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王朝）

太宁三年，公元325年。

东晋，建康皇宫。

早朝时分，群臣站定，等待天子驾临。

这是一天之中最为威严肃穆的时刻，所有人都不敢怠慢，包括皇帝本人。

晋朝的早朝，官员们大概从卯时，也就是凌晨五点左右，就开始陆陆续续的准备了。

建康城里，达官显贵，名门望族，一品大员很多，但低级官员也有不少。

品阶高一点的官员，宅邸相对来说距离皇宫近一点，徒步十几分钟，就能到宫门口。

能走路就走路吧，既锻炼身体，还节能减排。

但这些大员们却无一例外，都选择了乘坐轿子出行。

至于为什么非要坐轿子，原因不外乎两点。

其一，两晋时期奢靡之风盛行，官员们尤爱相互攀比，前朝有石崇斗富，本朝有官员比谁的轿子更华美。

陋习，这是大大的陋习。

（石崇）

这帮朝政要员们尤其爱比较，今日比谁吃得好，明日又比谁住得好，后天则比谁手里金银细软比较多，反正无论如何，已经养成奢靡性格的士大夫们是从来都不会比较岗位技能和工作业绩的。

他们当然也不敢比，无论技能、业绩还是口碑，这帮人在老百姓的嘴里都是坏透了的。

其二，坐在轿子内，就能有时间整理一下仪容仪表，搞一搞发型，剪一剪鼻毛，刮一刮胡子，顺便再检查一下衣着打扮是否合规矩。

虽说是顺便检查，但实际上这却是极为重要的一环。

朝堂之上，穿什么衣服，是有十分严格的标准的。

朝有朝服，常有常服，会有会服，宴有宴服。

（晋朝大臣）

上朝时，衣服是否合规矩，是否整洁，是否带了绥带，腰间玉石又缀了几颗，都必须合乎规矩，如果有一样不符合，即视为蔑视天威，轻则被同僚检举，皇帝训斥，重则拖出去打板子，还有可能直接把工作给混丢了。

这规矩听起来十分不合乎人情，人非圣贤，难免百密一疏，不过是穿搭上出了问题，值得如此小题大做么？

在皇帝的眼里，当然是值得的。

天威浩荡，封建帝制时代，皇帝即为众生之主，而臣子们面见皇帝时，遵守复杂的繁文缛节即代表尊重皇帝，而任何不在规章制度里内容，例如胡乱穿搭，站错位置，发出奇怪的声响（打喷嚏、放屁）等，都一律视为对皇帝的大不敬。

对皇帝大不敬，那就是瞧不起皇帝，那就是想要跟皇帝对着干，而想和皇帝对着干，用更加专业的话来说，就是大臣想要造反。

最后，一个因为生理实在难以忍受的喷嚏或者哈欠，却有可能招致杀身之祸。

我想，有些读者看到这里，可能觉得我的描写言过其实，过于夸大了，但实际上，我已经写得非常含蓄了。

（皇位）

对坐在金碧辉煌的龙椅上的皇帝来说，他即是王朝的主人，但同样是情感里的孤家寡人，无论是外戚、宦官还是朝臣，皇帝都不敢十分信任，所以哪怕一只蝴蝶扇动翅膀，都有可能触碰到皇帝敏感的神经。

在公元325年的早朝时分，大臣们像往常一样，在大殿之上，战战兢兢，丝毫不敢懈怠。

前文说到，面对早朝，非但群臣不敢怠慢，就连皇帝本人，也必须认真对待。

这似乎很难理解。

皇帝是天下的主人，掌握生杀大权，牢牢控制着整个帝国的命脉。

在朝堂之上，他更是代表着绝对的权威。

总而言之一句话，皇帝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皇帝有什么需要顾虑的？

当然也有。

我们要明白，没有人天生就是帝王，也没有人生来就是臣子。

之所以臣子们畏惧帝王，并不仅仅是因为皇帝是站在权力漩涡中心上的人，更是因为皇帝无时不刻的压迫力和震慑力。

而这两种力很难是一个人从骨子里就能带出来的， 它更需要后天的培养。

所以皇帝在面对臣子时，必须要保有帝王的威仪和尊严。

皇帝同样不能穿错衣服，坐错位置，或者在朝堂上搞出什么乌龙。

（朝堂）

皇帝要遵守的条条框框甚至比做臣子要遵守的还要多。

举个例子，皇帝早朝，是要戴冠的。

冠有长形的，也有方形的，但无一例外的是，冠前冠后都要安满成串的珍珠，非但东晋，似乎历朝历代都是如此。

倘若这些珍珠是用来做装饰的，难免太过鸡肋，因为它们一来沉重，二来会阻挡皇帝的视线，所以一定另有它用——它们真正的用处是被用来无时不刻的提醒皇帝，要随时注意自己的身形，不能做出太过夸张的动作，不然珍珠串就会胡乱晃动。

那今天这场早朝的主人公是谁呢？

东晋王朝的第三任皇帝，晋成帝司马衍。

对皇帝本人来说，能亲自主持朝政，是一件十分不容易的事情。

这位皇帝登基时年仅五岁，由于年纪过小，所以朝政大权掌握在了太后庾氏的手里。

庾太后母仪天下，是中宫之主，但毕竟是女人，作为先皇遗孀，更要深居简出，所以很难进到朝堂里参与国家大事。

但太后很显然不想肥水流了外人田，自己不便参与朝政，于是就把权力交给了自己的哥哥，庾亮。

兄妹俩合计得挺好，但却把皇帝给坑惨了。

年幼的皇帝在朝堂之上没有发言权，庾亮当自己的家，做做自己的主，下了早朝，还要被太后按着头学习宫中礼仪和帝王规范。

如此说来，晋成帝有一个十分不如意的童年。

（晋成帝司马衍 形象）

按理说主少国疑，太后垂帘听政，外戚代掌国事并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你不能指望一个五岁的小朋友有文韬武略的技能和文治武功的激情，来推动东晋这个庞大王朝的运转。

在皇帝尚未成年之前，必须要有人站出来临时代替皇帝工作。

但权力这玩意儿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它很容易就能改变一个人。

庾亮从辈分上来讲，是皇帝的舅舅。

当年，他接手朝政，目的很单纯，只是想要尽一份自己的力量，替外甥守住这大好河山，但时过境迁，这位曾经心思单纯的舅舅早已被权力侵浸，他已经习惯了凌驾于帝王之上，号令百官，决策天下事的感觉。

这权力他拿得起，但却放不下了。

外戚势力长期擅权，很快招致了文武百官们的不满。

百官很多，分为京官和县官。

所谓京官，就是指在建康城乃至京畿各道的官员们，他们在天子驾下，熟悉朝廷的局势变化，对外戚擅权早已见怪不怪。

谁掌权不是掌？谁擅权不是擅？反正又不会给自己少开工资。

而所谓县官，当然不是指在县城做官，而是不在京中述职的官员们的总称。

强烈反对外戚势力的，正是这帮官员们。

之所以他们反对外戚干政，原因有两点。

第一，外戚为了笼络朝臣，为自己赢得舆论优势，曾经大幅度上调京官的基本工资。

我们知道，国库的银子是定额的，朝廷也不是聚宝盆，每一笔银子都有它固定的来路和去处。

负责给大臣们发工资的银子就那么多，有人发得多，那么必然有人就发得少。

京官的工资连年翻番，县官的工资却逐年递减。

（庾亮）

第二，收了庾亮好处的京官们猪油蒙了心，很难再替皇帝说话，上折子，上奏疏的时候也绝对不会再提让皇帝亲政的事儿，但那些长期在外地工作的县官同志们的情况却大不相同。

他们长期在野，郁郁不得志，但大多数人却有报国之心，面对外戚擅权，皇权旁落，自然愤慨，所以很快高举反旗，要和庾亮较量较量。

而和县（今安徽马鞍山）的文职人员苏峻和镇西将军祖约就是这其中很好的代表。

两位仁兄曾经大举反旗，浩浩荡荡地杀入建康城中，不仅赶跑了庾亮，还占领了城池，差一点就能颠覆东晋政权。

但很可惜，他们失败了。

原因很简单，他们的出发点是帮助皇帝清君侧，但到了行动的时候，目的发生了质变，从帮助皇帝变成了闹事造反。

两位外地的仁兄可以趁着建康城没有防备搞个突然袭击，但却不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没办法，独在异乡为异客，哥俩没有支援，很快就弹尽粮绝，束手待毙了。

而我们的晋成帝司马衍同学，就在这兵荒马乱的尾声中，驾崩了。

皇帝的驾崩早有预兆，几天前的早朝上，他不仅没有展示出帝王的威仪，反而在群臣跪倒，山呼万岁的时刻从皇位上一头栽到地下，再也没有起来。

万岁？

谁能活一万岁？

活那么久又有什么意义呢？

他那代表着雍容华贵和威仪的头冠脱落在地，摔掉一地珍珠，滚得朝堂里到处都是。

大臣们下意识地想捡起来，但奈何众目睽睽，实在难以下手。

皇帝死了，但皇帝不止一个。

老皇帝前脚刚归天，太子就马不停蹄的即位了。

看来权力虽然冰冷，但人们追求权力的心，却是火热的。

新皇帝就是本篇文章的主人公，晋康帝司马岳。

（晋康帝司马岳 形象）

文章即将要结束，但主人公却刚刚出场。为了不让读者朋友们误以为我是在戏耍大家，我觉得我还是有必要解释一下。

之所以真正的主角姗姗来迟，是因为作者翻遍史料，并没有找到有关这位皇帝的多少记载。

皇帝是个什么性格的人，皇帝都做了哪些事，皇帝又有哪些传奇故事，史书统统无载。

既然史书没有记载，出于职业道德，我绝对不能瞎编。

有些自媒体同行能把一些空白的史料用小说的技法描写的天花乱坠，虽然好看，但那是假的。

历史要精彩，但真实，才是最基本的要求。

我只能告诉你，这位庙号为“康”的皇帝身体似乎并不健康，登基只有短短三年，就领了便当。

除此之外，一无所获。

不过这也无所谓了。

毕竟在这种复杂的时局变化中，东晋，马上就要凉了。

万事万物，总有始终。

有些帝王走的快，有些帝王走的慢。

作为作者，文章结束，我倒是想问一句：

此时走，与那时走，究竟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