“常”，一个字，比我大三岁，头发又灰又黄，每一根都卷曲着，头皮上有黑灰色结痂，好像三年都未洗过似得。眼睛很小，眯成一条缝，鼻梁却又高又宽，只是两只鼻孔，时时有鼻涕出入。嘴巴稍宽，下巴却很尖。上身穿一件藏青色宽大的褂子，摞满了大小不等，毫无规则的补丁。像极了《天龙八部》中的丐帮帮主。两只袖口厚厚的，是因经常抹鼻涕的缘故。两条腿上套着长短不齐的蓝裤子，漏出两节黑黑的脚脖子。一双灰色的布鞋分别有大脚拇指探出头来。指甲长长的，藏满了黄泥巴。他已经小学三年级了。识的字还不到我的十分之一多。每次喊他玩时，都有些犹豫，害怕自己别变得像他那样。母亲是不会允许我那样邋遢的，她经常教导我，不论衣服好赖，一定要干净整洁整齐。有次，我的上衣不小心挂破了一个三角口，母亲便给缝了两个补丁，在对称处，像两个口袋。还有一次河边玩泥巴时，弄脏了衣服，刚到家，就被母亲扒下来，洗了，我披着被单等着，晾干后才穿上。
未和“常”认识前，我都是一个人玩，贫下中农的孩子是不会和我一起玩的，如果恰巧碰到一起时，他们的父母会把他们拉走。
和“常”一起，也只是在白天捉“蝉”时，他拿着一根长长的竹子，我用小麦粉搅成面筋，挂在竹稍上，顺着树干慢慢向上，移动到叮在树干上的蝉身后。等蝉飞时，它的翅膀会粘在面筋上，再也跑不掉。粘到的蝉，无论多少，都会拿回来喂养我的鸭子。
夜幕降临时，我会支开来找我的“常”，我不想让他来打扰我的黑夜，我喜欢一个人，到村外的河边数星星。记得有一次，天很黑，没有月亮，那天的星星特别多特别亮，我打算数到二百个就回家。当我数到壹百八时，一只青蛙从岸上，两条大腿一蹬，“嗖”，“咚”的两声后，消失在水里，无影无踪。水纹一圈一圈地向四周扩散，到岸边后又折了回来，弄碎了我一河的星星。使我特扫兴，再也数不清了。这样调皮的青蛙经常戏弄我，但我不会讨厌它，因为它是我要好的朋友。
大多的时候，我讨厌月亮，特别是十五十六的月亮，她来的时候会吃掉好多星星，它还会经常抚摸我的脸，抚摸我伸出短袖口的手臂，抚摸露出短裤的长腿，它还故意撒下湿凉，在我刚洗过的头发和衣服上。
也有不讨厌的时候，那天我拎着铁锹，在漆黑的竹园里挖东西，就希望月亮能出来，能挂在竹捎上，给我脚下撒些光亮。好让我挖到爷爷，偷埋在地下的皮箱。听奶奶说：“皮箱里有爷爷的呢子军装，腰带，军官证，党员证，还有两把盒子枪”。可一直未等到月亮来。最后等到了父亲的手掌，啪啪的盖在屁股上。
母亲喜欢月亮，白天忙于农活。只有到了晚上，一轮明月当空时。她才有时间拎出针线筐，坐在月光下，一针一线纳鞋底，密密麻麻的，比星星还多。她还告诉我，天上有多少星星，地上就会有多少人。星星掉到谁家院子时，谁家就会有孩子出生。我真后悔那天去竹园了，没有时时看星星，那天晚上一定有颗星星，拖着长长的尾巴，落进二爷家的院子里。天刚亮时，屋后的大婶生了个儿子。请我爷爷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希望”。
父亲也喜欢月亮，特别是夏天的，在皎洁的月光下，带着我去一公里外的南沟洗澡，说是南沟，其实，它是东西走向的，水不是很深，非常清澈，水面到父亲的肚脐。到我的胸口，低头能看到自己的脚指头。还有成群的小鱼儿族拥在四周。伸手可及之处的榨草里，有成团的黑色的蝌蚪，随手一捧，就能捉到三两只，在手掌里游动。
父亲告诉我：这里是活水，干净，不像村边的池塘，是死水，不流动的，特别脏“。我接着说：“是的，我曾看到过村口的大婶，在那里洗过尿布，带屎的那种。还有二爷家的大叔，在那里涮过，刚挑过大粪的空桶”。
父亲一边帮我搓着背，一边看着我手里的蝌蚪，吓唬我说：“小心点，蝌蚪别跑到你肚子里，在肚子里长成青蛙天天叫，就没法睡觉了”。
我赶紧把它放回水里。望着它黑色的尾巴，左右摆动着，游向了远处。
七岁那年的秋天。在母亲的催促下，父亲领着我去了村北，一公里远的学校。校长叫刘子武，和父亲非常熟悉。他家是“富农”，比我们家“地主”要好些。他一边和父亲握手寒暄着，一边用另一只手，抚摸着，我的后脑勺，看着我，微笑着，频频点头。
校长办公室是一间矮小的土房子，外墙是用黑土和麦糠（小麦种子的壳），加水搅拌后粉的。斑斑点点的，还算平整。八十公分长宽的窗户方方正正，中间有六根手臂般粗细的木棍，并排站在中间当做窗棂。门框是绿色的，门却是原木色的，上半部正中间，用红笔竖着写着三个字“校长室”。
门口需低着头才能跨进，校长在里面坐着，其他的成年人进去，都要向他低头。我却不会。
室内靠墙放着一张三个抽屉的办公桌，黄色的，桌腿和抽屉处，因掉了漆，露出木头浅灰的原色。桌面上躺着大小不一的几本旧书，其中的一本书上别着一只黑色的钢笔。桌面靠墙处，站立着，一只食用过后的罐头瓶，瓶里斜插着，五支削好的铅笔，三支黑的，两支红的。桌子的右手边是校长休息用的单人床。绿色的棉被叠的四四方方，同色的被单，铺的没有一丝皱褶，多余的被单，沿床帮垂下四十公分左右，使人看不到床下的秘密。
尽管校长一再谦让，我和父亲也未好意思坐到床上。而是站在桌子的另一头，校长坐在唯一的一把椅子上。从中间抽屉里拿出报名表格。很快填好了姓名，出生年月，家庭住址，只剩下最初一栏“城份”空着。回过头对着父亲说：“这一栏是必须要填的”。父亲犹豫了。还是校长最后说：“你们先回吧，回头我替你填上”。
回到家，母亲连夜为我缝制了书包。一面是绿色，一面是灰色，绿色来自我穿小穿破的裤子，灰色来自我穿破穿小的衬衣。书包的正面，还用红线秀出七颗放光的星星。我可喜欢它了，睡觉时还抱在怀里。夜里，我好几次都笑醒了。
第2天，起的很早，吃过饭，背上心爱的书包，放了一支铅笔和两页方格纸，告别父母，又蹦又跳地去学校了。学校没有大门和院墙，远远的就能看到教室门口，有一位胡子邋遢的老头站在那儿。等走近时，老头摆着手招呼我：“过来过来，你是不是前庄的刘明”，我慢慢地挪动到他面前，点了点头。他又说：“我和你父亲是好朋友，刚才和刘校长还说起你。我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叫苏子安，毕业于老牌师范大学，教算术的，现在是右派，在你们这儿劳动改造兼教书，只要你愿意学，我把我的本事都教给你”。我不住地点着头。然后他又伏在我耳边小声说：“听校长说，你在家就会背诵《三字经》《道德经》和《论语》了，妈妈教你算术了吗”？我也压低嗓门回他：“校长说谎了，我只背会了一点点，算术也只学了数字”。
上课铃响了，我们一起进了教室，我坐最后一排，一个人，一张泥巴课桌，上边还有三个窟窿。苏老师讲的课很简单。一年前，我就学会过了，我耐着性子听到下课。老师走了，一帮大点的孩子，把我围了一圈，喊我“地主羔子”。我愤怒了，但很快忍住了。我要学习父亲那样，控制怒火。
放学回到家时，看见母亲在偷偷抹泪。问原因时，母亲把我揽在怀里告诉我，父亲被抓走了，说是公社的“打把办”（投机倒把办公室）抓地。说父亲做生意了，违法了，要关起来。所谓生意，只是父亲帮朋友，从外地的朋友那儿买了一辆自行车。父亲骑自行车的技术很好的，是我心中的神话，他骑起来可以不用扶把，风驰电般从你身旁一闪而过。河南周口离我们家，有一百多华里远，父亲吃过晚饭骑自行车去，回时骑一辆，推一辆，天不亮就能回到家。
父亲的朋友来我家骑自行车时，多付了一元三角钱。在来回推让时被别人听到了，便招来了牢狱之灾。
爷爷曾多方奔走，求情。我也和母亲一起，多次到公社给父亲送饭。那间黑屋很小很暗，铁窗棂，铁门，门上有个方洞。每次送饭时，都要得到那位拉拉着驴脸的张主任允许，他坐在走廊下，凶神恶煞般，从鼻孔里“嗯”了一声算是同意了。我一点也不怕他，径直走到铁门前，蒋洛馍和空酒瓶装的温开水，从方洞里递给父亲，父亲每次都会伸出手摸摸我的头。我告诉父亲。我辍学了，父亲望了望我，未说什么。
好在父亲的朋友非常多，他们听爷爷告知后，都及尽帮忙。那位张主任准备至少关父亲一个月的，后来，迫于压力，在我第九次送饭时便和父亲一起回家了。
没过几天，从收音机里听到，臭名昭著的四人帮被打到了。
九岁那年冬天，一路跑回家的父亲，头发都被汗浸湿了。他顾不得洗把脸，便招呼母亲和哥哥把“摘帽通知”用镜框裱起来，挂在后面的墙上。从此，我们家不用再弯腰低头了。
我背着两年前的新书包，直接走进三年级的教室。那节课没有老师。因苏老师走了。他差一点就等到春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