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井中奇书《心史》的出土

时光荏苒，近三百年后，明崇祯十一年（1638），苏州大旱，史称“吴中久旱，城居买水而食，争汲者相捽（冲突）于道”。这年的十一月初八日，承天寺狼山房僧人达始疏浚枯井，竞挖出一个沉重的铁函，打开一看，函内为石灰，灰内是锡盒，盒内手书的书稿完好如新，由生漆封存。这手稿就是“心史”，署“大宋孤臣郑思肖百拜封”，历史上又称为“铁函心史”或“井中心史”。原来，它出于南宋著名遗民郑思肖之手。

郑思肖像。

郑思肖（1241-1318）本是福建连江人，十四岁随父亲自杭州移居苏州后，即定居于这座古城。他初居苑桥，后来先后住过今调丰巷、黄鹂坊桥、采莲巷、仁王寺、双板桥、望星桥、皋桥等处。郑思肖原名已不可考，“思肖”是南宋亡后他自己改的名，“肖”是古代“赵”字的一半，乃“思念半壁赵宋”之意。他还取字“忆翁”，号“所南”，也都有追怀赵宋之意。他终身未娶，宋亡后出家为僧。

郑思肖的民族意识非常强烈。大宋灭亡后，他虽然没有以死殉国，但终身不忘故国。这种意识贯穿于他日常生活的各个细节中。例如，他“坐卧不向北”，以示不向蒙元统治者低头。屋中还高挂着“本穴世界”的匾额，这四字其实就由“大宋世界”拆字而来。

他忠于南宋，发誓“不与北人交接”，在朋友聚会中，一听到有北方口音的，立刻站起来走人。郑思肖是宋末元初的著名画家，擅画兰竹，但所画兰花或无根，或有根无土，人问之。答曰：“你不知道地都被番人抢去了吗？”权贵们向他索要兰花，他不给，但经常将所画兰花送给普通人甚至小孩。他的咏菊名句“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堕北风中”，即因寄寓浓厚的家国情怀而脍炙人口。南宋宗室赵孟頫以书画名震一时，但却投降元朝，郑思肖知道后极为不齿，立即与之断交。临终之时，他拜托友人在他死后写个牌位，上书“大宋不忠不孝郑思肖”。

郑思肖的墨兰图。

郑思肖的诗文创作很丰富，其中以《心史》最为重要。《心史》约作于德祐元年（1275）至至元二十年（1283）间，包括诗歌、散文，和历史著作《大义略叙》。《大义略叙》是一篇元蒙小史，也是南宋失国的痛史，其中记录了卖国者的丑恶事迹和爱国者的英勇斗争。《心史》中的许多诗歌也有“诗史”的价值，它们既记录了那段亡国的历史，也抒发了诗人忧国忧民的沉痛心情，和拒绝向侵略者低头的坚贞气节。因此，《心史》全书不但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更因充斥着遗民的赤忱孤忠而感人肺腑。

《心史》完成后，郑思肖出于种种考虑，将整份手稿层层包裹，沉于承天寺井内。直到三百五十多年后的明朝末年，方才因为一场大旱而重见天日。此一发现在江南引起极大的轰动，而这也与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有关。

《心史》被发现时，正值明朝国势风雨飘摇之际，因此，关心国事的江南士林清流对这部寄寓爱国热情的井中奇书尤其感兴趣，此书很快成为江南士绅砥砺气节的精神资源。江苏巡抚张国维更用自己的薪水出资刊刻《心史》，并在承天寺的井边立碑纪念。不久之后，明清易代的大动荡更为《心史》的流通推波助澜，许多汉族士子对书中郑思肖的大悲剧痛感同身受，并因受到它的激励而投身到抗清的运动中。而《心史》的最早刊刻者张国维，最终也在这场历史巨变中以死殉国。

《心史》在清初的影响极为深远，在它传抄刊刻的过程中，目前已知为之作序、题咏的遗民文人即超过百位，其中不乏如顾炎武、黄宗羲、张煌言、屈大均、陈恭尹、归庄、黄淳耀等知名仁人志士。在他们的揄扬下，《心史》的影响早已超过苏州一地，几乎已成为清初遗民表达气节的符号和标志。

也正因如此，清廷将之视为“违碍”之书，在乾隆五十三年（1788）军机处即将《心史》列为禁书。部分清代文人或许基于揣摩上意，也纷纷论证此书是明人伪造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心史》的真伪成为学术公案。这当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它的流传。

但即便如此，《心史》的影响依然持续到清末民初。当时欲救亡图存的爱国志士每每以之砥砺气节。例如梁启超在“养养然梦寐以之者十余年”之后，终于在1905年，于友人处读到《心史》，“每尽一篇，腔血辄跃一度”。他在《重印郑所南心史序》一文中，满怀深情地说道：“呜呼！此书一日在天壤，则先生之精神与中国永无尽也！……呜呼《心史》！书万卷，读万遍，超度全国人心，以入于光明俊伟之域，乃所以援拯数千年国脉，以出于层云霿雾之中！”在他看来，《心史》中澎湃激烈的爱国赤诚，足以震撼千万人心，挽救危亡国运。于是他随即校印《心史》，并大力鼓吹，推动它的流行。时至今日，郑思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已然与《心史》密不可分了。

《心史》书影。

《心史》以其独特价值而产生了远超苏州一地的影响，相对的，作为其被发现地的承天寺，命运却与《心史》的历久弥新迥然有别。从清代起，承天寺就日趋没落了。个中原因，今日已难以稽考。史籍有记载的是，康熙二十八年（1689），巡抚都御使洪之杰以“寺僧恣为奸利”的理由，取缔了寺庙，赶走了寺僧。三十一年（1692），官府甚至将寺庙出租给市民居住，以租金支付医局、社学的开支。承天寺至此也就废弃了。同治年间，虽然有僧人在原址重建寺院，但规模大为缩小，佛事活动也一蹶不振。到了民国年间，承天寺早已破败，时被征作驻军养马之用。上世纪五十年代，寺中有僧人吸毒，并拆卖大殿木料，1958年寺产折旧售出，遂彻底废弃。

在一篇刊登于2015年的文章中，苏州大学杨旭辉教授记述道，承天寺前还有一座“用作工厂仓库的旧式庙宇”。而几天前我到承天寺前访古时，只见当地均为民居，一点寺庙的痕迹都不存了。我还试图向巷内晒太阳的老人请教关于承天寺，和寺中古井的种种。老人对古井毫无所知。我再问几年前的那座庙宇如今何在，则答曰：“拆掉了。早就拆掉了。现在那里都是私人的物业。”

令我眼前一亮的是，承天寺遗址前西侧，有一口现在还在使用的水井，井圈是石制的，上面刻有“民国十三年”的字样。它是不是就是当年郑思肖沉书的那口井呢？一篇刊登于《苏州日报》2020年5月9日，名为《郑思肖《心史》沉书古井探访》的文章，以苏州古地图和民国时苏州文人包天笑的记载为依据，断定这口井就是当年的沉书之井。

我认为，文章的作者虽然有所本，但这两个证据的说服力还是比较有限。因为承天寺荒废实在太久，又屡经改造，地图和包天笑虽然都提到承天寺一带有沉书古井，但他们所提到的那口井，是否真是眼前这口还在使用的井，确实很难说得清楚。或许，在更确凿的证据出现之前，还是阙疑吧！无论如何，这口承天寺遗址边的水井，确实足以让人寄托思古之幽情了。

承天寺遗址前西侧的水井。

同上。

虽然知道承天寺的没落早从清初就开始，如今遗迹难觅也在情理之中，但我还是有点不甘心，于是在东、西海岛里转悠，想再挖掘一些古代的痕迹。走到东海岛的新随里，突然，一棵高大粗壮、满树金黄、枝长叶茂的银杏矗立在我的眼前。我暗自赞叹：“这种尺寸的银杏，哪怕在园林里，也很少见啊！”走近一看，果然有一块立于2018年的牌子注明，此树已有540岁，为苏州市的一级古树。倒推回去，它出生于1478年，也就是明宪宗成化十四年，只比大思想家王阳明小六岁。

这棵位于市井的古树，周边气象与园林自有很大的不同。树旁围绕着民房，还有一口井，两位老奶奶正从井中取水漂洗床单，水声桶声哗哗作响。一位大婶搬张板凳坐在树下，抱着一只小黄狗，又逗弄着另一只小黑狗。银杏旁横七竖八地拉起晾衣绳，虽然上面空荡荡的，但树下应该经常出现“万国旗”的盛况吧！这棵老树，不知已守护着周围的民居多少年了。它在蓝天下的模样真美。我在树下拍照拍得欲罢不能，感觉老奶奶和大婶都用有点奇怪的眼光看我了。

我不禁浮想联翩：这棵承天寺旁的老银杏，虽然没赶上当年郑思肖沉书井底，张士诚大兴土木，但，当明朝末年铁函心史重见天日时，它已经是棵两百多岁的老树了。它虽然默默不语，但无疑是这一切的旁观者，更是此历史事件唯一幸存的见证者。如今，承天寺，和寺中的古井，早已化为历史的烟尘，郑思肖和明末遗民那异代相契、沉痛无边的亡国之情，也似乎在岁月大潮的冲击下消散于天壤之间。只有这棵老树，依然挺立于此，看人来人往，花落花开。

东海岛巷弄里的古银杏。

同上。

同上。

我在苏州看惯了园林、古寺中的银杏，如今见到老银杏与晾晒衣物的搭配，觉得很特别，也很亲切。

这棵银杏用途多多，是周围居民平易近人的老邻居。

汲水洗涤衣物的老奶奶。

在银杏筛落的阳光下，小黄狗幸福地窝在主人怀里。

东海岛另一棵银杏，长在人家的院落里，透过打开的门扉望过去，好像正在诉说另一个古老的故事。

走出承天寺前，就是繁华的东中市。这条东西向贯穿桃花坞的大马路，一如既往地车水马龙，熙来攘往。道路两边的高大银杏已转为金黄色，在微风里轻轻摇曳着。正午的阳光很温暖，颇有十月小阳春的味道。我不禁想起郑思肖的《春日游承天寺》诗：“野梅香软喜新晴，来此闲听笑语声。不管少年人老去，春风岁岁阖闾城。”从中可以想见当年承天寺的安详、美丽。

物换星移，人事全非，这千百年来，苏州古城遭遇了太多沧桑。但如今的承平氛围，应该是青年时代的郑思肖所熟悉的。他在天之灵如果有知，应该也会感到欣慰吧！

夹道的银杏树在秋冬时转为金黄，将东中市点缀得明媚亮丽。

参考资料：

1. 柯继承《桃花坞历史地标》，山东画报出版社2011年版。

2. 陈其弟《桃花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3. 杨旭辉《“独力难将汉鼎扶，孤忠欲向湘累吊”——苏州承天寺的“井中奇书”《心史》》，《古典文学知识》2015年第6期。

4. 周瀚光、卿朝晖、杜祯彬《郑思肖《心史》沉书古井探访》，《苏州日报》2020年5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