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圣人。他在儒学上卓有建树，建立的“心学”对当时及晚明产生深远影响。同时，他也是一位能征善战的军事家。王阳明不仅对古典兵学有深入研究，而且善于将之运用到战争实践中。

但是，他始终将战争视为“凶器”或“危物”，这是对老子和墨子等先哲的继承。这种慎战态度，与孙子也较为接近。王阳明认为，战争是迫不得已时才能使用的最终手段，也即孙子所说的“非危不战”。

他在《平茶寮碑》中写道：“兵惟凶器，不得已而后用。” 在一篇祭文中，他出于对阵亡将士的感伤，再次强调了战争的残酷性，指出：“古者不得已而后用兵，先王不忍一夫不获其所，况忍群驱无辜之赤子而填之于沟壑？”

“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或捐弃牛马而伪逃，或掩匿精悍以示弱，或诈溃而埋伏，或潜军而请和，是皆诱我以利也。”

这四句话，又被称作王阳明的“示弱四诀”，这正是王阳明兵法的精髓。

弘治九年（1496），二十五岁的王阳明参加会试，再次落第。当时，同僚中有人因为落第而感到羞愧，王阳明安慰他说：“世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成长型心态）那人听后，对王阳明佩服不已。

会试落第之后，王阳明回到家乡余姚，结诗社于龙泉山寺，整日赋诗作乐。恰在这时，魏瀚也辞掉了布政使一职，回到余姚。魏瀚经常来龙泉山寺与王阳明下棋或者联句，但每次的佳句都出自王阳明，这令他慨叹不已。

魏瀚曾为王阳明的祖父竹轩公立传人。其父菊庄翁和竹轩公是至交好友，二人一起结社吟诗。其子魏朝端和王阳明一起参加乡试，且都中了举人。这样说来，王家和魏家应该算是世交。

魏瀚向来以自己富于诗才自居，但他的诗才稍逊于王阳明，据此可知王阳明在诗文方面是多么才华横溢了。

归乡途中，王阳明顺道游览了山东任城（济宁）。他登上李白住过得太白楼，写下《太白楼赋》，其中写道：

“开元之绍基兮，亦遑遑其求理。

生逢时以就列兮，固云台麟阁而容与。

夫何漂泊于天之涯兮？登斯楼乎延伫。

信流俗之嫉妒兮，自前世而固然。

怀夫子之故都兮，沛余涕之湲湲。”

在赋中，王阳明将李白写成是因为受世俗之人嫉妒，心中郁闷，所以才登上此楼。王阳明借李白的典故，暗指自己科举落第的原因——为俗人所嫉妒。

在《太白楼赋》的最后，王阳明用了以下两句结尾：“舟之人兮俨服，亦庶几夫之踪者！”王阳明在此表明了自己将一直追寻圣人之道的决心。在这篇赋中，王阳明对李白的遭遇表示同情。

日本阳明学者东正堂认为，人们在《太白楼赋》中感觉不到像屈原《离骚》那样的愤懑牢骚之气，而可以感受到像太白那样的豪放磊落之风。从这篇赋中也可以窥见王阳明是一位出色的诗人！

弘治十年（1497），王阳明二十六岁。是年，他再赴京城。这时，明朝的边境已经有些动荡。弘治元年，鞑靼向明朝派使，希望通好。弘治八年正月，鞑靼进犯凉州。弘治十年五月，鞑靼小王子又攻扰潮河川，明朝指挥官刘钦等人战死。

是年十月，朝廷起用王越，封为三边（大同、延绥、甘宁）总制。边境危险，急报频传，朝廷狼狈不堪，遍求良将而不得。王阳明慨叹说：“武举之设，仅得骑射击刺之士，而不可以收韬略统驭之才。平时不讲将略，欲备仓卒之用，难矣。”

于是，王阳明开始遍寻兵法秘书，精心研读。会见宾客或者参加宴会时，他常用果核排兵布阵，向他人展示兵法。这一时期的积累使他以后能在南方各地发生叛乱之际，灵活巧妙地使用兵法，在短短数月之内平定贼寇，最终建立了卓越的功勋。

从王阳明讨伐贼寇的计谋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兵法奇才。王阳明在少年时代就已显出奇才，十三岁时就使用计谋促使继母改过自新，这似乎暗示着他终将成为一位伟大的战略家。

王阳明二十六岁时攻读过哪些兵书呢？关于这一点，《阳明先生年谱》和《阳明先生行状》中都没有记载，对此我们也无从得知，但我猜测可能会是《武经七书》这一类的兵书。

《武经七书》中最出名的就是《孙子兵法》。有人评价《孙子兵法》是前世所有兵法的集大成者，后世所有兵书无非是对《孙子兵法》的注解，故《孙子兵法》被称作“兵法圣书”。史书中没有孙子使用自己的兵法建功立业的记载，但后世有通过使用他的兵法而取得巨大战果的事例。

王阳明在讨伐贼寇时使用的兵法就非常神妙。兵法和名剑都是冷酷无情之物，名剑会由于使用者的不同，而变为“活人剑”或者“杀人剑”。兵法也是如此，也会由于使用者的不同，而变为“活人兵法”或者“杀人兵法”。

王阳明的兵法确实有冷酷无情之处，但那是兵法的本来面目。王阳明的儒学家身份为他的兵法注入了一些“仁慈”元素，这也使得他的兵法成了“活人兵法”。如果不弄清楚这一点，就容易对王阳明形成误解。

后来，王阳明在论述“良知”时，曾提到先秦的纵横家、外交家苏秦和张仪：

“苏秦、张仪之智，也是圣人之资。后世事业文章，许多豪杰名家，只是学得仪、秦故智。仪、秦学术善揣摸人情，无一些不中人肯綮，故其说不能穷。仪、秦亦是窥见得良知妙用处，但用之于不善尔。”

无论是兵家、法家，还是纵横家，他们都是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希望将他人控制于股掌之间。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会使用一些计谋，使他人即使被控制也感觉不到。

对儒生来说，他们不仅要修身，还要经世致用，这就要求他们必须去直面他人和社会。为了更好地应付周围的一切，他们不可避免地会使用一些权术。王阳明运用兵法权诈之术讨伐叛贼，最终立下大功，他对苏秦和张仪做出以上评价也是理所当然的。

后来，一部分儒学家批评王阳明善权术，其实如果他们能够仔细体会王阳明对苏秦和张仪的评价的话，就不会误解王阳明的本意，对他也会有一个更客观的认识。

王阳明不愧是龙山公的后代，虽然有时候心游儒学之外，但内心深处还是对儒学充满敬重，且会时不时地流露出来。弘治十一年（1498），二十七岁的王阳明心中又燃起了修习圣学的志向。

当时，他遍寻天下适合自己的良师益友，却一无所得，于是心中充满惶惑。一日，他偶然间读到朱熹给宋光宗的奏折，其中写道：

“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

王阳明幡然醒悟，痛悔自己之前的学习虽求广博，但未曾循序渐进，最终导致自己的学问不精，甚至可以说是一无是处。于是王阳明开始循序渐进去穷理，并努力将物之理与自己的身心融为一体。

但是，物之理和王阳明之心最终没能合二为一，仍然是判若两物。王阳明心中沉郁，旧疾复发。他心中充满了挫败感，深感若想成为圣贤还是需要天分的。

在此期间，王阳明在余姚经常游山玩水，偶尔听到道士的养生之道，遂萌发了逃脱尘世、隐遁山林的想法。

弘治十二年（1499），王阳明再次参加会试，这次一举成功，名列前茅。后来又参加由皇帝主持的殿试，被赐予二甲进士出身的第七人。

乡试合格的考生称举人，殿试合格的考生称进士。参加殿试的考生根据成绩又分为一甲、二甲和三甲。一甲中的前三名，分别被称为“状元”“榜眼”和“探花”。

据收录于《世德纪》的湛甘泉的《阳明先生墓志铭》记载，王阳明在会试时本来是第一名，但由于徐穆的反对，才被列为第二名。

另外，王阳明那年参加会试的主考官程敏政因为泄题而遭到弹劾，朝廷命令李东阳重新校阅试卷。王阳明考取进士后，观政工部，负责政府的土木建设工作。朝廷派他前往河南浚县，让他主持建造威宁伯王越的坟墓。

王越，字世昌，浚县人，明景泰二年（1451）进士，曾任兵部尚书，晚年被任命为三边（大同、延绥、甘宁）总制，为防范鞑靼侵扰立下卓越功勋，后被朝廷封为威宁伯。

他曾三次出兵与鞑靼作战，收复了河套地区。王越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有十余年的作战经验，兵法出奇制胜，一旦出兵，必凯旋。

弘治十一年（1498），也即王阳明考取进士的前一年，王越在甘州去世，享年七十六岁，谥号“襄敏”，著有《襄敏集》。

王越性格豪爽，知人善用，乐于提拔人才，所以部下都甘愿为他赴汤蹈火。东正堂在《阳明先生全书论考》中提及了一些王越的逸事，由此也可知此人的品格。

一日，天降大雪，王越坐在暖炉旁饮酒取暖，身边还有四位美女为他弹曲斟酒。恰在此时，一名士兵从前线侦察胡虏的敌情归来。王越立即将其招入帐中，听他禀报前方敌情。

那名士兵汇报得非常详细，王越大悦，于是将手中的金杯递给他，请他饮酒。之后又问了他几个问题，那名士兵回答得也很好，王越更加高兴，于是让美姫们给士兵弹曲斟酒，并且还将那只金杯赏赐给了他。

王越和那名士兵聊天，越聊越高兴，最后干脆将美姫中最漂亮的也赏赐给了他。因此，那名士兵誓死效忠王越。

还有一则逸事：

一天夜里，王越率兵偷袭胡虏阵营，突然狂风大作，吹得人连眼睛都睁不开。士兵们都踌躇不前，希望撤兵回营。

这时，一位老兵从队列中走出来，对天空大喊“天助我也”！王越听到后，更加坚定了偷袭胡虏阵营的决心，觉得这种天气正是上天赐给自己的好时机。

于是他立即下马，走到那名老兵面前，向他行礼，对他的提醒表示感谢。

王阳明年轻时奉朝廷之命建造王越墓，晚年时和王越一样奇袭敌营，立下赫赫战功，二人在冥冥之中似乎有着某种因缘。王阳明还没考取进士时，一天夜里突然梦见威宁伯王越。在梦中，王越解下腰间宝剑，把它送给王阳明。

王阳明醒来之后对他人说：“吾当效威宁，以斧钺之任垂功名于竹帛，吾志遂矣。”

王阳明没有说错，他的这个梦最终变成了现实。王阳明非常崇拜王越的兵法，所以当他来到浚县后，立即向王越的后人询问王越的兵法。

王越的后人也很乐意将自己所知的兵法告诉他。王阳明很快便将兵法应用到了建造坟墓中。他用“什伍之法”来管理民工，每十个人或者五个人分为一组，组内人员负有连带责任。

这样一来，管理就轻松多了。闲暇之时，他还会推演诸葛亮的八卦阵，以锻炼自己排兵布阵的能力。坟墓竣工之后，王越家人为答谢王阳明，送来一些黄金和布帛，被他拒绝了。

后来，王越家人又将威宁伯的佩剑作为礼物送给王阳明，这正好与王阳明梦中的情景一样，于是他欣然接受了。

据《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记载，王阳明前往浚县时，没有乘轿，而是骑马。当行至一处险隘之地时，坐骑受惊，将王阳明摔在地上。王阳明的胸部受到撞击，当时就吐血了。随行人员担心他的安全，都劝他乘轿，但王阳明认为这是一个锻炼骑马的好机会，于是坚持继续骑马前行。

有人推测王阳明后来患上肺病，可能与他的这次受伤有关。其实王阳明的肺病早已有之。《阳明先生年谱》中记载了他年轻时数次“染疾”以及“旧疾复发”的情况，此处的“疾”，应该就是肺病，无非是症状较轻而已。

王越的坟墓竣工之后，王阳明回到京城。当时有彗星从京城上空扫过，被认为是不祥之兆，又加上鞑靼正在侵扰西北边陲，明孝宗深感忧虑。

王阳明年轻时就深切关注边境防务，值此内忧外患之际，他立即上了一篇《陈言边务疏》，内陈“边务八策”。在上书中，王阳明通过古今之实例来阐述兵法，强调边境防务要慎重务实。

他首先痛陈时政之弊，写道：

臣愚以为今之大患，在于为大臣者外托慎重老成之名，而内为固禄希宠之计，为左右者内挟交蟠蔽壅之资，而外肆招权纳贿之恶。习以成俗，互相为奸。

忧世者谓之迂狂，进言者目以浮躁，沮抑正大刚直之气，而养成怯懦因循之风。故其衰耗颓塌，将至于不可支持而不自觉。

今幸上天仁爱，适有边陲之患，是忧虑警省，易辕改辙之机也。此在陛下，必宜自有所以痛革弊源、惩艾而振作之者矣。

新进小臣，何敢僭闻其事，以干出位之诛？至于军情之利害，事机之得失，苟有所见，是固刍荛之所可进，卒伍之所得言者也，臣亦何为而不可之有？

虽其所陈，未必尽合时论，然私心窃以为必宜如此，则又不可以苟避乖剌而遂已于言也。

接着他又列出了自己的“边务八策”：第一策：蓄材以备急

王阳明给出的解释是：

臣惟将者，三军之所恃以动，得其人则克以胜，非其人则败以亡，其可以不豫蓄哉？

今者边方小寇，曾未足以辱偏裨。

而朝廷会议推举，固已仓皇失措，不得已而思其次，一二人之外，曾无可以继之者矣。

如是而求其克敌制胜，其将何恃而能乎！

夫以南宋之偏安，犹且宗泽、岳飞、韩世忠、刘锜之徒以为之将，李纲之徒以为之相，尚不能止金人之冲突；今以一统之大，求其任事如数子者，曾未见有一人。

万如虏寇长驱而入，不知陛下之臣，孰可使以御之？

若之何其犹不寒心而早图之也！

臣愚以为，今之武举仅可以得骑射搏击之士，而不足以收韬略统驭之才。

今公侯之家虽有教读之设，不过虚应故事，而实无所裨益。

诚使公侯之子皆聚之一所，择文武兼济之才，如今之提学之职者一人以教育之，习之以书史骑射，授之以韬略谋猷；又于武学生之内，岁升其超异者于此，使之相与磨砻砥砺，日稽月考，别其才否，比年而校试，三年而选举。

至于兵部，自尚书以下，其两侍郎使之每岁更迭巡边，于科道部属之内择其通变特达者二三人以从，因使之得以周知道里之远近，边关之要害，虏情之虚实，事势之缓急，无不深谙熟察于平日；则一旦有急，所以遥度而往莅之者，不虑无其人矣。

王阳明认为举用人才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挑选纸上谈兵之人，而是要注重实地训练，挑选真正的有用之才，这样才能确保一旦边境有急，能够迅速应对。

第二策：舍短以用长

王阳明对此解释说：

臣惟人之才能，自非圣贤，有所长必有所短，有所明必有所蔽。

而人之常情亦必有所惩于前，而后有所警于后。

吴起杀妻，忍人也，而称名将；

陈平受金，贪夫也，而称谋臣；

管仲被囚而建霸，孟明三北而成功，顾上之所以驾驭而鼓动之者何如耳。

故曰：用人之仁，去其贪；用人之智，去其诈；用人之勇，去其怒。

夫求才于仓卒艰难之际，而必欲拘于规矩绳墨之中，吾知其必不克矣。

臣尝闻诸道路之言，曩者边关将士以骁勇强悍称者，多以过失罪名摈弃于闲散之地。

夫有过失罪名，其在平居无事，诚不可使处于人上；

至于今日之多事，则彼之骁勇强悍，亦诚有足用也。

且被摈弃之久，必且悔艾前非，以思奋励。

今诚委以数千之众，使得立功自赎，彼又素熟于边事，加之以积惯之余，其与不习地利、志图保守者，功宜相远矣。

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过”，是所谓“使过”也。

“使功不如使过”，可以称得上是一条妙策。王阳明在晚年平定地方叛乱时，就使用过这一妙策。他敢于使用归顺之士去讨伐其他叛贼，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战果。

后来王阳明说过：“善恶两端，非冰炭相反，实乃一物耳。”这句话其实是从程颢那里来的。

程颢曾说：“善恶皆天理。谓之恶者，本非恶，但于本性上过与不及之间耳。”

王阳明年轻时已经有这样的善恶观，所以才提出“舍短以用长”的策略。

第三策：简师以省费

王阳明引用《孙子兵法》解释说：

臣闻之兵法曰：“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孙子兵法·作战篇》）

夫古之善用兵者，取用于国，因粮于敌，犹且“日费千金”。

今以中国而御夷虏，非漕挽则无粟，非征输则无财，是故固不可以言“因粮于敌”矣。

然则今日之师可以轻出乎？

臣以公差在外，甫归旬日，遥闻出师，窃以为不必然者。何则？

北地多寒，今炎暑渐炽，虏性不耐，我得其时，一也；

虏恃弓矢，今大雨时行，觔胶解弛，二也；

虏逐水草以为居，射牲畜以为食，今已蜂屯两月，边草殆尽，野无所猎，三也。

以臣料之，官军甫至，虏迹遁矣。

夫兵固有先声而后实者，今师旅既行，言已无及，惟有简师一事，犹可以省虚费而得实用。

夫兵贵精不贵多，今速诏诸将，密于万人之内取精健足用者三分之一，而余皆归之京师。

万人之声既扬矣，今密归京师，边关固不知也，是万人之威犹在也，而其实又可以省无穷之费。岂不为两便哉？

况今官军之出，战则退后，功则争先，亦非边将之所喜。

彼之请兵，徒以事之不济，则责有所分焉耳。

今诚于边塞之卒，以其所以养京军者而养之，以其所以赏京军者而赏之，旬日之间，数万之众可立募于帐下，奚必自京而出哉？

“简师以省费”是以上所述的主旨，王阳明在晚年时也使用过这一策略。

第四策：屯田以给食

王阳明对此解释说：

臣惟兵以食为主，无食，是无兵也。

边关转输，水陆千里，踣顿捐弃，十而致一。

故《兵法》曰：

“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

近师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此之谓也。

今之军官既不堪战阵，又使无事坐食以益边困，是与敌为谋也。

三边之戍，方以战守，不暇耕农。诚使京军分屯其地，给种授器，待其秋成，使之各食其力。

寇至则授甲归屯，遥为声势，以相犄角；

寇去仍复其业，因以其暇，缮完虏所拆毁边墙、亭堡，以遏冲突。

如此，虽未能尽给塞下之食，亦可以少息输馈矣。

此诚持久俟时之道，王师出于万全之长策也。”

正如孙子所谓，长途运输兵粮实为用兵之大忌，所以王阳明建议用兵屯田。

第五策：行法以振威

王阳明对此解释说：

臣闻李光弼之代子仪也，张用济斩于辕门；

狄青之至广南也，陈曙戮于戏下；

是以皆能振疲散之卒，而摧方强之虏。

今边臣之失机者，往往以计幸脱。

朝丧师于东陲，暮调守于西鄙，罚无所加，兵因纵弛。

如此，则是陛下不惟不置之罪，而复为曲全之地也，彼亦何惮而致其死力哉？

夫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也。

今总兵官之头目，动以一二百计，彼其诚以武勇而收录之也，则亦何不可之有！

然而此辈非势家之子弟，即豪门之夤缘，皆以权力而强委之也。

彼且需求刻剥，骚扰道路；

仗势以夺功，无劳而冒赏；

懈战士之心，兴边戎之怨。

为总兵者且复资其权力以相后先，其委之也，敢以不受乎？

其受之也，其肯以不庇乎？苟戾于法，又敢斩之以殉乎？

是将军之威，固已因此辈而索然矣，其又何以临师服众哉！

臣愿陛下手敕提督等官，发令之日，即以先所丧师者斩于辕门，以正军法。

而所谓头目之属，悉皆禁令发回，毋使渎扰侵冒，以挠将权，则士卒奋励，军威振肃。

克敌制胜，皆原于此。

不然，虽有百万之众，徒以虚国劳民，而亦无所用之也。

在这一对策中，王阳明直陈军法之混乱，军威之无存，指出军律严明才是制胜之根本，敦促皇上要自我振作。

王阳明认为，士兵在战场上的同仇敌忾之心非常重要。他的这一观点和孙子的观点相同。

第六策：敷恩以激怒

王阳明对此解释说：

臣闻“杀敌者，怒也”（《孙子兵法·作战篇》），今师方失利，士气消沮。

三边之戍，其死亡者非其父母子弟，则其宗族亲戚也。

今诚抚其疮痍，问其疾苦，恤其孤寡，振其空乏，其死者皆无怨尤，则生者自宜感动。

然后简其强壮，宣以国恩，喻以虏仇，明以天伦，激以大义。

悬赏以鼓其勇，暴恶以深其怒。

痛心疾首，日夜淬砺。

务与之俱杀父兄之仇，以报朝廷之德。

则我之兵势日张，士气日奋，而区区丑虏有不足破者矣。

兵家认为，士兵的怒气会演变为杀敌的动力。王阳明在这一策中详细阐述了激发士兵怒气的方法，大致可以归纳为两点：一是宣以国恩，二是明以大义。

第七策：捐小以全大

王阳明对此解释说：臣闻之《兵法》曰：

“将欲取之，必固与之”（《孙子兵法·兵势篇》），又曰：

“佯北勿从，饵兵勿食”，皆捐小全大之谓也。

今虏势方张，我若按兵不动，彼必出锐以挑战。

挑战不已，则必设诈以致师，或捐弃牛马而伪逃，或掩匿精悍以示弱，或诈溃而埋伏，或潜军而请和，是皆诱我以利也。

信而从之，则堕其计矣。

然今边关守帅，人各有心。

虏情虚实，事难卒辩。

当其挑诱之时，畜而不应，未免必有剽掠之虞。

一以为当救，一以为可邀，从之，则必陷于危亡之地；

不从，则又惧于坐视之诛。

此王师之所以奔逐疲劳，损失威重，而丑虏之所以得志也。

今若恣其操纵，许以便宜。

其纵之也，不以其坐视。

其捐之也，不以为失机。

养威为愤，惟欲责以大成。

而小小挫失，皆置不问。

则我师常逸而兵威无损，此诚胜败存亡之机也。

王阳明指出，不中敌人的圈套，不使王师奔逐疲劳，“我师常逸”，“兵威无损”，此乃制胜安国之道。

第八策：严守以乘弊

王阳明对此解释说：

臣闻古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孙子兵法·军形篇》）。

盖中国工于自守，而胡虏长于野战。

今边卒新破，虏势方剧，若复与之交战，是投其所长而以胜予敌也。

为今之计，惟宜婴城固守，远斥候以防奸，勤间谍以谋虏；

熟训练以用长，严号令以肃惰；

而又频加犒享，使皆畜力养锐。

譬之积水，俟其盈满充溢，而后乘怒急决之，则其势并力骤，至于崩山漂石而未已。

昔李牧备边，日以牛酒享士，士皆乐为一战，而牧屡抑止之。

至其不可禁遏，而始奋威并出，若不得已而后从之，是以一战而破强胡。

今我食既足，我威既盛，我怒既深，我师既逸，我守既坚，我气既锐，则是周悉万全，而所谓不可胜者，既在于我矣。

由是，我足，则虏日以匮；

我盛，则虏日以衰；

我怒，则虏日以曲；

我逸，则虏日以劳；

我坚，则虏日以虚；

我锐，则虏日以钝。

索情较计，必将疲罢奔逃；

然后用奇设伏，悉师振旅，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迎邀夹攻，首尾横击。

是乃以足当匮，以盛敌衰，以怒加曲，以逸击劳，以坚破虚，以锐攻钝，所谓胜于万全，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者也。

王阳明在这一策中指出，《孙子兵法》中的“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正是对付胡虏的良策。

王阳明在“边务八策”的结尾处写道：

右臣所陈，非有奇特出人之见，固皆兵家之常谈，今之为将者之所共见也。

但今边关将帅，虽或知之而不能行，类皆视为常谈，漫不加省。

势有所轶，则委于无可奈何；

事惮烦难，则为因循苟且。是以玩习弛废，一至于此。

陛下不忽其微，乞敕兵部将臣所奏熟议可否，传行提督等官，即为斟酌施行。

毋使视为虚文，务欲责以实效，庶于军机必有少补。

臣不胜为国惓惓之至！

通过这篇上书，我们可以看出王阳明年轻时就对《孙子兵法》很有研究，甚至可以说精通。虽然王阳明当时年仅二十八岁，但他已经具备了大战略家的眼光。

后来，王阳明能够荡尽南方诸贼、平定宸濠之乱，也是意料之中的。王阳明的这些作为都是普通儒生很难达到的。

《阳明先生集要》的编写者施邦曜高度赞扬王阳明的“边务八策”，称“阳明先生的‘边务八策’胜过《孙子兵法》十三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