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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南宁西关夜市的露天盲人按摩摊距今已经有几十年历史。留在这里的盲人目前不到30个,年纪最大的已经70多岁,为了生计,每天摆摊到深夜,抚慰那些疲惫的身体。顾客中,不少是出租车司机,包工头、饭店厨师这样的体力劳动者……他们在深夜的街头相遇,有人获得了片刻治愈,有人实现了爱情、时间、金钱的自由。

文 | 蔡家欣

编辑 | 王姗

视频剪辑 | 闵一村


这里的客人汗渍多了一点

这是一双吃尽苦头的手,双掌布满茧球,五个指头的关节肿大突出,骨头也变形了,指缝歪歪斜斜的。可一碰触到肉体,这双手瞬间充满力量,青筋沿着手背,一点点往上攀爬。光滑圆溜的指尖,在肩颈,腰背,臀腿、脚底板来回按压、敲打。

此刻,48岁的张华伟就在这双手底下,脸朝下埋进枕头里。“啊啊啊”,“嗷嗷嗷”,发出一声声惨叫,五官拧起一团,嘴巴夸张地变成O型。

喊叫声穿过汹涌的人潮,很快湮没在飘香的榴莲和螺蛳粉的空气里。正是深夜12点钟,南宁的夜生活刚刚开始。距离张华伟50米远,是西关夜市。几十辆小吃推车并排挤在道路两侧,烤肉在铁板上"滋滋"作响,直播支架直接架在路中,年轻人对着手机屏幕,声嘶力竭地唱歌,吆喝打赏。

有了漫天的人声和车声掩盖,在那双手的推拿下,张华伟的嚎叫更加肆无忌惮,每一次的叫喊,都似要挤榨掉这一天的劳累。

叫喊声勾起手主人的笑意。61岁的陈立春佝着背,脑袋微微仰起,看起来颇为满意。他的脸上刻满皱纹,颧骨突起,眼窝深陷,两只眼睛失神呆滞。20多岁患上青光眼后,陈立春就失去了视力,之后,他依靠这双手,站在西关街头,撑起一个家,到现在已有27个年头。

陈立春给客人按摩。

周围此起彼伏的拍打声传进陈立春的耳朵。在这十字路口的拐角处,还有另外27双手也在黑夜里摸索。年纪最大的70多岁,白发苍苍,满口牙都掉光了。大多数按摩师都是50多岁。夜再深,这里都不用点一盏灯。

一个钟只需50块钱。来旅游的上海大学生、刚做完美甲的年轻女性、重症监护室的医生都循着好奇心过来。

还有不少是体力劳动者。一天12个小时埋头做寿司的厨子,总是昂头刮腻子的包工头,扛几百斤衣服的服装批发老板,还有出租车、货车司机……黝黑的皮肤,大裤衩和拖鞋通常是他们的标配。这些人手头不太宽绰,有人只舍得花30块买半个钟。

嚎叫的张华伟就是这样一名出租车司机。按摩的时候,他时不时瞟一眼不远处的出租车,为了散热祛味,车窗正大开着。跑了5个小时夜车,他的脖子僵了,大腿也有点麻。

常年开车,张华伟的身体被安全带牢牢束住了,头皮经常发麻,腰背也时常发僵。但生活不允许他停下来。女儿刚考上大学,还有11岁的儿子,都是花钱的时候。妻子在超市打工,工资2000元。为了多挣点,张华伟经常凌晨2点就到机场排队等单子,在车里熬大夜。

张华伟不抽烟不喝酒,西关夜市的盲人按摩,是对自己仅有的馈赠。相比连锁足浴店138元的价格,这里简直太划算了。

饶是如此,每个月他也只允许自己消费两次,不超过100块。“太奢侈了。”张华伟挠挠头说。他的头发被剔得老短,还有银光跳动。

张华伟在这里会放下心里的石头,尽情喊叫和享受。他习惯找陈立春,偶尔还会开起玩笑。有一回,他故意递了一张50块假钞。陈立春捏了捏,犹豫片刻,“这张不太好,太光滑了,换一张得吗?”

盲人的眼睛看不见,手却比一般人灵敏,能辨别钞票的真假,还能摸出肉体的不同。西关的客人汗渍总是多了一点。有时候,按着压着,翻开两掌,搓出一条一条的泥。这些身体堆满了伤痕和疲惫。为了省工钱,包工头扛起超负荷的螺丝配件,压伤小腿,变成旧疾才想到要寻医;长途货车司机连开几十个小时也不休息,直到腰椎盘突出,才到这里寻求片刻的治愈。

夜更深了。在那双手的催眠下,呼噜声一阵接一阵。七月的南宁,天气就像一锅热粥,热气沁得人汗流不断。天上跑来一片雨云,豆大般雨珠打在那简陋的、红蓝交织的塑料顶棚上,哗啦啦一片响。

床头的小风扇徐徐吹来微风,身体紧贴着凉席,一丝冰凉渗进皮肤。趴在那张宽60厘米,长1米7的铁床,张华伟的身体下沉,坠进了梦乡。“做完(按摩)了,像是一天没干过活(那样轻松)。”张华伟说。


她来了,他们来了

陈立春按完两个客人的时候,48岁的唐桂蓉才敲着盲杖,缓缓出现在西关夜市。出门前,她喜欢对着镜子梳头,一缕一缕,仔细地扎成马尾辫,反复摸脑袋确认,“梳整齐了吗?会鼓起来吗?”

唐桂蓉是先天性失明。早年还能捕捉到一点色彩,如今近在咫尺的人,倒是能辨得出口眼鼻,但都是模糊的影子,“认不出是哪一个。”好在她还算乐观,做事不急不缓。两个嘴角习惯性上扬,失去视力的眼睛盈满笑意。

她长相大气,脸蛋圆乎乎的,还是个大双眼皮。她在乎自己的美,还希望被看见。长发都及腰了,就想着哪天学编辫子;家里的衣柜藏满裙子,黑色波点连衣裙,深紫色的纱制旗袍,咖啡色的背心裙……她身材偏胖,买衣服专挑深色,“我姐告诉我,这样穿显瘦、好看”。

到西关路的第一件事就是搭棚子。他们在铁床四周和顶上用铁杆竖起框架,再把塑料雨布铺上去,就像搭蚊帐那样。 别人30分钟就能搞定,唐桂蓉又要慢半拍。她不仅慢,还不让人插手,“现在帮我搭,等一下我不知道怎么拆。”

磨蹭到晚上八点多钟,唐桂蓉总算开张了。相比初来这里,已经很不错了。2015年,她第一次到这里摆摊。出发之前,“路边”和“夜晚”这两个因素,让她忐忑不安。家里人也反对,摩的都到家门口了,大哥硬是把人支回去。

但决心早就下定了。大哥前脚离开,她后脚又喊来司机。“按摩店没有上下班的感觉。”唐桂蓉说。20岁她就在店里做,早上九点到凌晨两点,不管有活没活,都要窝在里面。几十年如一日,等日出日落,等下一个客人的到来。人生本来已经被闷在黑暗中,她不想再活在围墙里。

和唐桂蓉一样,陈立春也放弃店里的机会。失明后,他先在南宁一家扶助残疾人的卷烟厂工作,工厂倒闭后,在老乡的带领下,1994年端午节他来到西关摆摊。第二天,陈立春就接到了四、五个客人。他激动了,“终于有活路了,不怕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正是盲人按摩的黄金岁月。100多个盲人在西关路摆摊,那时一个钟只有6块钱,但生意好,通常得到凌晨5点才收摊。只是治安太差,总有人醉酒闹事。一听到有人吵架,酒瓶子碎裂的声音,盲人们就东躲西窜,等消停后再出来。

竞争也厉害,那时候位置是流动的,有人上午九点就去占位子。1999年,为了帮儿子占个好位,陈立春的父亲下午一点就出发了,结果路上遭遇车祸死亡。陈立春在现场悲愤地大吼:“这个地以后都是我的,谁抢,我跟谁拼命。”

与此同时,盲人按摩店遍地开花,一起摆摊的很多盲人从街头走进店里。陈立春接到过邀请,但他拒绝了。时间自由是西关的吸引力之一。陈立春的老家在玉林农村,每年农忙,他都要回去照看半个月。钱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店里做一个钟,只能拿到一半的钱。西关的环境虽是差了点,但是“做多少得多少”。

60来岁的三叔也在这里收获了人生的春天。40岁以前,他在老家打光棍,靠7个兄弟养活。同村的老人把他领到了西关,“走出去吧,至少能自己挣一口烟钱”。后来,他在南宁娶妻生子,儿子现在16岁,寄养在弟弟家,三叔每个月往回寄1000块生活费。

如今,留在西关街头的盲人越来越少了,并且只在下午6点后才出现——白天这里是电瓶车停靠点。56岁的阿莲和她70多岁的老公,在这里做了20多年,靠这两双手,养大一对儿女,还供儿子读到大专毕业。儿子工资很低,还要他们帮忙承担房租和水电费。

西关让她有立身之本,不过阿莲性格内向,不喜欢这里闹哄哄的环境,也没有朋友介绍她去店里。“都要年轻的,我老了,老板不要的”,她叹了一口气,眉头皱得更深了。她对店里的生活充满向往,那里一定是干净稳定的,“一整天都在里面,很舒服”。

给客人按摩。


就连流氓也“礼貌”多了

按摩店并非全如阿莲想象。那里可以遮风避雨,但有时候,也是罪恶的遮掩之地。在店里打工时,总有人占唐桂蓉便宜,捏一捏她的手背胳膊,甚至直接上手撩开她的裙子。

有段时间,她实在受不住,罢工了好几天,躲在家里哭,“以后都不干了”。哭归哭,可是一个盲人,不做按摩,不想吃闲饭,那还能做什么?唐桂蓉认命了,“我又干不了别的”。

西关路倒是让她有意外的发现。在这里虽然得经受风雨吹打,还要自己动手搭棚子,但至少流氓少了,也不那么明目张胆了,“他们不会在这种地方直接脱裤子吧?”

这里的流氓甚至还有些“礼貌”,会鬼鬼祟祟地凑上来问,“提供特殊服务吗?”直截了当的态度,让唐桂蓉反而好受些——至少有拒绝的余地,不用再战战兢兢地担心被偷袭。她遇到过几次,印象里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她一口回绝,“不做,你去找别人”。

唐桂蓉的手艺算不上出色,但时间久了,在西关也有自己的老顾客。凌晨1点,一个夜市摆摊卖衣服的中年妇女,骑着电瓶车来了,她刚收摊,正需要缓解。唐桂蓉微笑着,拿出一个中间凹陷的皮枕头。西关只有她,每天都从家带来这枕头,让客人趴着更舒服。

她喜欢聊天,聊多了会知道对方的身份,有幼儿园教师,做工程的老板……还能洞悉外面的变化,“现在好多人都在网上做生意”。

和店里不同,客人中还有一些是做体力活的,他们大都性格随和、接地气,跟盲人师傅聊生意,说美食,分享六合彩信息。有个做服装批发生意的中年男性,直接给师傅拎来一桶酸蒜。

但被逃单始终是西关最大的难题。一些客人说要回车里拿钱,结果一去不回;还有人假装蹲下来系鞋带,一溜烟就跑了。现在好些师傅都要先付钱,再按摩。

说起这些经历,唐桂蓉没有太多波动。委屈是不能跟家里人说的。“说了,连出去的机会也没有。”家人总觉得她什么都做不好。不管是店里还是西关,家里都反对,就连她要学做饭、干家务,家人也不愿意。

看不到,又想跟健全人一样活得独立自在,那注定就得辛苦一点。她接受这个命运。她说,“怎么辛苦我也不知道,都已经习惯了。”她还说,“看得见的人,生活也不见得是容易的。”

她很少沉浸在自怨自艾的情绪里。晚上九点多,做完一个客人,终于能喘一口气了。唐桂蓉想喝一杯海带绿豆汤,解暑解乏。她拿起盲杖,慢悠悠地挪向西关夜市。

走路的时候,她喜欢仰着头,视线就像落在了极远的夜空。这是残留的视力留下的一点习惯。

曾经,她对色彩还有依稀的分辨力。走路的时候,她努力抬起头,天空广阔的蓝,就这样投射进了她的眼底,刻进她的脑海;家门口笔直挺拔的玉兰树,淡黄的花朵竟然意外地跑进她的眼睛。这些辽远的高处,曾是她灰暗、模糊世界里的一道光。

按摩摊附近就是繁华的街市。

夜市扑鼻的香味,喧闹的叫卖声,涌进她的鼻子和耳朵。在拥挤的人潮里,她就像一个小女孩,充满了好奇心,先闻一闻,“这是在卖榴莲吗?”然后听一听,“哪里在唱歌?”

附近的小贩习以为常,等她走近了就吆喝,“来一点”。她的脚步停在豆腐摊前,7块钱来一份,她使劲喊老板“多加点辣”。身旁的人帮忙讲价,“盲人嘛,多给她加一块豆腐”,老板笑笑摇头,“经常来的”。

大多数盲人不像唐桂蓉这样到处走,不过,每个人都有自己打发时间的方式。

70多岁的老李,牙齿掉得精光,吧唧着嘴吃饼干。他脖子上系着一台红色收音机,邓丽君的歌声飘了出来,老李浑浊泛金光的眼睛,也跟着飘走了。40多岁的儿子在外面打零工,生活拮据,老李每天出来,就为了给自己赚一份养老钱。

旁边是黄小艳,耳朵正紧贴着手机,手指不断滑动,“听”直播视频。她刷到过西关夜市两个年轻人的直播,一时兴起留言:我是一个盲人。对方不信。几分钟后,小艳敲着棍子出现在他们跟前。从此在这个直播间,黄小艳点的歌有求必应。

六合彩结果从手机里跳出来。性格温和的阿娇有点生气,“哎呀,我输钱了。”她身材娇小,穿一条浅色印花旗袍,头发梳成髻。阿娇平时舍不得花钱,但在博彩这一块,她能一口气掏200块。

在夜市散了心,唐桂蓉回到自己的摊位,等待下一位客人。她的胆子越来越大,但会凭借声音拒绝两类人:一类话都说不清楚的酒鬼,一类是喜欢凑近她的耳朵,小声说话的人,“色眯眯的,肯定有鬼。”在这座城市的缝隙里,唐桂蓉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

没有客人的时候,老李安静地坐着等待,旁边的水哥正在听评书。


悬浮的,捉摸不定的声音

经过一夜喧嚣,那群被他们双手抚慰过的疲惫客人心满意足地离开了。终于到了属于盲人自己的时间。收摊后他们集体来到附近一家KTV。唱歌是他们少有的娱乐。一间包厢,88块,从凌晨1点唱到5点,壶白开水陪伴到底。

“爱到心破碎也别去怪谁,只因为相遇太美,就算流干泪,伤到底,心成灰也无所谓。“

38岁的黄小艳正在唱《雨蝶》。旋转的霓虹灯球,红的、黄的、蓝的灯光,游过她的脸,也游过了那对几乎全白的眼球。

黄小艳是这个舞台的中心人物。甜美的歌喉让其他盲人充满想象:“小艳长得很好看吧?”

黄小艳体形偏胖,她性格张扬,喜欢穿颜色鲜艳的连衣裙。路过西关路,你总能听到她爽朗的笑声。她喜欢说,“你觉得有谁能管得住我?”就像18岁的时候,连普通话都不会说,她就背着家人一个人到南宁学按摩。

此刻,她呈现出另一面,深情的、哀怨的。歌声似乎重新赋予了她视力,她“目光”缥缈,仿佛坠进一个受伤、破碎的世界。

黄小艳在听手机。

20来岁遇到初恋,一个健全人,对方家里始终不认她,直到儿子4岁,两人分手了。她又跟一个盲人结合,两人在县城买了房,对方不满她和客人聊天开玩笑,遭遇3次家暴后,黄小艳净身出户。

感情两度失败,小艳还不死心。她和现在的男友陈宇在网络上认识,确定关系后,黄小艳从百色跑来南宁,跟着陈宇在西关摆摊。在一起四年,两人还没领证结婚。她变得谨慎了,而且陈宇痴迷买彩票,“这样的人,怎么跟他过一辈子?”归纳两人的关系,她说,“我们也就是凑合着过日子”。

陈宇也有过几段感情经历,他对小艳很迁就,每天上午起床煮饭、洗毛巾,任由小艳睡到下午。就是不放心她单独和朋友出门,有时候黄小艳和客人聊得欢了,他会悄无声息地走到后面听。

有一回摆摊,小艳的椅子断了一根梁,一个相熟的客人,健全的中年男性,赶紧拿去修理。不到一个小时,男人献宝似地送回椅子,还不愿意离开,围着小艳转,从电瓶车抱出一瓶茶,塞到她手中,“我刚泡的,还是热的,你赶快喝。”

两米外,陈宇的耳朵正在听那俩人的互动。他始终背对他们,脑袋耷拉着,表情晦暗。直到好奇心和不安感实在按捺不住了,他压低声音,试探性地问旁人,“我老婆在做什么呀?”

他是胆怯的,多疑的,毕竟他们对世界一无所知,世界却对他们一览无余。

KTV的包厢能给他安全感。都是盲人,都冲着唱歌而来。陈宇不介意小艳跟别的男生合唱情歌。他安静地坐在旁边听,歪着脑袋,带着微笑,隐隐有一丝骄傲。

唐桂蓉也喜欢黄小艳的声音。她评价小艳:“歌唱得好,人也开朗,跟她在一起特别开心。”但声音终归是悬浮的,捉摸不定的。虽然相识四年了,唐桂蓉依然不知道小艳的年龄。她更不知道的是,小艳曾经私下问别人,“唐桂蓉是不是很脏?我总觉得她身上有味道。”

熟悉又陌生,这就是西关夜市里盲人之间的关系。

同在一条街上摆摊,陈立春和唐桂蓉他们没怎么说过话。他总是优越地说,“我和他们不一样”。他的手艺在这些人中算是最好的,如今在南宁有两套房,小孩一个是公务员,一个做生意。他也看不惯一些同行,有人开了按摩店,就和发妻离婚,不像他和老伴,彼此不离不弃。

人与人之间的这种裂缝,再正常不过了。西关的原则就是互不干涉。遇到讨价还价的客人,还会团结起来。30块钱半个钟,一个女大学生还价25块。盲人师傅摇头拒绝。学生绕了一圈,也没人接单。这里的默认规则就是,统一定价,彼此不能为了竞争压价。

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新人到西关摆摊,须由老师傅带领。几年前,一个看得见的女人来了。这群盲人私下都在控诉,“能看见的人都来抢生意,以后怎么办?”带她“进圈”的师傅赶紧解释,女人的丈夫孩子都残疾了。盲人们同意她留下来,“算了,也是弱势群体”。

在KTV包厢里,这些龃龉很容易烟消云散。一个盲人说,“只要来唱歌,我就开心。”还有一个弱视的家庭主妇说,“白天在家很闷,我晚上就得出来。”陈立春也会抛下成见,偶尔跟大家来唱歌。此刻,他们就像是一体的,有人尽情唱,有人用心听。

唱歌的唐桂蓉。


回家的路和广阔的天地

凌晨五点,天微微亮,城市里的霓虹灯消停了。这群盲人心满意足,四散回家。

到了小区门口,唐桂蓉先朝两棵大榕树走去,用手摸一摸,确认了再进门。之后,她的手没离开过道路一侧的墙,墙的尽头,就是拐弯的地方。接着,她会介绍,这里有三棵玉兰,我家就在第二棵树旁边。

她的家是破败的。旧式单位楼房的一楼,狭长的两室一厅。墙砖掉了好几块,过手之处尽是油腻,家具不是掉了漆,就是磕碰掉一角。稍不留神没关门,老鼠就窜进去了。平常在外面玩,有人劝她早点回,她就生气,“我心烦,不喜欢回去”。

藏在阴暗潮湿里的生活,注定是狼狈不堪的。唐桂蓉的笑容,和看似懒散的背后,有着更大的不易。2018年,80多岁的母亲中风瘫痪了。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各有家庭,忙不过来。

每天早上6点半,唐桂蓉起床,给母亲喂药,做早饭午饭,出门前还要帮她洗澡。每个月做大扫除,一个人爬上凳子,擦洗门窗。丈夫心脏不好,没办法熬夜,只能在店里做按摩,平时就睡在店里的铁架床上,好几天都见不着面。

两人是在朋友的介绍下相识的。第一次约会在教堂,聊圣经做礼拜,她喜欢这种平等,“因为我们都是一样的人嘛。”在那个恋爱的年纪,唐桂蓉就想找一个看不见的人。这里面既有自卑,也有恐惧,“(健全人)欺负我怎么办?”“哪有人愿意娶一个盲人?”

家里曾强烈反对两人的结合,“又增加一个负担”。唐桂蓉从来不会退缩。小时候想学画画,家人嘲笑她,“你眼睛又看不见,画什么画?”她不甘心。凭着脑海里模糊的影子,用粉笔在墙上画一个大圆圈,再在上面画两根竖的直线——一棵树的模型。后来,她还到外面找老师学,直到明眼人能看出,这是一棵圣诞树。

现在,夫妻俩每月收入5000多块,在南宁买了房,房贷每月900块。白天一个人在家,她总觉得孤独。身体原因没要小孩,这是她最大的遗憾。她甚至很羡慕一起摆摊的阿娇。阿娇的丈夫动不动就打人、砸椅子,阿娇白天在家拉扯孩子、做饭,晚上还要到西关摆摊挣家用。但唐桂蓉说,“比我要稍微好一点”——她有两个儿子,一个孙子,一个孙女。

生活被圈在拮据、疾病、孤单里,但唐桂蓉从没有丧失对美和自由的追求。曾有老外送了一个精致的巧克力糖人给她丈夫。听说后,唐桂蓉抓着他的胳膊问,糖人有没有头发,是不是也有指甲?接着叹息起来,早点认识彼此,就能要到那个糖人了。

丈夫的故乡在兰州,20多年没有回去了。唐桂蓉心里记挂着,偷偷问朋友,“兰州好玩吗?机票贵吗?”她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出去旅游一趟,寻找更广阔的天地。

这是西关夜市盲人们的梦想。他们从家里、店里走向街头,夜市再大,也不过百来平米。黄小艳也喜欢旅游,她曾经独自去过上海,广州,深圳。虽然看不到路上的风景,但她能感觉到,空气是不一样的。

陈立春去年在女儿的带领下,第一次离开广西,去到杭州,天太热了,他甚至来不及去西湖。如今,他想去一趟北京。

凌晨5点半,唐桂蓉终于摸索到家门口了。脚步停在门廊下,她用力抬起头,朝灯泡的方向伸过去,感受灯泡是否亮着。她虽然看不见,夜里总爱给路人留一盏灯。此刻,天已经大亮,灯也该灭了,新的一天又将来临。

(为保护隐私,张华伟、陈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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