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一季度新生婴儿数量(2020年第一季度新生儿数量)2022年一季度新生婴儿数量(2020年第一季度新生儿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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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一季度新生婴儿数量(2020年第一季度新生儿数量)

2022年一季度新生婴儿数量(2020年第一季度新生儿数量)

中国网5月27日讯(记者 吴佳潼)作为占全球人口近五分之一的国家,中国人口数量变化对全球人口发展有着巨大影响。为缓解人口连年下降的态势,我国相继开放生育政策。但2022年一季度人口出生数据显示,人口出生数量依旧不乐观。有研究表明,男性生育意愿高于女性,经济地位高的人生育意愿更低。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生育政策放宽VS人口出生数连年下降

从2011年开始,我国相继实行了双独二孩、单独二孩、全面二孩。2021年5月31日,中国提出了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即“三孩”生育政策。

为鼓励生育,各省份修改“计生条例”,增加产假天数、增设育儿假、设置育儿津贴等,但人口出生情况依旧拉响警报。

“三孩”生育政策至今已实施1年,2022年一季度各省份公布的新生儿出生数量显示,包括河南省、山东省德州市、贵州省贵阳市、安徽省池州市等多地的出生人口或新生儿筛查、活产数等数据都出现同比下降的情况。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出生人口数从2016年的1785万,下降到2021年的1065万,已连续五年下降。

男性生育意愿普遍高于女性

伴随着“三孩”生育政策的到来,“有多少育龄人群想要生育二孩、三孩”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话题。

2022年5月,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系教授刘民带领团队发表对近1万名育龄家庭在2021年6月进行的一项有关二孩和三孩生育意愿的全国性的横断面研究。研究表明,在“三孩”政策背景下,中国育龄人群二孩生育意愿约为60%,其中女性为56%,男性为65%;三孩生育意愿为13%,其中女性为10%,男性为17%,男性生育意愿普遍高于女性。

为何男女生育意愿有如此差距?刘民在接受中国网记者采访时表示,工作与家庭的冲突可能会影响女性平衡职业成功和多胎生育。另有研究表明,夫妻认为生育二孩是高成本的,主要是由于生育可能对母亲职业产生负面影响,而没有伴随的经济效益。

刘民指出,既往研究表明约四分之三的母亲感到工作与养育两个孩子之间存在中度或重度的冲突。因此,女性可能倾向于少生孩子,以弥补自己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劣势。此外,女性在职场上付出劳动的报酬远远高于家庭对女性的金钱回报。“政府应该想办法减少多生一个孩子对女性事业的负面影响,并为提高生育率提供育儿支持。”

此外,研究还显示,公务员男性生育第三个孩子的意愿较高,“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工作时间比较固定,失业风险较低。”刘民说。

“三孩”更偏好男孩 未来生育率或继续下降

记者发现,刘民团队研究显示,有两个女儿的调查对象中,对于第三个孩子更加偏好男孩。有两个女儿的调查对象中,对于第三个孩子,12.7%的调查对象偏好男孩,2.7%的调查对象偏好女孩。

对于“偏好男孩儿”的调查结果,有人认为是中国传统“重男轻女”的观念。在刘民看来,首先,在我国偏好男孩的观念由来已久,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其次,在我国女孩的结婚成本通常比男孩低,而男孩通常需要提供彩礼、婚礼仪式和一套结婚公寓或房子。因此,有两个女孩的家庭没有这些预期的经济负担,可能更倾向于遵循长期以来的偏好,即生一个男孩。

经济成本已经成为家庭生育多胎的首要考虑因素,众所周知,生育养育孩子需要经济的支撑,在大多数人的认知中,认为经济条件好的家庭更愿意生育,而刘民团队的研究却显示,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可能生育意愿较低。

对此,刘民分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子女会为年迈的父母提供经济支持,而当前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老年人可以依靠自己的养老金生活,因此会使生育更多孩子的动机急剧下降。

不仅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生育意愿低,越年轻的育龄女性认为理想家庭规模孩子数量越少,在育龄男性中也观察到了类似的趋势。“受社会经济、社会文化、身体和心理状况等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较年轻的育龄人群生育意愿较低,也预示着未来生育率可能会继续下降。”刘民说。

刘民给出建议,需要多方努力,创造生育友好型环境,增加多生一个孩子的意愿,提高生育率。如减轻女性生育压力、减少经济障碍和抚养障碍等,可以提高育龄夫妻的生育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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