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 微信公号“半月谈”

2月23日，江苏省委省政府调查组关于“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调查处理情况的通报发布。通报就这一事件中的诸多疑点问题作出了说明，有关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的失职渎职行为被严肃处理，回应了舆论和社会的关切。

这一事件教训十分深刻，再次暴露出基层治理屡遭诟病的四大顽疾，尤具警示意义。

顽疾一：做足形式、浮在上面，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屡难禁。

在通报有关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失职渎职行为时，“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一个高频词。

从县委书记娄海、县长郑春伟，到丰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寸贤、徐州市妇联副主席高伟，再到丰县欢口镇党委书记徐善修、欢口镇镇长邵红振，都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囊括县、镇两级主要领导，可见问题不一般。

针对基层“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这几年中央治理力度不可谓不大，但是屡禁不绝。其突出表现就是，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布置任务，以材料和台账显示“成绩”，形式做得很足，浮在上面作指示、听汇报、看材料，但落实情况如何、实际效果怎样，又是另一回事。

具体到丰县，不管是在县一级，还是在乡镇一级，有关增进群众福祉、提升群众幸福感的会议和文件应该不会少，出台的措施也会有。不能说这些措施都是花架子，但“生育八孩女子”这样的极端事件长期存在也是事实，这不正暴露平时工作中的不严不实吗？

通报指出，丰县县委书记娄海、县长郑春伟、欢口镇党委书记徐善修、镇长邵红振都存在“维护群众正当权利和利益不力，在精神障碍患者救治救助、计划生育管理等工作中失职失责”问题。这些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直接后果。

出事的是丰县，其他地方呢？

顽疾二：纪律丢脑后、责任放一边，基层治理陷空转。

通报中，“违反工作纪律”“工作不负责任”也是被通报处理的丰县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的通病。

县委书记娄海“违反工作纪律，工作不负责任”，县长郑春伟也是这样；欢口镇党委书记徐善修“工作严重不负责任”，欢口镇镇长邵红振也是如此；欢口镇李庄村党总支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李劲松同样存在“违反工作纪律，工作不负责任”……县、镇、村三级，几乎所有被通报点名的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都存在这一问题。

层层“违反工作纪律”，个个“工作不负责任”，平时看似相安无事，实际上矛盾不断积累、问题不断放大，最终不可收拾。不管是“未认真组织核查事实，批准发布信息不实的情况通报，造成严重不良影响”，还是“对严重超生和虐待行为放任不管”，这些失职渎职行为，实际上就是办事程序走走过场，基本规范丢弃一旁，纪律要求不当回事，履职尽责挂在嘴上，基层治理陷空转。

“看似人人经手，其实个个不管”“圈阅一大堆，意见没一条”“个个都是‘二传手’，没有主攻手”……基层治理空转表现形式多样，但说到底，都是对问题视而不见，做事情避重就轻，要么文件转一转，要么空洞表态“按规定办”，其结果往往就是会议有传达、工作有布置、事后有督查，但工作没进展，事情没解决。

“只要有一个环节负责，‘八孩女子’的问题就可能得到制止和纠正。”江苏省徐州市纪委书记李文飙说。“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警示我们，基层治理空转现象不容忽视。

顽疾三：走村不入户、“不见面指挥”，脱离群众酿风险。

通报中，有6名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存在“失管失察”问题。

如，丰县县委统战部三级主任科员陈修峰，在担任欢口镇党委组织委员期间，对分管的计划生育工作不负责任，失管失察；丰县欢口镇综治办史瑞红，对管辖范围内存在的虐待行为失管失察……

这些干部都是县乡干部，理应对“生育八孩”这样不同寻常的事情早有了解，对生育这么多孩子的家庭和女子进行实地探访，对虐待行为进行管教和处理，然而最终都“失管失察”了。这暴露出基层干部脱离群众的危险倾向。

乡镇干部是名副其实的基层干部，走村串户当是工作常态。然而，在欢口镇先后任镇长、镇党委书记的徐善修，自称“之前没听到过此事”，任职5年没去过一次董集村，只有一次在村边地头“站过”；欢口镇镇长邵红振虽然到过董集村，但“只进村未入户”。

这种只在“村头站站”的基层干部，其实在很多地方并不鲜见。有的工作岗位在村镇，生活重心在城里；有的坐在办公室里看报表，用电话、微信群遥控，习惯“不见面指挥”……基层干部本该身在一线，成为群众的“身边人”，却似乎在交通愈发便利、联系渠道愈发多元的当下，离群众越来越远了。

基层干部脱离基层，这一新苗头需要特别重视。

顽疾四：乡村自治成了相互包庇，法治落伍、德治缺位，乡村治理体系建设严重滞后。

通报中，镇村一级多名干部还存在违规提供便利、包庇、放任等问题。

如，丰县欢口镇原民政助理于法贞，在担任欢口镇民政助理期间，违规办理婚姻登记、变更结婚证登记时间；丰县欢口镇计生站于秀娟，对严重超生问题隐瞒不报、放任不管；丰县欢口镇李庄村党总支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李劲松，对严重超生和虐待行为放任不管……

这些问题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乡土熟人社会的特点。乡里乡亲的，抬头不见低头见，拐弯抹角都能扯上关系，于是能行个方便就行个方便，能闭一只眼就闭一只眼。殊不知，这是在为严重的违法行为打掩护、开绿灯。

中央提出，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三治融合”，三方面缺一不可。自治不是搞你好我好的相互包庇，村里的任何规约和行为，都必须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坚守道德底线和社会正义。

“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提醒我们，乡村法治意识的提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消除麻木的看客心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健全“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关于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已有政策文件出台，这是一项庞大、繁杂、艰巨的基础工程，难题多、任务重，“政绩”未必明显，费心未必“讨好”，但等不得、拖不起，亟须下定决心办好、下足力气干成。

根治极端个案背后的现实之痛，必须刮骨疗毒！

来源 | 微信公号“半月谈”

2月23日，江苏省调查组就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发布通报，依法严惩有关违法犯罪行为，严肃处理相关责任人员。一段时间以来，江苏“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引起社会高度关注和广泛热议，人们对拐卖妇女这种与当今时代格格不入的恶行感到震惊和悲愤。“丰县生育八孩女子”长期遭遇的身心摧残和扑朔迷离的真相，深深刺痛了社会良心、道德认知。这一事件已经从一起极端个案，发酵成一起全社会关注的公共舆情事件，进而引发整个社会的沉重反思。

江苏省调查组的通报迈出了解决问题的第一步。而全社会关注的目光，并不仅限于“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更大的期待是，各级政府以此为契机，以刮骨疗毒的勇气，一扫残留在朗朗乾坤下的“古老的罪恶”——拐卖人口，尤其是拐卖妇女儿童！

虽然，拐卖妇女犯罪行为的发生多数都是在上世纪的少数贫困地区，在脱贫攻坚胜利后的今天，许多人将之视为一段被遗忘的历史，但我们必须看到，这样的历史并不久远，伤疤远未消除，受害者家庭的创痛还未治愈。对相关地方基层来说，解决这样时间跨度长、牵扯范围广、处理难度大的问题，可以说是“烫手山芋”，但面对民心所望，必须迎难而上。我们还要看到，中央对于此类问题的态度始终是鲜明的，那就是对那些历史遗留却仍然危害现实的问题，必须一查到底。比如，内蒙古“纸面服刑”案的曝光引发中央启动“倒查二十年”，发生在多年前的违法犯罪行为被彻查，最终带来社会清明，推动了法治建设的进步，赢得了全社会的赞誉。

下决心刮骨疗毒，才能从根子上消除拐卖妇女问题的现实之痛。拐卖人口本是一种严重的犯罪行为，在个别重灾区却成了司空见惯的“风气”，相当数量的涉事者甚至认为是迫不得已的“办法”。在一些地方，拐卖人口现象可能发生在不少人身边，除去违法犯罪的人贩子、买家，还有不少麻木不仁包括“同情”的知情者睁只眼闭只眼，甚至充当“帮凶”。如果不彻底斩断这条罪恶的产业链，如果容忍“不买媳妇这个村子就会消失”的功利性逻辑存在，如果不在全社会筑起牢不可破的法治防线和高度一致的道德底线，真正让拐卖人口的恶行无处遁迹潜形，我们就难以彻底铲除这一“古老的罪恶”的生存土壤，就会让全社会的安全感幸福感大打折扣。对各级地方尤其是基层来说，到了该痛下狠手的时候。正如一些基层干部所言，在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今天，我们基本具备了解决这一问题的能力、条件。

某种程度上，历史在通过“丰县生育八孩女子”无法回避的目光逼问我们，我们必须做出对得起良知和未来的回答。面对刺眼的历史欠账，要以“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为起点，在全国范围内深层次全方位治理拐卖人口问题，同时推进立法、严格执法，回应社会提高量刑标准、买卖同罪的呼声。应切实落实《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21－2030年）》，完善集预防、打击、救助、安置、康复于一体的反拐工作长效机制，加强使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彻底铲除“买方市场”，在全社会形成反拐、打拐、举报的共识，让拐卖妇女儿童在中国大地任何一个角落都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对一些“重灾区”而言，以人民群众的急苦愁盼为出发点，善用历史的眼光剖析根源、拿准措施，以刮骨疗毒的勇气和决心把问题解决在当下，分类施策，妥善处置，是考验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一块试金石。

一如网友所说，推动问题解决才是“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的时代意义。要让“丰县生育八孩女子”知道，董某民遮蔽不住她的天空，有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还有全社会在乎她、关爱她。正迈向共同富裕的中国，不会让一个人掉队，更不会让一个人无名无姓！

全民关切小花梅，也是在维护所有人的权利

撰文 | 澎湃首席评论员 沈彬

江苏省委省政府调查组关于“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调查处理情况的通报，于2月23日公布，调查组查明被锁的八孩母亲就是云南的“小花梅”，查清了小花梅之前被一再拐卖的犯罪链条，一长串曾经伤害过她的人已经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同时，丰县县委书记娄海被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政务撤职处分；丰县县委副书记、县长郑春伟被免去党内职务，责令辞去县长职务，共计6名公职人员受到严厉问责。

“丰县八孩母亲”事件在舆论场上炎烧近一个月时间，背后是无数人对真相的渴求，是对一位母亲悲惨境遇的感同身受，是对拐卖这种古老犯罪的切齿痛恨。2月17日，江苏省委和省政府成立调查组，进行全面深入调查核查，被公众寄予了“以看得见的方式抵达真相”的期待。

据通报，调查组共走访群众4600余人次、调阅档案材料1000余份，并且动用了DNA检验比对等技术手段。江苏省调查组查明，综合DNA检验比对、查阅小花梅云南户籍底册和调查走访，认定杨某侠即小花梅；经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的鉴定，再次排除杨某侠与公众热议的李莹是同一人。针对公众关心的结婚证上的信息矛盾问题，调查组查明，是欢口镇民政办工作人员在按董某民自报的信息违规办理结婚登记。

要相信真相的力量，法治的力量，以及公众目光的力量。本案也从调查阶段进入刑事诉讼阶段。

从丰县最早的情况通报开始，第一份、第二份、第三份、第四份，直到这次江苏省委和省政府成立调查组，真相被一步步发掘，阳光一丝一缕地开始照向幽黑的土坯房，那些躲在铁锁背后的“坏人”被一个个找出、被追究责任，包括丰县县委书记、县长以降的6名公职人员受到包括撤职在内的严厉问责。

在江苏省的调查报告中，我们看到小花梅的悲惨境遇，在经历云南的第一次婚姻之后出现“行为异常”，之后被桑某妞、时某忠拐卖至徐某东处，不久小花梅走失，被谭某庆、李某玲收留之后，被再次转卖给霍某渠、霍某得，两人又将其转卖给刘某柱，刘某柱再将其转卖给董某民之父董某更！一卖，再卖，三卖，虽然罪恶发生在20多年前，人们仍然痛惜于小花梅的遭遇，愤恨于人贩子的惨无人道。

好在“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从桑某妞到董某民这一长串伤害过小花梅的人，目前都已经被公安机关立案，并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等待他们的必然是法律的严惩。天不容奸，法不藏奸！

还要看到，从最早通报里的“收留”到这次彻底查清她被一再拐卖的凄惨身世，是无数网友的参与、追问、质疑，推动了案情向纵深发展，推动真相浮出水面。大家一起为小花梅讨回了真相，讨回了公道。

虽然，小花梅被拐卖案件发生在20多年前，但这种罪恶不是“过去完成式”，她脖子上的锁链就在上个月还闪烁着狰狞的寒光，对她的伤害在过去20年里一直保持着“现在进行式”。对于小花梅的全民关切，也是在维护所有人当下的权利，是以事件推动人民至上原则的落实。

小花梅事件不是雷霆打拐的终点，而应该是新起点。对个案背后的“现象问题”必须保持高压，惩奸治顽，刮骨疗毒，彻底铲除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罪恶土壤；同时立法机关还需积极回应社会提高量刑标准、买卖同罪的呼声，对历史积案进一步倒查，以正义慰藉民心。不是我们在帮助小花梅，是小花梅帮助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