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西向东是什么原因(坐西向东是什么向)

为了庆祝建国十周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故宫博物院联合举办了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艺术展览，经过十多天的布置，于10月2日在故宫弘义阁正式和广大观众见面。这次的展览是继1951年4月和1955—1956年两次在北京展出之后，又一次大规模的对敦煌1500余年来艺术精品的全面介绍。

——《故宫博物院院刊》1960年02期

如果说莫高窟的壁画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居全国石窟之冠，那么榆林窟就是仅次于莫高窟的壁画艺术宝库。不过，榆林窟的石窟艺术绝非是莫高窟的简单“翻版”。

——《中国国家地理》2016年01期

榆林石窟是莫高窟的延续和补充，榆林窟有的莫高窟没有，榆林窟壁画的精彩程度，尤其是西夏时期的作品，艺术价值之高完全超越了莫高窟。

——莫高学堂专家回顾讲座

榆林窟，敦煌莫高窟的姊妹窟，也是敦煌石窟艺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位于甘肃瓜州（旧称安西）城南70公里处，历经唐、五代、宋、西夏、元、清约1000多年的营造，现存洞窟43个、彩塑270余身、壁画约5600多平方米。灿若瑰宝，蔚为大观。

梁思成说：“自东向西去，当时这里（笔者注：敦煌）是华夏文明的最后一座城，从西而来，这里是他们遇到的第一座城。”

季羡林说：“ 世界上历史悠久又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

敦煌东行，途经沙州

汉武帝向西开疆拓土之后，在河西地区“据两关，设四郡”，作为酒泉、武威、张掖、敦煌“河西四郡”的最西一端，敦煌在漫长的历史时光里，一直是汉地与西域交流的桥头堡，加上据守敦煌以西的阳关和玉门关，其重要性随着丝绸之路的发展，在唐代到达巅峰。

瓜州锁阳镇，榆林亭

这里有西北的大风与烈酒，也有旷世的繁华与温柔。

历史上东西方的交流，不仅限于丝绸之类的商品，我们向西域输送了丝绸、陶瓷、茶叶，西域也向我们输送了汗血宝马、葡萄、青金石，除此之外，来自天竺的佛教和来自犍陀罗的希腊风格造像艺术，也沿着丝绸之路传到我国。

玄奘法师西行的方向

在漫长的历史时光里，各种宗教和艺术形式在敦煌融合发展，并集中体现在了莫高窟、榆林窟及附近的大小石窟的壁画和塑像里。

榆林窟一直是寂寞的所在，2019年莫高窟接待游客人数突破200万人次，榆林窟，每年的游客才不过2万人次。

榆林窟并不对外宣传，这是它一直都略显冷清的原因。研究和保护似乎在这里更为重要，也正是这样，众多珍贵壁画和雕塑作品在这个萧瑟摇落之地保存得近乎完整。

玄奘法师西行的方向

与坐西向东的莫高窟不同，榆林窟坐东向西，两窟的空间距离相距约190公里，时间距离更加相近，它们面对面遥相响应，石窟壁画及雕刻艺术互为补充。

很少进入普通游客视野的榆林窟，其名气虽不及莫高窟，但所蕴藏的历史和艺术价值，丝毫不逊于莫高窟，在文博界一直被称为莫高窟的姐妹窟，甚至一些壁画的作者也是与莫高窟共有的，如曹氏画院的画工、画师，不只在沙州，也受命到瓜州的榆林窟作画。

榆林窟，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榆林窟有着许多自己的特色：如在洞窟形制上，有完整的前室和长甬道，主室壁上画出十二根排柱支撑窟顶宝帐的窟室样式，都是莫高窟所没有的。壁画中西夏和元代的密教曼荼罗和水月观音图，显密结合加以汉密、藏密结合的画法，尤其大量的民族人物画像、画工画师画像、汉藏婚礼图，也都补充了莫高窟之不足。在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及艺术美的创造上，榆林窟的一些作品超过了莫高窟，如西夏的线描和水墨山水；特别是唐代吐蕃时期第25窟壁画，人物造型简练，用线纯熟、有力，色彩明丽而不浮华，其保存完好程度更使莫高窟同时期壁画难以比拟。榆林窟艺术的高度成就，大大丰富了以莫高窟为首的敦煌石窟艺术体系，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东千佛洞、水峡口千佛洞、五个庙石窟等，共同构成了伟大的古代艺术宝库。

榆林窟，世界文化遗产

莫高窟是榆林窟的10倍大，历史跨度更大更完整，适合大众科普。榆林窟的壁画保护更完整，更精美，其洞窟也主要作为研究而不主要作为参观性质。但就是这样的石窟，在历史上因为地势等原因反而巧妙地避开了那些大规模的盗凿，得以较完整的保留。

榆林窟，世界艺术瑰宝

很少有人知道，张大千从1940年起，曾用了两年半的时间对敦煌石窟群进行编号临摹，回鹘公主、飞天、菩萨等都是他喜好的主题。张大千曾三次造访榆林窟，仅1941年10月就两进榆林窟，临摹了第25窟的巨幅经变图和第16窟的壁画，非常推崇中唐时期的第25窟，他说中国画的远山无皴、远水无波和远人无目在这里都有很好的表现，在他后来的作品中也表现了出来。

榆林窟，敦煌艺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张大千在晚年时说：“我在敦煌临了那么多的壁画，我对佛和菩萨的手相，不论它是北魏、隋、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以及宋代、西夏，我是一见便识，而且可以立刻示范，你叫我画一双盛唐时的手，我绝不会拿北魏或宋初的手相来充数，两年多的功夫没有白费。”

而张大千对“唐代的手”的理解和掌握，依赖的就是对榆林窟第25窟的学习。

荫佑榆林窟千年之久的榆林河峡谷

在中国的版图上，几乎所有的大江大河都是自西向东，奔向大海；而在中国西部的敦煌，有一条大河却反其道而行之：自东向西,流入沙漠。它就是孕育了辉煌灿烂的敦煌文化，催生了伟大的丝绸之路的河西第一大内陆河——疏勒河。

因河谷遍生榆树而得名的榆林河峡谷

“疏勒”一词最早起源于西域的疏勒国，是有水、水浊的意思。疏勒河在西汉时叫籍端水。《汉书·地理志》记载：“南籍端水出南羌中，西北入其泽，溉民田”。唐代又称“独利河”，元、明时期叫“布隆吉尔河”，清代以后叫“疏勒河”。

榆林河，是疏勒河众多支流中的一支，发源于祁连山脉的野马南山，流经榆林窟，最后汇集在冥水流域。

疏勒河就像一根巨大的葡萄藤，把沿途的零散绿洲串连起来，把一条条自由流淌的河流收编起来，也把丰富多彩的文化整合起来，形成了高度发达的敦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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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人类社会文明的标志，疏勒河两岸留下了100多座古代城市的遗迹，其中汉唐古城40多座，西夏到清代的古城50多座。2000多年来，河西的城市格局基本上还是汉朝奠定的。

如果说丝绸之路是一部雄宏瑰丽的交响乐，那么，疏勒河畔的敦煌石窟群就是这部交响乐中最动人的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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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疏勒河由东向西画一条线，可以看到敦煌石窟群都在这条线上：上游的昌马河边有玉门昌马石窟；昌马河向西至瓜州锁阳城附近有东千佛洞；东千佛洞再向西有榆林窟，榆林窟再往西依次是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肃北五个庙洞窟等，它们像一串串明珠，散布在丝绸之路的彩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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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莫高窟的热闹，榆林窟显得寂静很多。

从敦煌驱车往东，一路戈壁荒漠，渺无人烟。一个多小时候后，开始有流水，又见几抹耀眼的胡杨。首次到榆林窟的人都会被这里的地形所震撼。到达后先在山顶上停车，沿着榆林河继续向前，再往下走到接近河面的地方，见到一个四野空旷的大平地，这才来到洞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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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然静谧却辉煌灿烂的榆林窟，就深藏在这茫茫大漠的峡谷峭壁间。走下石阶，天地豁然开朗，榆林河在阳光的照耀和榆树的映衬下，恍如世外桃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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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5月，著名敦煌学家、历史学家向达先生游历榆林窟后，作《莫高、榆林二窟杂考》云：“榆林窟俗名万佛峡，在今安西南一百四十里。……斯坦因书中所云之小千佛洞即在此。小千佛洞亦名下洞，位于踏实河转向处之两岸峭壁上；南岸存十窟，北岸存一窟。南窟大率为五代及宋时所开或重修。自西向东第五窟有中心座，榆林窟张大千所编十九号、廿号构造亦与此同，以莫高窟形式证之，皆元魏遗制也。颇疑榆林窟创建时代与莫高窟应相去不远。莫高窟地处敦煌，去沙州城只二十余里，是以文献石刻流传綦夥。榆林窟距大道过远，巡礼者罕至，遂不见纪载，亦无一石刻可资考证。……东西两岸研究为数四十，有壁画者张大千氏凡编二十九号。东岸二十窟，上下二层，下层自北往南凡五号，上层自南往北起六号讫二十号。西岸九窟，自南至北起二十一号止二十九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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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窟及安西东千佛洞存有现知最早的玄奘取经图壁画，与《西游记》的广泛认知度相比，此二处的玄奘取经形象罕有人知，但就壁画中与《西游记》中记载的玄奘形象二者的形成时间而言，壁画中的玄奘取经故事应远早于《西游记》成书时间，因此这也可以看做是玄奘取经的早期图像资料。宋代平话没有提及猪八戒，但已出现“深沙”，即后来的“沙僧”，而猪八戒和沙和尚均未出现在壁画中，壁画似乎取材于比宋代平话更早的取经故事。可以想见，唐僧取经故事的民间说唱话本较多，出现时间较早。

安西石窟得天独厚，在榆林窟第2、第3、第29窟和东千佛洞第2窟的西夏壁画中，不仅发现有全国最早的唐僧取经图，而且数量多达六幅，非常珍贵。六幅取经图的内容可分为三类，概括表现了玄奘取经的全过程。第一类是西行取经图，如榆林窟第2窟西壁的水月观音图与第29窟表现取经初期的情景的一铺壁画；第二类是梵天护行图，在东千佛洞中心塔柱两侧甬道的水月观音图中，也各有一幅唐僧取经图；第三类是玄奘取经东归图，此图有两幅，都绘在榆林窟第3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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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窟、莫高窟得以赓续，与于右任先生有莫大干系。

于先生是国民党政界中唯一涉足安西的大员。1941年10月5日，63岁的于先生由甘宁青监察使高一涵、著名学者卫聚贤等人陪同在敦煌莫高窟考察了三天, 又骑马前往月牙泉和县城西边的西云观、岷州庙等古迹进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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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过敦煌的凄凉景象后，于先生不顾年迈和艰险，执意要去安西视看万佛峡。

安西古道上，于先生一路换乘，汽车、骑马、木轮大车，尤其是大车屡屡欲翻, 险情百出，终于风尘仆仆地到达榆林窟，只可惜已近黄昏无法进窟观望。夜宿大佛殿前庙中,夜间难以入睡，于先生就着油灯写下：

激水狂风互做声，高岩人夜倍分明。

三危山下榆林窟，写我高车访画行。

翌日，于先生早早起床洗漱，便催道长郭元亨引路, 急着前往窟中观看一心记挂的洞窟雕塑及壁画。祁连山间丰富的文化宝藏深深感染了于先生，赋诗云：

隋人墨迹唐人画，宋抹元涂复几层。

不解高僧何处去，独留道士守残灯。

作别榆林窟返回重庆后，于先生即向国民政府最高国防委员会呈交了提请设立“敦煌艺术学院”的议案, 希望能将莫高、榆林两窟的保护研究工作列入国家议事日程，尽快调配人员，成立专门的保护研究机关。

议案全文如下：“为提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以期保存东方各民族文化而资发扬事。右任前次视察西北，因住敦煌县务观英高窟之千佛洞；洞距敦煌四十里， 依崖筑凿，绵亘里许，志称有千余洞，......洞外残余走廊，犹是宋时建筑，惜在过去未加注存，经斯坦因、伯希和诱取洞中藏经及写本书籍，又用药布拓去佛画，将及千数。复经白俄摧残，王道士涂改，实为可惜。......而安西万佛峡之榆林窟，洞画完好者凡四十六，曾往亲自察看，壁画之精美皆可与千佛洞莫高窟匹敌。似此东方民族之文艺渊海， 若不再积极设法保护，世称敦煌文物，恐遂湮梢，非特为考古家们所叹息，实是民族之最大之损失。因此提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招容大学艺术学生，就地研习， 寓保管于研究之中，费用不多，成功将大，拟请交教育部负责筹划办理。是否可行，理合具文，提请公决。”

瓜州戈壁的极旱荒漠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943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由高一涵、常书鸿为筹备委员会主任，由郑通和、张大千、王子云、窦景椿为筹备委员，着手准备敦煌石窟保护机构的成立工作。1944年正式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常书鸿先生任所长，从各地聘请了专业艺术工作者，遂有了中国现代史上对敦煌宝藏的第一次国家层面上的科学保护与研究，莫高窟和榆林窟得到了保护。

于先生的敦煌、安西之行, 堪称壮举，除了对敦煌艺术研究院的成立和敦煌、安西的文物保护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还因眼见西北“天然宝藏与国防工业两有发皇，深感兴奋。惟地荒民瘠，凋伤日甚，沿祁连山脉林木斫伐太多，雪线逐年提高，水源渐成问题，因恐民生情况不能与国防事业进度相辅事功，……为谋根本拯济西北之困穷，使能随国防事业前进孳育民生”，倡议“十年万井计划”，计划在每一小块土地上，以极经济的办法，凿井取水，每一井灌溉百亩以上，十万井可以灌溉一千万亩，如此十年之后，西北十分之二、三的土地就可以变成肥美的良田。

瓜州锁阳镇的乡民在绿洲建起了羊圈

（注：由于洞窟内禁止拍摄，文中所附相应图片均源自网络，已做专门说明。其余图片为作者自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