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举

一个地方的饮食往往会沾带着当地人的一些性格。

广东人对食材的定义甚为宽泛，曾有人这样总结说—— “天上飞的除了飞机不吃，四条腿的除了桌椅不吃，其它的都可以吃！”此言略显夸张，但足以看出广东人敢为天下先的冒险精神。而那个头娇小、皮薄肉鲜的小笼包在江南地区广受欢迎，似乎也与江浙人那特有的温婉性格有着若干联系。久储不坏、便于携带的新疆烤馕最适合放在牧马汉子的口袋里，倘若一群苏州美女扛着几个在街头大肆咀嚼，恐怕就少了雅致。西北人粗犷、江南人秀雅，岭南人精巧，看吧，就是这个理儿。

我常想念老家油酥火烧的味儿，那是母亲的爱。

山东人偏好面食。从百年羊汤飘香的鲁西南，到蛤贝鲜美的胶东半岛，馒头、面条、花卷这类面食，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齐鲁儿女。憨厚质朴的山东人心灵手巧，可以将面食做出诸多花样。

除了以上那些，还有芝麻锅饼、范镇火烧、武大郎炊饼、济南油旋儿、胶东花饽饽等很多很多。

火烧，也叫油酥火烧，是我老家莱芜方言中的叫法。有的地方叫“烧饼”，材料与做法没有太大区别。较之于蒸馒头，因为工艺较繁琐，油酥火烧的档次，要略高一些；又因为包了油盐花椒面儿，价格也要贵一些。困难时期，不是来了亲戚招待客人，一般人家是不会买的。

做火烧，老家称之为“打火烧”，也叫“烙火烧”或“烤火烧”。打火烧之前，需要先和面。

面，用的是自家田里种的小麦；水，是村东头那口铺着青石板的老井里甘冽的井水。二十年前的老家，还没有自来水，全村人吃水，都靠这口十几米深的水井，天然、纯净。

面和好后，放在盘里盖好，等发酵至两倍大时，揪下一个拳头大小的面团，用擀面杖擀成薄饼，抹上花生油、盐以及花椒面，然后包起来，再重新擀成碗口大小的面饼儿，这便是打火烧用的胚饼了。

胚饼做好后，再用“鏊子”烙、“烧桶”烤。“鏊子”就是一张中间略高、四周稍低的圆形铁锅；而“烧桶”，不过是用钢筋、铁丝焊接而成，可以随意抽拉的圆形烤炉。就是这两套粗老笨重的物件，打出了香喷喷的火烧。

做好的火烧胚饼，先放在事先抹了油的鏊子上烙成形，等面饼在滋滋的煎烤中飘出了油香味儿，再改烙另一面。如此几分钟过后，再把它放入烧桶里接受360度的立体式加热。约摸两三分钟后，便成了冒着热气的金黄色的油酥火烧。

我上中学的时候，学校离家有十五里地远，只能住校。母亲疼我，想让我吃得好一点，这样，我便有了享用招待客人用的油酥火烧的特权。每月月初，母亲都会给我打一纸箱油酥火烧作为伙食。

她负责和面、擀面、烙烤，我打下手，专门负责替她烧火。每当飘香的油酥火烧出炉时，我总迫不及待上手抓起一个咬一口，因为太烫，一番呲牙咧嘴之后，才能将它美美地咽下。见此情景，母亲总不忘提醒：“慢点吃，小心烫！”

那年冬天，天气奇冷，母亲像往常一样打好了一整箱火烧，就在她帮我将小箱子捆到自行车后座上时，我这才注意到，儿时记忆里母亲那温暖的双手，已变得粗糙、枯干、黑瘦，还布满了被寒风与冷水摧开的口子！

我心头一震，第一次体悟到了父母生活的艰辛不易。

大学毕业后，到济南工作，回老家的机会就少了，老家的土坯房、村东头的老水井，还有那熟悉的油酥火烧味儿，都在记忆中逐渐淡去。

如今，母亲用来打火烧的炉子，早已不知去向，留下的只有那污斑累累的灶房。黄泥糊成的墙皮也大都脱落，一块儿大，一块儿小，如同记忆的碎片，散落在了犄角旮旯里。

我曾向母亲提议，再买一套炉子，重新找回油酥火烧的味道，妻子却坚决反对，担心母亲年迈劳累，当时，母亲在一旁只是笑笑，却未作回答。

去年，母亲来济南过年，一进家门，就急忙打开那个从老家带来的纸箱子，催着我说：“快，趁热吃一个吧，临来时给你打好的，凉了就不好吃了。”

我低头一看，那是一箱散发着浓浓香气的油酥火烧。一个小小的油酥火烧，不精巧，不值钱，却承载着我儿时那段岁月，更承载着母亲对儿子的永久疼爱。

时代在变，我们无法牵住鼻子让它止步，只能默默地感受飞速发展带来的时空错乱、精神和情感迷失。我们在“现代”与“乡土”之间挣扎，一个“我”拼命向前，一个“我”却缓缓地回头张望。留在内心深处的，是一种被无情撕裂的感觉，让我们的灵魂无所归依。不等回过神来，这完全相反的一对，猛然间便将你悬在了半空中。

随着时光流转，年龄增长，我慢慢体味到生活的不适与不安，抖落抖落浑身的名牌衣服和手包，竟是满地的俗气。即便有时候感觉潇洒与舒适，仍然想念老家油酥火烧的味儿，那是母亲浓浓的爱的味道。

编辑：朱明宇

审核：汪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