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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经记者：李可愚 每经编辑：陈旭

2022年，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关键性的年份：此前，我国已经历史性地接近高收入国家“门槛”，正朝着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既定目标迈进。

与此同时，我国也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如何在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成为全社会关注的话题。

如何看待当前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和实现路径？中国迈向中等发达国家之路应该如何实现？如何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

全国两会期间，《每日经济新闻》（以下简称NBD）记者带着上述问题，对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占斌进行了专访。

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占斌 受访者供图

NBD：在您看来，未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应当如何推进？有哪些关键指标需要实现？

张占斌：历经百年探索，我们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开创了人类历史上最有意义的现代化发展之路。

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独特属性，同时也遵循着人类现代化的普遍规律，体现了现代化的一般特征和标准。

这种一般性主要体现为现代工业、农业、服务业、科学技术、教育、城市化和人均国民收入等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也就是说，中国式现代化要符合世界通行的现代化一般标准，具有与世界现代化国家一样可衡量、可比较的一般指标。

从中央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安排看，有数量、排名和质量三个方面的标准的要求。

一是数量标准。在国际上衡量国家发展水平的数量标准，通常都用人均国民收入水平指标，如2021年世界银行公布的高收入经济体的门槛为人均国民收入12695美元。在我国，由于人均国民收入和人均GDP基本相当，因而通常用人均GDP用作判断标准。

二是排名标准。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到2035年我国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按照目前的情况测算，到那时，我国人均GDP大概在3万美元左右。

三是质量标准。作为现代化国家，不仅要成为世界经济大国，还要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我国的现代化更加注重质量标准，体现在我国确定的2035年发展目标中，只有人均GDP这一个数量化指标，这表明现代化的关键不是数量而是质量，追求的是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要真正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保持一定的经济发展速度至关重要。要破除一种误解，就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经济增长速度就得降下来、就得慢一些，这种观点也是片面的。

如果我们真正在新发展阶段贯彻好新发展理念，实现了科技创新并推动产业创新，我们就有可能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也保持较好的发展速度。也就是说，不唯GDP，不是不要GDP，而是需要高质量的GDP。

NBD：2021年，我国人均GDP历史性地突破1.25万美元大关，接下来我们要如何继续发力，确保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张占斌：年初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GDP在2021年首次突破110万亿元，人均GDP超8万元人民币，换算成美元约1.2551万，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人均GDP首次突破1.25万美元大关，意味着我国正处于从中高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关键期，处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需要各方未雨绸缪、积极应对。

当前，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就奠定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决定性基础，打开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通道。

进入21世纪，我国将“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作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举措。应该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仅是巨大挑战，也是巨大机遇。如果我们按照目标持续保持中高速增长，妥善处理各种经济社会问题，坚守底线，保持战略定力，就能够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将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创举。

NBD：我国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未来应该如何积极探索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

张占斌：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在于：从内容而言，共同富裕包含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等内容；

从主体而言，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人人有份、共同享有；

从程度而言，共同富裕承认着合理的差异；

从性质而言，共同富裕追求的是公平正义；

从实现方式而言，共同富裕是依靠共同奋斗与制度安排，不能搞劫富济贫；

从进程而言，共同富裕是在动态发展中分阶段实现。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深刻把握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原则，在于坚持基本经济制度不动摇，坚持统筹效率与公平，坚持量力而行与尽力而为，坚持勤劳致富与创新致富，坚持循序渐进与先行示范。

目前，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不充分是基本国情，必须放胆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生产力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和基础，共同富裕必须在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过程中逐步实现。

具体而言，必须以创新发展理念为指导，转换发展动力，解决发展不充分问题，培固经济发展之源；

以协调发展理念为指导，促进区域城乡间协调发展，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补齐民生短板，守住民生底线；

以绿色发展理念为指导，尊重并顺应自然规律，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为满足人民对美好环境的向往奠定牢固的根基；

以开放发展理念为指导，抓住发展机遇，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优化国内民生产品供给，借鉴国外利益分配经验，为民生的持续改善提供有利的外部条件；

以共享发展理念为指导，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民生资源在各个阶层间均衡配置。

同时，实现共同富裕也需要完善收入分配机制，优化收入分配格局。包括深化初次分配制度改革，增强初次分配的公平性；深化再分配制度改革，加强再分配的调节性职能；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功能，助力实现共同富裕；建立全覆盖、更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等等。

构建共同富裕的政策体系，落实社会公平正义，畅通社会流动渠道也非常重要。具体来看，包括实施系统整体与经济社会配套的公共政策支撑，特别是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保障；完善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的就业政策；完善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的教育政策；完善有利于促进精神生活富裕的文化政策等等。

NBD：伴随着推进共同富裕进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越发引人关注。我们应如何更好调节社会总体收入水平，助力形成“橄榄型”的收入结构？

张占斌：共同富裕的健康形态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而是要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这需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

目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约有4亿人，大约占全国人口的30%，占全球中等收入群体的30%以上。我们要进一步增加这个群体的比重，建议实施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行动，到2035年，争取让中等收入群体达到8亿到9亿人。

如果能够实现的话，这将强有力地支撑构建新发展格局，培育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体系，稳住中国经济的基本盘。

因此，我们要想方设法推动城乡居民收入普遍增长。要鼓励企业家创新创业，鼓励员工持股。需要增加低收入者收入，争取有更多的低收入者逐步上升到中等收入群体。

尽管我国已经消灭了绝对贫困，但返贫的风险依然存在，要加大普惠性人力资本投入，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升低收入群体自我发展的能力，加强对少数低收入群体的“兜底”。

与此同时，还要合理调节高收入，依法保护合法收入，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回报社会，完善慈善公益事业各项制度。要坚决取缔非法收入，对于不合理收入要清理规范。

具体来看，在深化初次分配制度改革方面，要增强初次分配的公平性。初次分配制度直接影响分配秩序和分配结果，对实现共同富裕具有最为直接的重要影响。

深化初次分配制度改革，一是合理安排劳动、资本和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发挥财税和金融资源的调配作用，稳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二是完善工资形成和增长机制，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营造全社会崇尚劳动、勤劳致富的社会风尚。

三是通过改善创业环境、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推出多样化的理财工具等，拓展居民收入渠道，保护合法致富，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

四是要加强对高收入的规范和调节，依法保护合法收入，合理调节过高收入，要清理规范不合理收入，整顿收入分配秩序，坚决取缔非法收入，要促进各类资本规范有序，引领数字经济和科技平台健康发展，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五是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可研究实施中等收入群体的倍增计划，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动更多低收入人群迈入中等收入行列。

居民办理涉税事项 图片来源：新华社

而在深化再分配制度改革方面，则要加强再分配的调节性职能。

一是完善税收制度，包括完善税种、合理确定各类税种的税基和税率、完善收入和财产的个人申报制度和税收监管制度、严格税收执法等。

二是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进一步提高均衡性转移支付的规模和比重，构建以一般转移支付为主、专项转移支付为辅的模式。

三是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完善公共财政制度，把更多的财政资金投向公共服务领域，突出重点并加强薄弱环节。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普惠性人力资本投入。

四是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要重点完善养老和医疗保障体系、兜底救助体系、住房供应和保障体系。对城乡保障项目、保障标准、保障资金和保障机构和法规建设进行全面而有效的整合。

五是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完善有利于第三次分配的法律和法规、有效的民间组织监管机制、慈善捐赠的税收减免制度，积极发挥第三次分配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

NBD：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如何发挥第三次分配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

张占斌：在劳动产品的分配过程中，要注意防止居民收入与财富差距过大，产生两极分化现象。第三次分配主要是社会力量通过慈善捐赠、志愿服务等方式进行，是对再分配的有益补充。

虽然第三次分配是自愿的，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起到补充作用，但必须重视其在实现共同富裕中的作用。

具体而言，要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慈善精神，发展互助共济的慈善文化与环境；健全和完善慈善事业的法规和制度设计，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和个人积极参与慈善事业建设，特别是慈善医院、学校和养老服务等建设事业。通过加大税收优惠的政策支持力度，构建慈善发展平台，加强慈善组织的监管。

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在第三次分配的过程中，不能够搞“逼捐”或者“诱捐”，要充分尊重企业家、市场主体和公民的合法权益和内心意愿。

NBD：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如何理解这一表述？您认为我们需要在哪些领域为资本设置“红绿灯”？

张占斌：对市场经济来说，资本是一个核心概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需要资本的配合和支撑，需要资本创造更多的生产力，创造更多的就业。

因此我们可以说，资本的力量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能够提升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能够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发展动力。资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作出了贡献。

但我们也要实事求是地分析，资本干好事情能够移山填海，但干坏事情也能够天崩地裂。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忽视资本的负面作用、消极作用。

资本追求价值增殖的本性无可厚非，如果规制得好，资本能够为社会和民众贡献力量，这也是我们把市场经济引到中国的理论和实践底气所在。

但是如果不加以正确的引导，一旦放任资本无序扩张，走过了头，很容易造成过度垄断，导致市场失灵。

资本无序扩张和过度垄断的危害表现在：一是从市场层面看，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市场经济的核心问题就是资源配置效率。历史的经验和实践的效果都表明，资本无序扩张和过度垄断，会降低资源配置效率，而有序竞争是实现资源配置优化的有效办法。

二是从消费层面看，获得垄断地位后的高价低质策略会损害消费者权益。一旦通过资本无序扩张获得垄断地位，高额利润便成为垄断的追求目标，会相应地采取垄断高价策略，再加上缺乏有效竞争，垄断地位获得者没有动力提升产品质量，有时甚至提供低品质的产品，高价低质策略严重损害消费者权益。

三是从经济安全层面看，垄断形成的“大而不能倒”影响监管政策。垄断意味着自身规模很大，控制的市场份额很大，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也很大，如果垄断出现问题，很容易形成“大而不能倒”的局面。

有效的制度安排和监管，有利于控制甚至消除资本的消极作用，为此我们要研究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为资本设计合理合法的活动边界。

应当说，规范是为了更好的发展，为了更大程度的发展。这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

我们要用法律规章制度来保护、引导和管理资本，要明确各种“路牌”“指向”，为资本提供清晰的标识。要通过“绿灯”来发挥资本的功能，让资本多做贡献；通过设“黄灯”来发挥警醒作用；还需要设一些“红灯”，来规范资本的运行和流动。

每日经济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