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回京了是什么原因(不能回京的原因)

周郎顾曲

2020年10月，我终于下定决心离开北京，开始自由写作的日子。

虽然还对母亲说自己在北京上班，其实人在上海，租的是706（一个青年公共空间，为会员提供沙龙、聚会、短期住宿等服务）上海一家生活实验室1800元的小单间。是最便宜的储物间改造，隔音效果不好，只不过对于在北京睡过地铺、上下铺、住久了逼仄合租房的我来说，这样的房间已经好了许多。

▌疫情

相比起北京，上海受疫情影响较轻。春天在北京时，因为706本部关门，我搬到朋友家，外地初回京者全部14天隔离，每天要在群里汇报，小区门口有测温枪，居委会做登记，需要出入证才能进小区。隔离期间，在微信群里报自己的网购订单，外卖骑手送货只能放小区门口，由保安或者居委会工作人员送到家。

隔离结束出去透气，经过什刹海，正是解冻的季节，路上行人不多，走在大街上，四周很安静，偶尔有自行车和唠嗑的声音，薄薄的蓝色浮在夜空中，彩色的灯光颗粒在闪烁。前方女孩把手插进男友的裤袋。路过一小店，我买了臭豆腐和鸭肠。

店主说，店面是年初租的，每月房租十几万，没承想赶上疫情，生意顿时冷清。一个网友告诉我，他前一阵遇到个地坛庙会的摊主，花了很多钱买娱乐设备，准备过年到庙会赚一笔，结果到了4月，机器还在扔着生锈。

到了6月，受新发地疫情的影响，北京进入战时状态，球赛、聚餐、大型活动纷纷取消，医院里能见到穿防护服、从头到脚被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医护人员，他们时而匆匆忙忙坐上急救车。这种战时状态时断时续，说不准哪天，你就被通知去排队做核酸检测。

北京疫情的流调，也折射出打工人的不易。有的人家住顺义、燕郊，大清早就要坐地铁上班，来回通勤长达两三个小时，一早7点去，晚上末班车才回来，住得远的，还得倒公交。地铁站满满的人，像青年路、西二旗这样的人流大站，你进去，立即被一团乌泱泱的打工大军淹没。从高空俯瞰，黑色的头顶密密麻麻，叫人喘不过气。

到了上海后，虽然人们还是出门戴口罩，浦东机场也传过疫情复发的流言，但电影院已经坐满了人，一家热门的火锅店得排号两个钟，去到思南路、田子坊、南京西路、静安寺这些热门地点，大街小巷都是流动的人潮。

▲ 定海路的霞光。© 作者拍摄

▌工作

每月照例有几天要给家里打电话，隔着手机，我假装自己在北京上班。幸亏母亲不看豆瓣和我的公号，否则事情早已败露。她原是最希望我离开北京、回广东工作的人，可赶上疫情，她被失业潮吓到，就叮嘱我千万要好好工作，不要想辞职的事。

有一次，她打来电话：“小弟，最近过得怎么样？”

我故作镇定：“老样子，你们呢？爸的身体好点没？”

“你爸没事。你现在工作顺利吗？”

“顺利，领导对我可好了。妈，我最近还拿了笔奖金。”

“什么奖金？”

“就一个征文比赛。”

“奖金多少？”

“不多，两千。”

“都可以了咯。”

“妈，你觉得我有一天全职写作怎么样？”

“有个工作才稳定，你才多大就想着写作！”

“人家莫言、余华不也是全职写作。”

“你是莫言吗？”

“妈，很多跟我一样岁数的，全职写作活得也挺好。”

“先专心工作。你有份工又不影响你写作。小弟，你现在还挂着公司的社保吗？”

母亲说下去：“这边社保局的人来问，说你要是有公司社保、医保，我们就不用再交这边的钱，相当于省下一笔重合的费用。”

“那您就对他们说我有社保。”

“需要一份你们单位开的证明。”

坏了，我妈不会在试探我吧？我心里琢磨，手心里出汗，头脑过到一万个法子，找前领导做个假证明的心思都出来了。

“那老家这笔费用是多少钱。”

“两百多，我们之前一直帮你交。”

“才两百？那再交一年吧！写证明寄过去还麻烦。”

我又一次把这事敷衍过去，可心里没底，最后找到一位朋友，代挂社保，心想着下次母亲问起来，也好敷衍过去。

来上海最直接的原因是结束跟女友的异地，还有一层原因，是在北京倦怠的感觉到了一个极点。新冠疫情、706本部关闭、朋友四散、屡次搬迁、糟糕的住房环境、被繁重任务挤压的疲惫，每一个都不会致命，但一个个叠加起来，就会造成被什么东西压住的感觉：你还能呼吸，但被堵着，你渴望愤怒，但面对的是一片迷雾。密密麻麻的人在人行道上穿过，每个人都紧绷着脸，每个人好像都不快乐，犹如生活在一家家朝九晚九的公司，下班后只想喘一口气睡大觉。

风尘仆仆的人源源不断从地铁站涌出来。电影《寄生虫》里，阶级以气味作为划分，而在北京，劳动阶层是以苦涩和漂泊来作为彼此的身份认同。坐上地铁，会闻到一种相似的、混合了尘土、隔断间和握住地铁扶杆太久而留下的气息。

▌生活

到上海后，我依然住在合租房里，共用客厅、厨房、阳台和卫生间。打开窗户能看见苏州河，不远处是静安寺的繁华淡影。淡青色的苏州河静静流淌，穿过广阔又狭小的上海。摊开地图，它是东方大都会，中国的经济中心。但真的住进去，你会发现合租者和富人的住地不过几站地铁的差距，那一堵堵无声之墙暗中标示了价格。

我在北京的大多数朋友不认为自己是北京人，在上海认识的朋友也不是“阿拉”或者“老克勒”。无论在北京还是上海，这里都不是我们的家。在大都市群居的外省人彼此产生了微妙的共情，对漂泊的感同身受，让我们把对方视为朋友。

记得在北京，曾跟朋友聊过，我不会把这座城市称为“我的家”。对于所在的合租房，我会说“住地”，但如果说“回家”，就会不由自主感到别扭，因为这不像家，家不会第二天就赶你走。好在，当和一群同为漂泊客的室友在一起时，偶尔仍会收获家的感觉，就好像你的精神家园，其实一直在路上，是在那些和你共鸣的灵魂里。

秋冬季，疫情反扑。11月初，浦东出现无症状感染者，传闻浦东机场全员要做核酸检测，后又取消。当晚，浦东新区祝桥镇营前村被列为中风险地区，浦东机场会不会成为中高风险区，成为我们关注的重点。那时，因为领一个小奖，我准备去一趟桂林，临行前一天，浦东疫情闹得人心惶惶，我担心下飞机后被就地隔离，隔离费用超过我领的奖金，就只好向主办方致歉，把机票退掉。

到了年底，寒潮降临，新冠如同随时发作的伤口，困扰着准备返乡的人们。女友被通知假期封校，不得不提前回家。我也从高中足球队的群里得知，年初回湛江会被建议居家隔离两周，安全起见，我也提前了回家的日期。

▲ 落叶圣诞树。© 作者拍摄

▌朋友

2021年1月我告别了一位朋友，三个月前才认识她。我很怕对新朋友投入感情，他们很快会走掉，但在北京和上海的合租房，我习惯了这种体验。在706，我曾认识了一大批朋友，后来706本部关门，他们就分散了。

2020年10月搬到上海，我又认识了一批朋友，可惜问到租期，一些朋友第二年就会离开，我们说后会有期，心底都知道，这辈子很难再见几次了。

这使我想到了大学舍友，毕业典礼那天其实很平静，拍了很多照，走了很多地方，吃了一顿散伙饭。有人留在天津教书，有的人回到老家，还有的舍友跟我一样，去北京闯荡。一晃一年半过去了，除了北京的朋友，我再没见到其他室友一面。他们更新朋友圈和微博少了，我也看得少了，有时夜深人静，我想起他们，悄悄去看，最近发了什么动态，但终究不知道说什么，只是沉默地看。

▲ 舍友们。© 作者拍摄

朋友Ada那天邀请了一批朋友过去，有706的、利兹大学的、广东老乡，也有其他朋友。室友阿龙缩在一个小角落，我也在角落，圈子里的人围坐在一起，人们更倾向靠近熟人，有安全感，没过多久，其他几位室友也坐过来。那天我又见到K，一个常被误解为文艺女青年、但不喜欢写作的朋友，看过《甄嬛传》几十次，喜欢的作家是契诃夫。她问我最近过得怎样，我说，在写小说，你呢？她说，老样子，在上海朋友太少。她和Ada拍照，对着照片说，你觉不觉得我更老了？她说，总感觉空落落的。我问为什么，你不是比在北京活得更舒服了吗？她说，在北京很慌乱，但好歹那时候准备留学，有个盼头。现在住上海，过得更稳定，但生活没有了盼头。感觉做什么都没劲。

那天我们热热闹闹一场就散了，深夜的苏州河空旷寂静，金色的河水悄悄注入无边的黑夜。我们走着，看到黑鸟停在河边栏杆上，它们一动不动，就站在那，起先以为是雕塑，因为很整齐，走近一看，黑鸟展翅飞走，才知是活物。时值寒潮，桥墩下空空荡荡，睡在桥底的人，那天已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