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母鸡老是放屁是什么原因(公鸡放屁是怎么回事)

最后的麦客与蓝田裤带面

　　 每年从5月下旬出门，马万全踩着麦子成熟的季节，从中原大地开始到八百里秦川，一直到六盘山下的家乡，两个多月时间，要辗转几个省区，用脚步赶季追时，用双手挑战机械，用汗水收获丰收，用劳动创造幸福，如同候鸟迁徙，关中地区的蓝田县是他们曾经的重要落脚点。

　　然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后期，大量的收割机开进了蓝田麦田，“铁麦客“与传统“麦客”展开了比赛。2002年，马万全和他的同乡一路凑钱扒火车，从家乡到陕西蓝田，与“铁麦客”收割机进行着“攻防战”，“麦客”只能揽到山头上的小地块。平地里都被“铁麦客”“霸占”了……

　　前年（2013年）6月，中央电视台《舌尖上的中国》摄制组专程来宁夏泾源县，将马万全和同村村民一同接到陕西蓝田县，专门参加了《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中第一集《脚印》的拍摄。面对镜头，他甩开臂膀，用淳朴和娴熟的劳动技能演绎了中国职业割麦人的形象。

　　蓝田麦客，指麦子成熟时，在蓝田流动的以收割麦子换取收入的人，这些人在陕西被称为麦客，这种职业至少有数百年历史了，明清时就有记载。

　　 麦黄时节也就是半月前后，不赶快收割，麦粒会炸裂在地里，若遇上雨天还会长芽，这种麦子磨成面粉会差很多。所以麦收要抢时间，这为麦客提供了市场。

　　 蓝田麦客大多来自甘肃、宁夏一带，也有来自东边山里的商南商州，每年的5月底，麦客们像候鸟一样，开始一年一度的迁徙，一把镰刀，一顶草帽，一个行囊，扒火车赶到关中蓝田。

　　关中的麦子由东往西（由南往北）渐次金黄，平原日照时间长，麦子就成熟得早，而高原山区地带，光照时间短，麦子就成熟得晚。

　　以前在蓝田，每年的五黄六月，麦子将熟之时，总会看到成千上万的麦客背着镰刀、包袱徒步前行，由西至东出现在村镇的道路上。

　　六月的蓝田，四点多天就亮了，麦客们在微弱的亮光中开始了一天的劳动。麦子在镰刀的嚓嚓声中纷纷倒地，天大亮的时候，他们已经割下了一大片麦子。他们似乎从来不知道累，只是在汗水漫过脸颊的时候，取下脖子上的毛巾擦把脸，然后又搭在脖子上，继续俯身割麦。

　　为了赶时间，主人家会把饭送到田里，他们就在田里，三两下扒完饭，顾不上歇息，又拿起镰刀开割，看着那一片片割下的麦子，他们会露出满意的笑容。作为麦客，他们的全部希望都在麦田里，能多割麦子就能多赚钱，每个出门的麦客都希望自己回去口袋能多赚一点钱，不让自己失望，也不让家人的希望落空。

　　收割完后找下一个主顾，往家乡的方向，一路走一路割，像候鸟一样迁徙游走。时间大概持续几周时间，等回到家自家的麦子差不多刚好成熟可以收割。

　 在那时，麦客的存在缓解了蓝田乃至整个关中地区在夏收时节时间紧、任务重人手不足的困境。

　　明清时就有了“麦客”一词，七八十年代，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每到麦收时节，那些来自甘肃的农家汉子，便会来关中，由东向西追逐着金黄的麦浪。

　　如今，现代化的收割机代替了麦客，麦客已经在这片土地上消失。每当路过金灿灿的麦田，依然还会记起当年麦客们弯腰挥镰割麦的情景。

　　他们就像是一群离家的候鸟，在异乡的土地上迁徙着，不停地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不为别的，只为收麦，那金黄的麦子就是他们眼里全部的希望。

　　当蓝田乃至关中平原上的麦子被一片片的割完，他们家里的麦子也快成熟了，他们又匆匆地赶回家，收割自己地里的麦子，全部收割完后，麦客的使命才算完成。

　　侯登科的散文《麦客》用影像和文字真实记录了关中麦客，日本NHK电视台也曾拍过蓝田麦客马万全等人的纪录片，真实。

　　在效率面前，麦客已经不属于这个时代。正如《舌尖2》里的解说词，马万全和他的伙伴们，也许就是中国最后的职业割麦人。但这种古老的职业和悠久的传说，正被机械化一茬茬收割殆尽……

麦子熟了

作者：海子

那一年

兰州一带的新麦

熟了

在水面上

混了三十多年的父亲

回家来

坐着羊皮筏子

回家来了

有人背着粮食

夜里推门进来

油灯下

认清是三叔

老哥俩

一宵无言

只有水烟锅

咕噜咕噜

谁的心思也是

半尺厚的黄土

熟了麦子呀！

▽精华书摘 NO.022（文学艺术）

侯登科散文：《麦客》

■ 按

夏天到了，麦子熟了。

读不懂农民，就读不懂中国。今天语人君为大家推荐的是摄影家侯登科的《麦客》。

麦客，又叫刈麦人（刈音义，意为割草），就是专门替别人家割麦子赚钱的人，“客”也指异乡，外地人。中国古老的职业割麦人，踩着麦黄的节奏，如候鸟般游走迁徙两地。

每年到了夏收季节，在中国陕甘宁三省区的黄土高原地区，几万十几万的人流，他们告别家乡的妻儿老小和出苗、返青、抽穗的田野，背上最简单的行囊，拿上一把镰刀就出门了。他们一村一乡地割，割到哪儿就睡在哪儿。

他们起得早，睡得晚，吃饭多，干活多，烈日下干活忙，他们的汗水洒在关中地区炙热的黄土地，只是希望能使家人的生活能过得好一些，希望他们的下一代能够不再像他们以这样的方式劳累于土地。

他们就是麦客，也称“下苦人”。

这群不知存在了多少年代的人群，在以悠久著称的关中农耕文化史上，起着独特重要的作用，扮演着一种沉重顽强的角色。麦客这一在关中地区至少存在了好几百年的现象，在历史的文字叙述中是付之阙如的。如今随着现代化联合收割机的普及，麦客几乎消失了，甚至没有多少人知道麦客了，但他们是值得被记录的。

如若麦客真的消失了，布谷鸟会赶着收割机的轰鸣飞来吗？

侯登科，用数年精力，追踪拍摄这些兄弟般的麦客，用照相机记录下麦客的黄金时代以及麦客由盛而衰的过程。他的作品，不强调视觉冲击力和快捷感，朴素、简单，但是沉重和严酷，充斥着浓郁的黄土高原气息。

2001年，《麦客》文字曾获得《中国作家》年度散文大奖。让我们静心看看这群“下苦人”的故事吧。

挣钱不挣钱，落个肚子圆，逛世纪哩！

肘肘 （镰刀）挣钱难，混个肚子圆，逛世界哩！

——麦客歌谣

关中麦黄。又是一个五月下旬，成熟的季节。

告别家乡的妻儿老小和出苗、返青、抽穗的田野，操起镰刀背起行囊，黄土高原上的“麦客”走出沟壑梁峁中的乡村、窑院，“赶场去！”

一列扒乘麦客的货车从天水火车站驶出。又一列从西边驶进。站场上、股道间，麦客吆喝着、呼唤着、上上下下打问着。渐渐，一列货车上人越来越多，除了十几节“闷罐”篷车外，其余二十几节高、低不同的铁皮敞篷车以及平板车和油罐车的两头，都扒上了麦客，少说千把人。一节平板车上约摸有五六十人，相互招呼着：

“定西”？

“通渭”。

“渭源县的，走走停停整坐了一夜车，刚到。”

“甘谷？”

“陕西、武山，一旁下车，一旁上车。”

“天水，就近。天没明拖拉机一坐就来了。”

还有秦安、清水等县的。

要数西和县的五六个麦客倒霉，“夜个（昨天）擦黑下汽车赶到火车站，急头背脸转了向，车坐反了，朝西一站拉到山阳川，下车困了半夜，（东去）没车停，三更半夜返回走！”

山阳川在天水以西几十公里，西和在天水以南一百三十公里。渭源、通渭属甘肃定西地区，于天（水）兰（州）铁路线一西一东，距天水还有三百余公里。终于，车开了，向东。

火车很快驶过渭河川，进入秦岭、陇山间的渭河峡谷。中途数次停车，数次有麦客扒上。忽而桥、忽而洞，五个多小时已近林家村隧道。过了林家村车站，宝鸡市已在眼前，渭河滩渐见宽展，关中平原豁然。从天水到宝鸡，又是一百八十公里。

宝鸡。老远就看见火车站内的麦客齐刷刷的站起，车未停稳，蜂群般涌将上来，你呼他应，上攀下拽，又上五六百人。车站的大喇叭不住地喝喊，“四道有车，请勿穿越股道，请勿穿越股道。”值班人员大声阻拦着，“有车通过，不要命了”，“不能上篷车，有电，下来”，全是白费，摇摇头，无可奈何：“年年夏收，年年如此，要紧时还要给开专列！”

怎么说呢，宝鸡是麦客来关中赶场的第一站，西北方向的宁夏固原、甘肃陇东北一带的麦客，或汽车或火车（走宝鸡至中卫铁路）南下，与西边来的集在宝鸡，一来一去搅得车站白天晚上不得安宁，“人多时满站台都是背‘尿素袋’的（用旧化肥袋替代行李袋，是甘、宁两省区麦客的普遍特征）”。麦客也可怜，胡穿乱碰，见车就上，这车只到（宝鸡）东站，还得下。“东站也一样，到处是麦客。”

近旁站着一个年轻麦客，他由康县来。从康县到徽县火车站，公路、铁路少说也有三百多公里的秦岭山路。

他们原本四人，昨天一大早离家走了六七十里路到康县，再乘三个小时汽车到宝成线略阳车站扒火车，行至徽县下车找水喝误了车，成了失群的孤雁。好歹等着了一早从徽县赶来的这一拨麦客，眼巴巴地看着一列又一列火车驶过。

躺着的麦客有人发话：“小伙子不要急，你急车不急。都是出门下苦人，车来了一块走。”

又有人发话：“赶场仗个人多，有伴总比没伴强。世事大了，出门啥事都有，死在外头还有个报丧的！”

一阵笑骂：“母鸡放屁，大不吉利！”

年轻人依然站着，等着。

晴空如洗，瓦蓝瓦蓝的。

秦岭巍巍，华山昂首。

收获的田野上麦捆排排。

——麦客歌谣

父子五人一早跟着“掌柜的”又从咸阳乘汽车返回塬上（他们昨天才从平凉下塬到咸阳），下车走了半个时辰来到礼泉和兴平县交口的一个大村庄。“掌柜的”在咸阳工作，接了妻子捎的口信，赶急叫了麦客回来。先割还是先歇息先吃饭？麦客父子倒是干脆：先割，送些水来。水未进口，饭未粘牙，五人扎进麦地，父开镰，子殿后的“撒跑镰”。

“撒跑镰”是甘、宁以及陕西西北麦客的割法。数人排开，每人两步宽左右，打头人揽麦一镰左手压住麦茬膝抵脚翘，右手由外向（怀）内由上向（脚）下挥撒割进，两三镰前跻一步，三四步前膝间已割倒厚厚一叠。随即镰搂脚抬膝旋身转将麦移至畦旁身后，弃镰“打靿”（方言，亦或“打腰”。抽一把割了的麦子拧紧麦穗成旋结，分劈麦秆，形同腰带捆麦用），由后续跟进者捆紧，前后接茬，流水作业，有割有捆，循序往复，割起来猫腰紧蹿。精壮劳力数人联手，平均每人每天割个亩半两亩麦子不在话下，故叫“撒跑镰”。不像陕南或西安以东人的“攒把割”，一把一镰，一人一片，虽割得干净，茬低，却慢了许多。

老麦客自然“撒”得利落干练。打头的父亲比起四个儿子来一下镰就显出“把式”的身手，唰唰只听镰撒欢，哗哗但见麦倒地。每次打转身之际，老人都无意识间“倏”地将手中的镰把在空中滑转几圈，手与镰若即若离，简直像美国西部牛仔转动指间的左轮枪，不无坦然，释然。

他更是个老麦客。从宁夏泾源县黄花乡到临潼，一来一回近千公里。一行七人在临潼县街口被雇主叫定，坐三轮车再到行者乡。其他六人去了另两家割麦，他单独到一家，一亩半地。六十三岁了，自小跟着父亲关中赶场，记不准赶了多少个年头。只记得父亲说过，父亲那一辈赶场没汽车，父亲上一辈赶场没火车，从泾源经平凉到长武，走彬县下咸阳“全靠两个脚片子，磨得全是血泡泡，吃没吃喝没喝，一走七八天”。

这十几年中，他只有两年没赶场。今年是他和乡亲来，儿子和他“另（分家）了，各顾各，没办法，人老儿女嫌。”问他为啥不与乡亲一块割，他叹气，“人老手脚慢，搭不来。”一畦麦子割罢，磨镰，喝水，等女主人来。一亩半地分了四个地方，这几畦那几行，一会东，一会西。坐在麦地晒日头，他犯急，费劲地坐倒，又吃力地站起，不知剩下的几畦是远是近。

不远处另一畦麦地坐着一个带破草帽的年轻麦客。他竖起一捆麦给自己遮阳，喝水，抽烟，只让烟在嘴里打个转，说是不会吸（烟），“才学哩，掌柜的把烟送来了，不吸一根对不住人”。麦客赶场下关中，工价之外，管吃管喝（茶）管来回（行程车辆），还管抽烟，这是惯例。抽不抽撂一包算个“敬情”，吸不吸点一根，算个“承情”。

掌柜的人心好，他们一行两人昨个才割了半晌，伙伴跑肚拉稀，雇主又是弄药，又是烧米汤，今天伙伴还在人家里歇着——“世上还是好人多”。

背斗（篓）麻鞋毛褡裢，槐木肘肘刃片片。

麦客子走州过县，掌柜的馍馍加面。

——关中民谣

宝鸡车站外饮食一条街。

蜂窝煤炉上的烧猪蹄肥墩墩，煤气灶上的砂锅烩菜香喷喷，饮料烟酒摊上红的绿的金的银的排满，果晶糕点摊上软的硬的甜的酸的码堆，单炒、凉皮、拉面、肉夹馍、醪糟、汤圆、油茶、八宝粥，别人吃，麦客看，来来回回就是不落坐，任凭摊主招呼拉扯。

要吃，一碗面就着自带的馍馍干粮，不停点地续面汤。汤不要钱，想挣麦客的钱不容易，麦客的钱是黄柏树上结的果，连着妻儿老小的苦命，哪能在这地方尽饱？馊馍硬饼汤里一泡，肚子饥了灌口粗（食道），照香。

在关中三原县城南，赶场三天才割第一场麦的甘肃省庄浪县白堡乡仇梁村一麦客，到了麦地先从“尿素袋”中掏出馍馍，掰成小碎块晾在地头，不无惋惜：“拔丝了（馊了），晒干还能吃，婆娘（老婆）娃娃在家吃洋芋腌菜，攒着馍馍给咱吃，为啥来？”唾沫咽肚钱贴心。

五黄六月赶场转场，饱时吃个够，饥时没奈何。随五个麦客走进高陵县耿镇一家农户，洗毕上饭，一大盆面，五双筷子伸开即刻捞尽，吸吸溜溜三下五除二，完了。再上一盘，又完了。五斤压面条没够。

上馍，十几个馍，两盘萝卜白菜外加一盒油辣子，菜没经住夹，辣子倒进馍里，一口一半，两三口一个馍下肚。女主人惊得瞪眼，麦客香得咂嘴。啥天气？啥活路？一天撂倒两亩麦，靠啥？菜、肉麦客不求。常言“要吃好饭，馍馍加面”，“馍夯实，面灌缝”，麦客只求吃饱。饱了，也就好了。主人家的女人问晚饭吃啥？丈夫说，做啥吃啥，只多不少，“咋的，吃得怕了？”两口笑了。

白麻纸糊的窗亮子，风刮得沙沙地响。

远离乡土想起姐姐的模样子，不觉泪水哗啦啦地淌。

——麦客歌谣

二十年前我就到过麦客家中。

那是1979年宝鸡至天水铁路电气化改造施工期间。无意间听工程队的民工说，他们夏天要到宝鸡塬上去赶场，也是麦客。那时节赶场割麦多少还带有“资本主义尾巴”的余悸，他算胆大。不胆大没办法，一家老老小小七口人，过了春节就没粮。“不怕你笑话，女人娃娃没裤穿。”

当日午饭后，我按他的指点翻过伯阳车站（离天水车站三站）站北的土山，到了山后梁的一个村子里，但见秃树孤鸦，土墙破屋，人瘦马稀，好不清凄。七八个在场院里玩耍的孩子个个破衣烂衫，半数光腚，十来岁的女该亦然。鼻涕满脸的，目光痴呆的，还有一个烂眼流脓。

一个半大小子把我引进一个敞院人家，冷不防窜出一条狗来叫了几声，应声从房山墙壁的柴垛后传出一声喝斥，一个满头柴草脖子上长了西瓜大小“瘿瓜瓜（甲状腺肿瘤）”的女人掂着“绊笼”（柴筐）出现在我面前。一件大襟棉袄补丁摞补丁，一条单裤几处露着肉。这就是民工的妻子！狗一瘸一跛地摇着，比人还瘦。三间房又矮又小，窗纸破着露出几张脏兮兮的小脸和圆豆豆般的眼。

女人把我让进屋，屋内烟黑，冲门放着一个破柜，旁边一个竹筐，粮食袋子、破鞋烂衣、盆盆罐罐、树枝柴禾，墙角锅灶连着土炕，炕上偎着三个孩子，炕角缩着一个干瘦的老人，似醒似睡半张着嘴。最小的孩子约摸三四岁，见我近前竟哇的一声哭了。两个大孩子赶紧把小的搂进被窝——真都没有裤子，光着……

这是我第一次到麦客家中。

晚上工程队放电影《洪湖赤卫队》。三月的渭河滩寒风瘆人。我裹着大衣，山里的孩子们光着腚挤扎在人群中。也难怪，工程队的工人四两馍就能和当地的女人睡一觉，引得上级机关派出工作组来。

那一夜我饿得睡不着。一月三十斤定量粮，悔不该中午去翻山。

1980年后，天水至甘谷间铁路电气化改造动工，我已拿起相机。数年间又去了渭河两岸土塬大梁不少地方，捕风捉影地“创作”，铭心刻骨的感慨：土厚命薄，这就是麦客的故乡。看来我家乡的言传不为过：麦客关中赶场是“过年”（有吃有喝），侯家场（我家乡的一个大户人家）曾撑死麦客（吃得太饱太急）不是笑话。1989年、1991年又两次渭河溯源西行，见得多了，感慨多了，也就习以为常了。及至1992—1995年摸索着拍摄“麦客专题”时，麦客家乡的黄土已厚厚地尘落在我心灵深处。

昨个祭镰今个走，关中道上赶场口。

大麦黄了二麦黄，一年一惜惶。

——麦客自吟

侯登科（1950-2003），陕西凤翔人，中国当代纪实摄影的坐标式人物，为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尤其是中国当代农村社会所发生的深刻的内在与外在的变化留下了宝贵的纪录。代表作有《麦客》、《黄土地上的女人》、《四方城》等。

麦客究竟在黄土高原上形成了多少年代，无据可查。在准备为《麦客》补充文字史料期间，我曾大量翻阅图书馆所存的陕西，甘肃的地方志和部分乡土志，但见朝代更迭、宗族源流、人物华表、官制荒政、物产田赋、烈女贤人、山川水泽、人情祥异均有记载，就是没有麦客、客工、赶场的只字片言。兰州的吴平关兄还托了学人专家，自己又在图书馆“猫”了一个礼拜也无结果。连自诩有“善待麦客”民风的“凤翔府”的明、清、民国几个地方志版本也查无出处。

我一时迷惑：年复一年几万十几万的人流，先人们真是视而不见？传说还不如眼睛？静下心来又觉得合情合理：“下苦人”三字就已说明一切。在我们的文化潮流中，“民”和“人”是大有区别的，对于常人，只有民，没有人。从司马迁到后代史家，哪个给“民”树碑作传？已有的历史不外是些大人物的“家谱”编撰、孔孟之道的“世袭”繁衍，文人墨客的“济世”志表。明清以降虽有了市井小人的言吐，大都还是演变到光宗耀祖的套路上去了，成了“苦去甘来”的伦理饰物和道德注脚。

作为“人”的先辈，或被遮在蟒袍下，或消弥于经注里，或就一代一代地被历史的笏板挡住了脸面，只闻其声，不见其颜。一代诗圣杜甫虽有悯世惜民的《卖炭翁》，但却难见卖炭“人”。如若“麦客”也能经见于史料，那还是我们的历史吗？麦客是入不了正史的，入野史，也难。只能一代代地自我作传，从古至今。

麦客们被历史的黄土地埋得太深太久，什么时候才能“逛”出个换了身份的人来，理直气壮，硬硬邦邦，堂堂正正？“逛”丢自己的泥土精神和乡土人格，超越生存境遇的无奈，不再让家中的妻儿老小提心吊胆地期盼归来！

我无奈，麦客无奈，黄土高原无奈，我能用眼睛接住麦客的叹息吗？我能用叹息擦拭麦客的汗水吗？我能用汗水去饰掩无奈吗？或者，沙哑地呼唤生存力、生命力的现代再造？我不能为麦客的故事预期结尾，也不能为麦客的传说划上句号。黄土高原上，黄越来越多，绿越来越少。如若麦客真的消失了，布谷鸟会赶着收割机的轰鸣飞来吗？我不知道。或许，历史进步的本身就反差鲜明？我知道该为麦客“立此存照”。

来源：泾源网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