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能坐视我们倒退回1972年。”

全女性健康诊所。

8月31日，德克萨斯州Fort Worth市“全女性健康诊所”（Whole Woman’s Health clinic）的医生们从清晨工作到午夜。这一天，他们接待了117名病人，最后一名病人在晚上11点56分完成诊疗。作为一个提供堕胎的诊所，这种忙得昏天黑地的状况并非常态。第二天，整个德州所有堕胎诊所里的景象则是另一幅样子：病人人数大减，候诊室几乎空无一人，一些女性在做超声波检测时听到胎儿心跳声掩面哭泣——不是出于惊喜，而是绝望。

9月1日零点，德州一条禁止堕胎的新法开始生效，在胎儿有心跳以后为女性堕胎成了犯罪。心跳通常在受精第六周后开始，而这时候很多女性甚至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怀孕，也就是说在德州这条法律之下，大部分女性都无法再合法堕胎，即使是强奸、乱伦导致的怀孕也不例外。法律还规定任何人都可以举报以任何形式协助女性堕胎的人，连开车送乘客去堕胎诊所的出租车司机也可以被连坐。

在一个女性权益正借助米兔运动跃上新台阶的时代里，这样一条严苛的法律不仅可能听上去不近人情，甚至荒诞到令人难以置信。在9月1日德州达拉斯举行的一场针对该法的示威中，参与者身穿根据美国作家玛格丽特·安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畅销小说改编的反乌托邦剧集《使女的故事》里那种白色大沿帽配红色长袍的女性统一着装，凸显这条法律将女性变成了像剧中人物一样的政府财产和生育工具。“你们要是看过《使女的故事》剧集或书，就知道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没有安全、可负担、无障碍的堕胎权。”一位女性示威者对当地媒体说。

从世界范围看，德州的这条法律可谓逆势而动，一些之前曾经施行严格堕胎禁令的国家，比如西班牙、墨西哥、阿根廷近年来都纷纷松绑，或允许怀孕14周内自由堕胎，或免除堕胎女性的罪责。即使在美国国内，皮尤中心在今年5月发布的一份民意调查也显示，59%的美国成年人认为堕胎应当合法化，只有39%的人认为堕胎应当被视为违法。但从美国反堕胎和挺堕胎势力两军对垒的漫长历史来看，在这样的时候出现反堕胎苛法、特别是出现在德克萨斯州，几乎毫不意外——这里正是当年因为反堕胎苛法催生了美国司法史上著名判例“罗尔诉韦德”的地方。

反堕胎团体2018年在德克萨斯州议会大厦举行生命集会游行中抗议。图/Shelby Knowles

罗尔诉韦德（Roe v. Wade）

脱口秀明星黄西当年在美国横空出世时，讲过一个屡试不爽的谐音梗，说：“什么是Roe v. Wade两种不同的入境美国的方式？”每次演出时这段都能让现场的美国人笑得前仰后合。Roe这个词在英语里谐音“划船”（row），而Wade的意思恰巧是“趟水”，在这个移民国家里，人们听到这两个词就会想起移民跋山涉水入境美国的景象，由黄西的中国口音讲出来这层意思就更加明显。

而事实上，Row v. Wade是美国几乎人尽皆知的一个经典法庭判例，在美国堕胎问题旷日持久的争论中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在这个宗教力量强势的国家，堕胎这件事在60年代之前其实一直就被视为礼法不容。出于各种原因想要堕胎的女性没有正规渠道只能求助于民间巫医或自己动手，在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和凯特·温斯莱特主演的根据美国作家理查德·叶慈（Richard Yates）小说改编的电影《革命之路》里，生活在50年代康州郊区的一对年轻夫妇感情疏离，女主对生活失去了希望，意外怀孕后自己动手堕胎，结果因失血过多香消玉殒。这基本就是那个年代关于堕胎的真实反映。

到了60年代，随着女权运动的推进，堕胎才开始从之前令人谈之色变的禁忌话题进入公开讨论的范畴，但仍然是争议不断。1962年，儿童电视节目主持人莎莉·切森（Sherri Chessen）因为在怀孕期间误服了一种可能导致胎儿畸形的安眠药而想要堕胎，因为担心法律处罚，没有一家医院愿意为她提供服务。

她最后只得远赴堕胎合法的瑞典进行手术，术后发现打下来的胎儿没有双腿且只有一只胳膊，医生说即使生下来也不会存活。这件事让切森在美国成了道德警察们的众矢之的，她还为此丢了工作，但也让很多美国人开始对堕胎这件事重新审视，当年一项盖勒普民调显示，52%的美国人认为切森选择堕胎是对的。

1989年4月25日，“罗尔诉韦德案“主角化名为珍·罗尔和律师在华盛顿特区最高法院前。

七年之后，在德州达拉斯，21岁的餐厅女招待诺玛·麦克维(Norma McCorvey)怀孕了。麦克维没有稳定的收入，私生活也很随意。这已经是她的第三个孩子，前两个生下来都送人了，这个她也不想要。她试图去打胎，谎称自己被强奸后怀孕，以为德州当时已经很严苛的堕胎法会对强奸受害人网开一面，结果发现完全没用。

麦克维只能求助律师，像所有民告官的案例一样，在这单诉讼中被告是政府代表、达拉斯地区检察长亨利·韦德（Henry Wade），为了保护原告的隐私，她的名字在法庭文件中被以假名珍·罗尔（Jane Roe）代替。这单于1973年完成的判决就是美国宪法判例史上著名的“罗尔诉韦德”（Roe v. Wade)案。

这单判例之所以举足轻重，是因为它明确指出宪法第14修正案保护妇女堕胎权，为推翻美国各地堕胎禁令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依据。但判例也指出，在妇女堕胎权和保护母婴健康方面需要有一个平衡，这个平衡应以胎儿能够在母体外独立存活的时间点作为节点，这等于是保障了女性可以在怀孕24周之内自由堕胎。

罗尔诉韦德案虽然明确解释了宪法赋予女性的权力，但就像民权法案没能解决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问题一样，这单诉讼也并没能解决美国关于堕胎的争议，争议双方的斗争反而更加硝烟弥漫。反堕胎势力将自己的诉求改为更能博得同情的“挺生命”（pro life），而支持堕胎权的一方也将自己的诉求改为更能获得支持的“挺选择权”（pro choice）。

反堕胎人士从那时起越来越频繁地驻扎在堕胎诊所门口，举着血淋淋的被打下来胎儿的照片劝说走进诊所的女性放弃堕胎。他们的做法或许只是让人倒胃口，但他们的极端行动却让人不寒而栗。

2009年5月31日，在堪萨斯州Wichita市一间教堂里，周日弥撒正在如常举行，突然一声枪响打破教堂里安宁的氛围，正在忙着为教友带位的乔治·迪勒（George Tiller）应声倒地，枪手斯科特·雷德（Scott Roeder）看着还在冒烟的枪口脸上露出一丝狞笑。67岁的迪勒是一名堕胎医生，1975年就接手了父亲主持的堕胎诊所。他是全美屈指可数的公开提供怀孕晚期堕胎的医生，也因此一直被反堕胎势力视为眼中钉。这不是他第一次遇袭，1986年他的诊所就曾遭遇炸弹，1993年他被反堕胎极端分子开枪打中胳膊。从1998年开始，迪勒只要出门都会身穿防弹衣。但这次他被打中了头部，一枪毙命。

2009年5月31日，堕胎医生乔治·迪勒（George Tiller）被枪手斯科特·雷德（Scott Roeder）枪击。

迪勒的死对很多人来说并不意外，他是1993年3月另一名堕胎医生戴维·格尔（David Gunn）被杀以来第四名被反堕胎极端分子杀害的医生。在他死前，一些反堕胎刊物还曾宣称，为了保护胎儿的生命杀死堕胎医生是正义的行为。

这种因堕胎争议引起的暴力事件近年来有增无减，根据全国堕胎联盟（National Abortion Federation）的统计，2017年全美有1081单此类暴力事件，到2018年增长到了1369单。2019年8月，三名男子涉嫌策划针对堕胎权益组织“计划生育协会”（Planned Parenthood）发起大规模枪击而被捕，警方在一名当事人的住所查获了15支步枪、10支半自动手枪和一万发子弹。

这种以生命的名义来摧毁生命的行动无疑是疯狂的，但它指向的却是人类社会的一个终极追问：何以为人？人的权益相互冲突时又应以谁为上呢？

什么是生命？

今天美国的反堕胎运动主要动力无疑是宗教中众生平等的理念，但其理论依据却可以追溯到早期西方哲学对生命的界定。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定义，男性胚胎形成第40天、女性胚胎形成第90天以后就开始产生灵魂，因而应当被视为有了生命。毕达哥拉斯学派更进一步，认为胚胎从一开始形成在道德价值上就应当被视为与成年人平等的生命。古代罗马帝国认定在父亲去世前尚未出生的胚胎具有继承权，也相当于是认可了胚胎即生命。

在今天的美国，德州新法中以胎儿“心跳”界定生命的概念越来越成为“挺生命”派普遍认可的指标。在反堕胎人士看来，对有心跳的胎儿进行堕胎相当于杀人，在他们的叙事中，那些在反堕胎运动的压力下避免了被堕命运的胎儿出生及成长的故事是对堕胎最直接的鞭挞。而这些年被他们当作正面典型的一个事例就是曾经引发了“罗尔诉韦德”案的那个胎儿。

美国民众抗议《德克萨斯心跳法案》。

当年案件判决之后的很长时间里，人们并不知道原告罗尔的真实身份，直到麦克维在80年代开始参加挺堕胎权的游行，引来媒体对这位当年的女招待投入更多关注，也因此发现一个惊天秘密：当年的案件拖了几年，麦克维虽然赢得了最终胜利，但在此期间她已经生下了腹中的胎儿并且再一次把这第三个女儿送人了。

1989年《国家问询报》找到了这个女孩，不顾她和领养家庭的反对刊登了关于她的独家报道，但并未透露她的真实姓名。从此这个被称为“罗尔的宝贝”的女孩，就被反堕胎一派当成手中的利器，在他们的口中，她享受着领养家庭的关爱和五彩缤纷的人生，并且坚定地反对堕胎。

但“罗尔的宝贝”从来未曾亲自讲述自己的故事，人们甚至不知道她的姓名，直到今年9月初，《大西洋月刊》发表了《华尔街日报》调查记者乔什瓦·布雷格（Joshua Prager）的新书《罗尔一家人：一个美国故事》的节选，人们才知道“罗尔的宝贝”如今已过了知天命的年纪，才第一次听到这位名叫莎莉·琳·陶顿（Shelley Lynn Thornton）的女性讲述自己生命的故事。

陶顿从小就知道自己是被领养的，但并不知道她与罗尔案的关系，直到《国家问询报》的特派员找到了她。从那儿以后，她就一直生活在对自己身份曝光的恐惧之中，她多次搬家，不能与任何人建立深入的友谊，并且长期陷入要不要与亲生母亲见面的纠结中。她不能原谅母亲怀孕时想过要把她打掉，并把自己后来的抑郁症归罪于在娘胎里就感受到的“不受欢迎”。

不过，她不认为政府应该干预女性对堕胎的决定，她自己20岁时未婚先孕后曾经想过去堕胎，但最终放弃了这个念头。不是因为她“挺生命”，而只是因为不想走母亲的老路。她痛恨自己的生命被堕胎辩论中的任何一方势力拿来树典型，“他们口中讲述的那并不是我。”她说。

如果说陶顿的人生因为被卷入这场辩论而增添了更多的不快乐，那在辩论的另一头，那些被胎儿的生命权拖累而失去了自己权益的女性，所面临的境遇就不只是“不快乐”这么简单，比如来自上海的华裔移民帅贝贝。

乔什瓦·布雷格（Joshua Prager）的《罗尔一家人：一个美国故事》。

帅贝贝没有堕胎，她想做的事是自杀。

千禧年之初，帅贝贝随前夫来到美国。两人的婚姻很快就解体了，她独自一人在印第安纳州接手了一间华人外卖餐馆维持生计，与餐馆的大厨关志亮相恋。但当帅贝贝怀孕之后，关志亮跟她摊牌，说自己是有妇之夫，想要回归家庭，不能跟她共度人生。

2010年圣诞节前一个飘雪的夜晚，帅贝贝最后一次约见关志亮，确认郎心似铁无可挽回之后，她选择了在平安夜喝老鼠药自杀。帅贝贝被送到医院抢救时，医生为她进行了刨腹产，取出孕育了33周的胎儿。孩子第二天就因为脑出血离开了人世，刚刚逃离了鬼门关的帅贝贝被控谋杀胎儿锒铛入狱，一年多以后才被保释。

这起案件在2013年以谋杀和杀胎罪被撤销，帅贝贝承认过失犯罪，被判处178天监禁告终。她如今仍然在美国生活，生活虽在继续，但一个女人经受了这样的人生打击之后，支离破碎的心如何愈合，恐怕连她自己也没有答案。

但比起在她之后失去胎儿的印第安纳州女性派托（Purvi Patel），帅贝贝还算是幸运的。2013年7月，派托称自己大出血前来急诊室就医却因此被捕。33岁的派托来自保守的印度裔家庭，与同事有染怀孕。她说是自己流产生下死胎后引发的大出血，但检方基于她事前曾在网上搜索堕胎药，认为她是自己打下了已经怀了24周左右的胎儿，而胎儿被打下来时还活着。派托罪名成立被判了22年监禁，最后通过一年多的上诉才得以脱罪。

已故美国高等法院大法官琼·金斯堡（Joan Ruth Bader Ginsburg ）在1993年国会参院对她的任命进行听证时就曾谈及对堕胎问题的看法，她说：“对于女性，是否要孕育孩子的决定是她生命、福祉和尊严的核心......当这个决定由政府替她做出时，女性就没有完全被当作可以对自己的选择负责的成年人来看待。”

但德州这条苛法的可怕之处在于，它把政府从执法过程中摘了出来，使支持女性选择权的民权机构要告它违宪都无从下手，直到一名德州的堕胎医生舍身饲虎。

德克萨斯州一家诊所内，医生给孕妇做超声波检查。

倒退回1972年

9月20日，德州圣安东尼奥市堕胎医生艾伦·布莱德(Alan Braid）成了被告，来自阿肯色和伊利诺伊州的两个跟他八竿子打不着的人把他告上了法庭，他们俩既不是他的病人，甚至也可能根本不认识他的任何一个病人、邻居、家人或朋友。但这一切都是布莱德自找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在冒个人风险，但这是为了我坚信的理念。”

自2019年起到德州苛法通过之前，美国已经有七个其他州通过了类似的法律，禁止对有心跳的胎儿实施堕胎。这些法律通过后马上被维权机构起诉，至今都被法庭的临时禁令拖住尚未生效。但德州这条法律玩儿了个聪明的花招——之前针对反堕胎法的诉讼都是围绕该法在“罗尔诉韦德”判例下是否违宪展开，违宪官司的被告通常是政府。但德州的法律要求普通民众对协助堕胎的人进行举报诉讼，告赢了可得一万美元的奖金。这样这些诉讼就成了民事纠纷，政府表面上没有参与，想以违宪为由阻止这条法律实施的维权组织也苦于找不到被告，很难提诉。

德州最大的反堕胎机构“德州生命权”（Texa Right of Life)在法律生效后立即推出网站征集民间举报，一时间引发了“挺选择”派网络高手的反攻，一些程序员免费发布应用软件，让人们可以大量提交假投诉来瘫痪举报网站。

在这些恶搞中，从签署了苛法的德州州长到漫画书中的复仇者联盟都被指曾经帮人堕胎。但针对布莱德医生的诉讼并不是玩笑，而是铁证如山，因为他自己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承认自己在新法生效后曾为一名胎儿已有心跳的女性做了堕胎手术。

1972年，刚刚成为妇产科医生的布莱德在医院里目睹了三名十几岁的少女在非法地下堕胎诊所手术后生命危殆被送来医院，其中一名手术感染后器官衰竭最终不治，这使他下定决心开设一间正规的堕胎诊所，帮助这些走投无路的女性。这次布莱德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自首”，就是要招人来告他，这样他的律师就有机会以德州新法“违宪”为由进行庭辩，最终推翻这条法律。“我也有女儿、有孙女、有外甥女，我相信堕胎是医疗保健的重要一环。过去50年里我都在治疗和帮助这些病人，我不能坐视我们退回1972年。”布莱德在文章中如此写道。

堕胎权益组织“计划生育协会”（Planned Parenthood）。

把布莱德医生告上法庭的两名原告，理念跟他并不违和。两人都是因为犯事被吊销了执照的前律师，都不支持堕胎禁令。其中一人这样解释他提起诉讼的原因：如果输了官司，他就赢了理念，如果赢了官司，他就赚到一万美金，“两种结果我都乐见。”

布莱德医生所说的关于历史倒退回1972年的担心，对于现在的美国而言并不是杞人忧天。1992年，在另一单堕胎法相关的重要案例“计划生育协会诉凯西”案（Planned Parenthood v. Casey)的审理中，“罗尔诉韦德”案的判例曾经受到挑战。但最终，美国高等法院以5比4的比例决定维持这单相当于保护堕胎权的定海神针的判例。今年12月，高院计划审理一单针对密西西比州反堕胎法的诉讼，这将是罗尔判例面临的又一次挑战，而如今的美国高院已经今非昔比。

在凯西案中中途倒戈加入支持维持罗尔判例行列的大法官安东尼·肯尼迪（Anthony Kennedy）已经退休，由被前总统特朗普任命的保守派大法官布莱特·卡文纳（Brett Michael Kavanaugh）取代；高擎女权大旗的大法官金斯堡去年去世后，被特朗普任命的保守派大法官艾米·贝雷特（Amy Coney Barrett）取代。现在高院9名大法官中保守派占了6名。

在凯西案中，5名支持维持罗尔判例保护堕胎权的多数派法官中有3名是共和党总统任命的。而当今的美国两党已是水火不容，有多少大法官还能超越意识形态之争做出裁决，这一点已经画上了问号。如果“罗尔诉韦德”被推翻，那退回1972年的就不只是一个德州，强奸乱伦导致怀孕也不能堕胎大概就不再是令人大跌眼镜的特例，而是美国的常态了。

（文/荣筱箐，纽约媒体记者，AliciaPatterson Fellow，普利策中心新闻资助金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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