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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尝试着从一种与正统思想史不同的、“精神史”的视角来解释历史进程。这种认知的背后，有着韦伯、涂尔干等现代思想家的印记，但还有其他。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著有《分身：新日本论》《友邦还是敌国：战后中日关系与世界秩序》《马克斯・韦伯与中国社会科学》《正眼看世界：历史、国家与文明新论》等。
一我大学进的是数学系。至今仍然清楚记得，当时讲授数学分析课程的老师，有一次在课上跟我们说，数学系出身的人，将来做什么都可以。这么说是要激发我们的学习意欲吧。他举了很多例子，印象比较深的是我们系最早的系主任王湘浩先生。王先生是著名的数学家、计算机专家，但他晚年的撰写的《红楼梦新探》一书，曾就让红学界的泰斗周汝昌击节赞叹。我当时是当故事听的，没有什么想法；更不会想到，自己将来会从事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工作。
不过，当时我的同学们中，确实有很多人喜欢阅读文学作品。我算是其中之一吧，举凡中国古典小说、诗词选本、世界文学名著等，在大学时代杂七杂八地读了不少。但如果现在要举出对自己有影响的书，那只能是武侠小说了，不过发生影响的时间，可能要往前推几年。
小学六年级时，首先读到的是梁羽生的《云海玉弓缘》和《萍踪侠影录》，这两本记得很清楚。随后开始读金庸的小说，最初读的是《射雕英雄传》。到初中毕业时，金庸小说只差两部就都读完了。这些小说会对少年的心灵发生怎样的影响？至今仍清楚记得，当年读到萧峰雁门关外悲壮自戕时，自己两眼发酸、热泪盈眶的情形；“天涯思君不可忘，武当山顶松柏长”，郭二小姐最终看破红尘的那一时刻，自己也是跟着惘然了半晌。去年暑夏天游览襄阳城，脑海中竟全是襄阳城外几次宋蒙大战的情形。郭靖和岳飞、文天祥这样的历史人物，或许也没有什么不同。
每个人成长过程中可能都有类似的瞬间。你很难说清楚少年时代读书时的那些感受意味着什么。这些小说的好处，从三十余年前文学系的学者们到如今的公号作者，人们已经说得很多了，我几乎每篇必读，也觉得他们说得都很在理。这些小说通常将历史、奇幻、义理、辞章乃至山川形胜熔铸为一体，三观还正，集儒释道于一身，说它们是中国古典文化嫡子似乎也不为过。这些当然都是此刻的想法，当时只是被吸引，感觉有一种力量在推着自己去读。当年有人批判武侠小说，说它们让人沉迷其中。但现在想来，能让读者沉迷其中的书，可能是有影响的标志。
大学临近毕业时，我已经决定了“文转”，即转向文科，并最终去了日本留学。当时备考时，我偶然读到了一本朝日新闻社编辑的杂志《什么是社会学》，它将社会学定义为一种“越境的知识”，着实让我大开眼界。我第一次知道世界上竟然有这样一大批学者，谈论着各种我完全不知道的问题。于是，我就决定学习社会学。
从那一时期开始，阅读就以专业方面的各种书籍为主了。社会学是一种边界不明确的学科，有人说是“连字符社会学”，就是说你只要在社会学前面加个对象，就是社会学的一部分了。政治、经济、法律、历史、宗教、医学、艺术、文学、科学等等，都可以缀上社会学三个字，而且毫无违和感。社会学对读书面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
二当然，这期间的读书，功利目的很强。由于和自己的专业训练有关，要举出一些对自己影响比较深的书目，倒不是难事；首先就是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下简称《伦理》）这一本。这本书几乎是全球文科大学生的必读书，我也不是例外。最初读这本书时，目的就是学习这位现代社会著名理论家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它们在社会学上被称为“理解社会学”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从个体的角度来理解社会，这和我们的日常观感很接近，但要突破常识观念，进入到认知层面，那只读这一本书还不够；我的意思是，随着你的阅读面的展开，凝缩在《伦理》这本书中的价值，才能逐步释放出来。
与韦伯的理论多少有关联的书，当时我读得比较多的是法兰克福学派的著作了。霍克海姆、阿多诺、马尔库塞以及哈贝马斯的几本基本著作，都花大力气读过。另外，福柯也很吸引我。不过，要说到影响，我愿意举出阿尔弗雷德・许茨的《社会理论研究》这本书了。许茨的学说被称为“现象学的社会学”，他对我们当下认知中的“实在”（或“现实”）、对我们主观感受的“意义”的分析，当时都让我着迷。同样探讨“现实”认识论的伯格和卢克曼的《现实的社会建构》，也极为出色。大致在这个阅读脉络中，我对韦伯的理解似乎丰富了起来。
和韦伯齐名的另外一位经典社会理论家，就是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了。涂尔干的认识论被概括为“方法论的集体主义”，他有名的口号就是“把社会当做物来看待”，强调“社会”是一种独立的客观实在。在著作方面，他的《自杀论》可以说是社会科学专业学生的必读书。人们通常会认为，一个人之所以选择轻生，是因为他遭遇到的某种“不幸”，比如经商破产、身染疾病、恋爱失败、生活困苦等等，但涂尔干通过严格的统计分析，发现事实并不是这样。他有个说法，大致是说，生活中没有必然引发自杀的不幸；个体在遭遇那些变故而选择自杀的概率，其实是社会的属性。这就是每个社会都有一个相对固定的自杀率的原因。如果再进一步细分，自杀者的年龄和性别分布，更容易说明问题。比如，在一些社会当中，年轻的女性容易自杀，而在另一个社会中，壮年男子的自杀比例明显偏高。涂尔干说，这就是外在于个体的“社会”力量导致的结果。
一般的教科书会说，韦伯的《伦理》和涂尔干的《自杀论》，代表了社会学内的两种流派。这自然不错，但二者绝非像前面提到的标签那样，处于对立关系。韦伯通过分析个体主观的意义体系，比如基督教新教徒个体对“拯救”和“财富”意义赋予，给现代社会的发生提供了一种很有解释能力的理论。但这个现代社会一旦成立，就反过来作用于个体了。相反，涂尔干将个体自杀的原因悉数还原到“社会”，这恰恰是让社会生活中的个体获得“意义”的方式。当一个个体不幸选择了轻生时，只有将原因归属共同生活的社会，才能维护一个有意义的“意义体系”，让个体重新获得“意义”；否则，当事者面对的可能就是一个冷漠的社会。另外，涂尔干的宗教社会学著作和文献，比如《乱伦禁忌及其起源》，同样在人们的观念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建立了强大的解释关联。
三回过头来看，我自己在已经完成的一些研究当中，关注点正是人们头脑中的意义世界与社会结构或社会秩序的形成之间的关系。这可能是上面谈到的读书经历的一个结果吧。但我还要强调的是，出于职业训练而读的书，当然会对一个人的“思想”的形成发生影响，但年少时无目的读的书，影响可能同样不可小觑。如果勉强用分析的语言来描述，前者塑造的是认知中的理性结构，而后者可能会一个人的情感结构发生强烈的影响。
现代社会的一些固有特征，让人们偏重于理性认知能力的培养；事无巨细，人们只有找到了理性上可靠的因果关系和证据，似乎才能安心。但这种安心，可能是一种自我欺骗。比如，很多人喜欢看小说，那是为什么？有人说是为了消遣，但科学家们却会说，那只是你大脑中神经递质多巴胺的效果。但这个科学的、理性的证据不也同时意味着，你的生物学特征对你的行动的影响，可能超过那些理性的、计算的、功利的考虑吗？有人对一些事件看得云淡风轻，而另一些人则感觉到风声鹤唳、山雨欲来。他们都有各自相对客观、理性的证据，但感性结构的不同，或许是造成他们在观念与行动上巨大差异的原因。
这也是我近年在思想史的课堂上经常谈论的一些话题。我尝试着从一种与正统思想史不同的、“精神史”的视角来解释历史进程。这种认知的背后，有着韦伯、涂尔干等现代思想家的印记，但还有其他。说到这里，我想起了熊十力的一些作品，比如《读经示要》等。大约七、八年前初读时，我从中感受到了一种久违的“力量”。在佶屈聱牙、高度理性的文字下面，似乎涌动着一种能量，推动着我去阅读和思考。传统学问或许将其解释为“气”、也就是孟子说的那种至大至刚、塞于天地之间的“气”的作用。我所说的“精神史”，就是为人的整全性、为人的感性能力在历史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保留自我展现的空间。
李永晶的书单《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德]韦伯著，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自杀论》，[法]迪尔凯姆著，冯韵文译，商务印书馆，2005.
《乱伦禁忌及其起源》，[法]涂尔干著，渠敬东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现实的社会构建》，[美]伯格、卢克曼著，汪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社会理论研究》，[奥]许茨著，霍桂桓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读经示要》，熊十力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李永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