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2月，四川南充市嘉陵区派出所接到一则报案，据报案人何银东所述，邻村有一名三岁的婴儿，和自己长得很像，年龄和自己亲生儿子三年前的死亡事件一致，怀疑儿子并没有死，而是死而复生，或者被人掉包拐卖给他人，他要求警察帮他讨回儿子。

面对这种离奇的说法，警方立刻派出人手进行调查，随着案情深入，他们发现真相并不像何银东说得那么简单。

2003年4月25日，南充市嘉陵区龙蟠镇卫生院的杜医生，开出一张婴儿死亡证明，上面写着：“婴儿于4月23日出生时伴有脑积水，产后三天经抢救无效死亡，故开具死亡证明。”

根据报案人何银东所述，他是听到邻村有人议论，有一个三岁的孩子，和自己长得很像，乡民议论纷纷，怀疑那个孩子是他的私生子，联想到自己的孩子在三年前，出生三天就死亡，他猜测那个三岁的孩子，极有可能是自己的。

他对警察说自己和妻子刘海艳，都曾去邻村见过孩子，那名婴儿和夫妻俩长得的确挺像，询问养父母一家，得知孩子是捡来的，所以想要回婴儿，可遭到养父母的反对，出于无奈，才报警求助警方，想让法律为自己主持一个公道。

听完供述，警方觉得这些话只是一家之言，真实性有待商榷，望着哭诉焦急的神情，派出所召开一场警局内的讨论会议。

警方首先排除“死而复生”一说，认为何银东所说的婴儿，当年可能被掉包，或者被拐卖，所以才会在三年后出现在隔壁村。

其中一名警察问大家有没有听过寇准断案的故事，说是在北宋太平兴国时期，寇准在刚上任县令时判了一件和此案类似的案子。

那时县衙大堂上跪着两名女性，其中一位向寇准哭诉说，对方怀里抱着的婴儿是自己的，请寇准明察秋毫，另一个抱着孩子的说自己才是孩子的妈妈，请寇准洞烛其奸。

寇准略微思索一下说：“你们可以抢一下，谁抢到孩子，谁说的就是真话！”

说完这话两名妇女抢作一团，孩子疼得大声哭泣，其中一个女性看孩子哭得伤心，便放开手，自己也跟着哭了起来，抢到孩子的妇女则很高兴，对寇准说自己才是孩子的妈妈。

寇准洞若观火地望着两位妇女，对此刻的案情真相做出胸有成竹的推断，便拍响惊堂木大声呵斥道：“大胆刁妇，自己的孩子都不知道心疼，只有孩子的亲妈才知道心疼孩子，你只顾着抢孩子，根本不管孩子的死活”。

说完便让衙役把假冒孩子母亲的妇女拖下去打了二十大板，又将孩子还给一旁喜极而泣的生母。听完故事的警察，表示这件案子可能只是传说，但不管怎样，亲生父母不会丢弃骨肉，这是人之常情。

为此警察将这件案子定为人口拐卖，将当时负责开具死亡证明的杜礼芳医生，立为犯罪嫌疑人，展开调查。

被带到派出所的杜医生连说自己是冤枉的，她做医生多年，不可能知法犯法，犯下拐卖儿童的罪行。她说三年前，自己的确开具过一张死亡证明，可那是婴儿生父何银东要求的。

警察听完这话觉得事有蹊跷，什么叫“何银东要求的？”难道死亡证明还可以造假？

面对提问，杜医生支支吾吾地说：“何银东将婴儿抱来时，孩子已经奄奄一息，但还没有死，他说孩子养不活了，家里已经没钱治疗，所以想让孩子自生自灭，因为孩子是二胎，开死亡证明是避免计生办罚款，所以才给他开了，要是知道有今天这个事，说什么也不会做那种违反医德的事。”

听完此话的警方对于医生的失职感到非常气愤，严肃地问她，你是不是收他钱了？

杜医生自知理亏，战战兢兢地说的确收了500元，她想着孩子救不活了，开死亡证明是迟早的事，出于举手之劳的考虑，这才答应何银东的请求。

对于新掌握的线索，警方将何银东带到警局，询问三年前，死亡证明的事情是否弄虚作假？有没有贿赂医生？

面对诘问，何银东一口咬定没有作假，当时的确给过杜医生500元，可那只是人之常情的红包，死亡证明是医生通知他们夫妻俩，孩子抢救无效死亡才开具的证明，至于计划生育罚款，他表示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

负责审讯的警察接着问他：“你说是医院通知你孩子去世，那你亲眼见过孩子的遗体吗？”

何银东似乎没想到警察会这么问他，略作迟疑了一下，不过还是和警察说，当时他与妻子都很伤心，怕睹物思人，忘记问医生孩子的遗体在哪里，再去医院问，医生说已经处理了，知道有人说邻村有孩子很像自己，才意识到孩子没死，死亡证明是假的。

面对何银东有待核实的回答，警方基于案情的梳理，渐渐有了眉目。

何银东怕警察不相信自己，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起邻村的孩子和自己有多像，表示第一眼见到他时，便知道那是自己的亲骨肉。

警方眼见从何银东这儿问不出什么有意义的话，便让他先回家等待通知。根据掌握的线索，目前情况是医生承认死亡证明是在接受贿赂的后伪造，何银东表示自己没有看见婴儿的遗体，二人的回复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孩子没死。

派出所安排警力，对何银东所说的邻村进行走访，他们找到孩子现在的养父母任国平与青梅夫妇，询问孩子的身世问题。

任国平表示孩子是在龙蟠镇卫生院门口捡来的，抱回家后婴儿一直哭，也不愿意喝奶，乡里有村民说这个捡来的孩子有脑积水，是隔壁村何银东家的，让他还回去。

任国平和妻子青梅不能生育，他们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孩子，出于这个原因，想将这名弃婴抚养成人，尽管孩子有病，但夫妻俩下定决心，就算倾家荡产，也要给孩子的病治好。

考虑到看病如果有病历报告的话，可以省下一部分时间，也能省去一笔体检费，便于了解孩子是什么病，病到什么程度，方便进一步的治疗。

夫妻俩怀着忐忑的心情，找到何银东夫妇，他们怕对方闹事，特意带上同村五个村民一起当见证人。

没想到何银东在得知夫妻二人来意后，十分爽快地给出婴儿当初的CT报告和体检单，丝毫没有提及将孩子要回来的事。

拿到体检单的任国平夫妇，抱着孩子先后去往南充市及成都市的大医院，几乎耗尽家财，才将孩子抢救回来，治疗的医生和夫妻俩说，脑积水如果不治疗，会让孩子的头越来越大，造成痴呆，甚至死亡，还好抢救及时，这才摆脱生命危险，不过孩子以后的智力可能会有些问题。

任国平觉得孩子能抢救回来已是万幸，即便是傻儿子，他和妻子也不会嫌弃，依旧会将他当成自己的孩子抚养成人。

正当他们沉浸在对未来的展望时，孩子的亲生父亲，何银东不请自来地登上家门，要将孩子要回去，他们不同意对方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拒绝归还孩子，这才产生何银东报案，警方调查走访的情况。

他们想不到，在孩子刚刚痊愈不久，何银东会登门拜访讨要孩子，还说自己拐卖，他们觉得极度委屈，孩子是捡来的，和拐卖根本牵连不上关系，医生杜礼芳和自己没有合谋，他们实在不能接受这个不白之冤。

生恩断指可报，养恩断头难报，对于这名婴儿来说，任国平夫妻对他的恩情要大过亲生父母，尽管何银东不承认自己将孩子遗弃，但孩子的脑积水被何银东花费十几万治好，却是不争的事实。

说起孩子刚捡回来时的情景，他的养母青梅说，当天路过镇卫生院门口，看见很多人在围观草丛里的婴儿，人们说这个孩子是名弃婴，生下来不久便被父母丢了。

结婚多年没有孩子的青梅动了恻隐之心，念及自己和丈夫一直想要个孩子，便将这名婴儿抱回家，即便后来花费很多钱为他治病，这位朴实的妇人也未曾有过后悔，她只想让这个孩子能够健康长大。

对于何银东现在要将孩子要回去的做法，任国平和青梅都觉得异常自私，当初丢孩子的是他们，现在看到孩子康复，要孩子的也是他们？履行责任时，何银东夫妇袖手旁观，孩子健康了，他们不知廉耻地想要坐享其成，这种行为令他们实在无法接受。

了解情况的警察，觉得这是一件民事纠纷案件，于是从中调解，希望能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他们觉得何银东夫妇和任国平夫妇所供述的情况完全是两个版本，即便情理上，他们认为养父母一家说的是真的，可法律讲究的是客观证据，他们现在不好判定这件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当警方将怀疑的目光对准何银东时，出乎意料的是他又提供了新的线索。

何银东拿着三年前的死亡证明，找到警察，说这张死亡证明是伪造的，上面的孕妇名称并不是妻子的名字，妻子名叫刘海艳，可证明上的名字是刘红艳。

他对警察说：“这件事肯定是杜医生和任国平一家合谋的，我没必要撒这个慌，三年前我们没看孩子最后一眼，是怕太伤心，我们不知道这个决定会影响这么大。”

他还说三年前根本没有任国平来自家要体检报告的事，对于那五个证人来说，他说是任国平一家事先串通好的计策。

何银东一番话将这起看似简单的“弃婴案”陷入罗生门境地，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都想证明自己对孩子的所有权，像极北宋时期寇准断案时的困境。现在是法治社会，寇准断案完全是人治与猜测，警方不能拿法律开玩笑。

当警察询问杜礼芳，为什么死亡证明上的名字会是刘红艳时，杜医生说刘红艳的名字是何银东让她写的，她不知道这是个假名字。

杜医生的解释并不能让警方满意，可他们无法判断她是否在撒谎，警方来到医院，想要调取三年前的死亡证明记录，可医院里既没有刘红艳孩子死亡，或者刘海艳孩子死亡的记录，甚至连当初看病的记录也没有。

这一反常行为引起警方的警觉，根据中国卫生部颁布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规定，医疗机构的门诊病例保存期不得少于15年，住院病例不得少于30年，其中包括死亡证明及诊疗日志之类的文件。

可仅仅过去三年，婴儿的就诊信息及死亡证明面临消失的境地，警方找到该院院长，想询问一下原因，院长说该院医生都很尽责，很多资料虽然没记录，但是记得都很全面，关于没保存好的问题，的确是医院的失职。

院长表示会吸取这次教训，之后会按照卫生部颁布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进行符合规范的操作。

警方对于院长的说法，除谴责外没有更好的办法，经过蛛丝马迹的排查，他们暂时撤销对于杜礼芳医生拐卖儿童的指控。

警察开始针对死亡证明上“刘红艳”的名字进行走访，他们将整个龙蟠镇翻遍，找到一位名叫刘海艳的女性，可那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奶奶，与孕妇没有丝毫关系。

负责排查的民警怀疑其中一定有人在撒谎，他们找到当事人何银东和刘海艳进行询问，刘海艳坚持说死亡证明上的名字是医生故意写错，为的就是逃避责任，当时他们察觉名字不对，找到杜医生讨要说法，得到的回复是笔误，所以没有追究。

得知孩子还活着时，才意识到自己很可能被杜医生给骗了。警方耐心向夫妻俩解释杜医生没有拐卖孩子，目前警局已撤销对她的拐卖人口的指控，关于案情，他们会继续调查。

事情的真相究竟是任家夫妇所说的，“他们只是捡到弃婴抚养”，还是何家夫妇所说，“自己的孩子被医生与养父母合谋骗走”？

2007年底，在争吵一年仍没有定论的情况中，何银东和妻子刘海艳将养父母任国平一家告上法庭，索要孩子的抚养权。

上诉前何银东咨询过相关律师，得知中国的《收养法》不承认私下交易，对于未经县级以上民政部门开具收养登记的收养证明，所有收养关系一律作废。

案情的宣判和他们设想的一致，法院认定任国平的收养关系不合法，但接下来发生的事，出乎何银东夫妻的意料。

法官认为，即便是弃婴，任国平一家也应到民政部门办理收养证明才行，考虑到孩子已在任家生活四年，已经产生感情，即便不合法，可仍不能做出立即归还的决定。

基于本案存在弃婴、拐卖与否，以及争夺抚养权的综合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势必会对孩子造成心理上的伤害，从而激化矛盾，极易造成两家不可调解的矛盾，法官建议可以让四岁的孩子自己决定。

结果可想而知，弃婴和养父母一家朝夕相处四年，说什么都不愿意再回到亲生父母家里。

何银东与妻子刘海艳见到此情此景悲痛欲绝，他们指责法官不公，表示4岁的孩子没有判断能力，要求重新审判，并威胁任国平一家，如果不还孩子，就死在他家门前。

任国平一家不愿意放弃来之不易的婴儿，于是将4岁的孩子藏起来，即便警方和法院从中调解，两家依旧势同水火，互不相容，经过八个月的协商，终于对抚养问题达成一致。

2008年8月8日，南充市嘉陵区人民法院作出最终判决：孩子由何银东夫妇抚养，考虑养父母任国平一家对于孩子看病支出，以及抚养费，误工费等，亲生父母一家需支付8万元，作为对养父母的赔偿。

当地卫生部门得知最终判决结果后，将出具错误死亡证明的医院院长撤职，对杜礼芳医生做出停职半年的处罚。

至于孩子到底是被遗弃，还是养父母通过医生私下领养，人们已经无从得知，无论真相如何，这位遭受抛弃又回到亲生父母身边的婴儿，无疑是最大的受害者。

希望这种人间悲剧，少一点发生，更希望所有父母，能够从一而终地爱自己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