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太太长胡子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老太太长胡子怎么回事)孔子诛少正卯的典故广为人知，数千年来先贤们对此事的真假之辨、是非曲直之争上浪费的口水，估计都可以灌满西湖了。而“子产诛邓析”被荀子列为先秦八诛之一，与“孔子诛少正卯”地位等同，厘清“子产诛邓析”，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孔子诛少正卯”。
邓析，春秋末期思想家、法学家，“名辨之学”倡始人，名家学派的先驱人物，被后人称为邓析子，为子产同时代人物。
《荀子·非十二子》称其：“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惠施、邓析也。”即他反对将先王作为自己效法的榜样、反对礼治。
名家以“白马非马”之辩为人们所熟知，作为其先驱人物的邓析，自然也不会是个“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人物。
《列子·力命》称邓析：“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即邓析此人能言善辩，正说反说怎么说都是他有理。
《荀子·不苟》说：“‘山渊平’、 ‘天地比’、‘齐秦袭’、‘入乎耳，出乎口’、‘钩有须’，‘卵有毛’，是说之难持者也，而惠施邓析能之。”——高山和深渊是平的，天和地离得很近，齐国、秦国相毗连，从耳朵中进去后能从嘴巴里出来，老太太长胡须，蛋有毛，这些说法是难以成立的，而惠施、邓析却能论证它们。
好嘛，看来“白马非马”这种“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的诡辩论，是名家学派一脉相承的拿手好戏。荀子因此称其为“小人之杰雄”。 所以名家可以说是专为抬杠而生，而邓析则更是抬杠界的祖师爷。
《吕氏春秋·审应览·离谓》篇有一则邓析持这种做法的实例。
某年洧水发大水，郑国有一富人因此溺死，有人捞出了尸体，死者家属想要出钱赎回，但捞尸的要价太高。于是，死者家属请邓析这个高人给予指点。
邓析对其道：“不用着急，他是不会卖给别人的。”
死者家属一想也对，这笔生意的卖家只此一家，属于独门买卖，只要自己不动如山，捞尸人总不会任其砸在手里吧，于是就不着急去赎尸首。
这下轮到捞尸人着急了，问邓析该怎么办？
邓析又为其出主意道：“不用着急，他们是不会到别处去赎买尸体的。”
此事结果如何《吕氏春秋》没讲，可这种相当于律师吃了原告吃被告的做法，其危害性有多大可想而知。
战国诸子口中子产与邓析的矛盾《离谓》篇还说邓析仗着自己口才了得，一心要做在野的反对势力，凡是政府出台的政策，他都要跳出来唱反调：“郑国多相悬以书者，子产令无悬书，邓析致之；子产令无致书，邓析倚之。令无穷，则邓析应之亦无穷矣。”
即子产实施新政时，许多郑国人在交通要道人群聚集的地方张贴文字对抗新法令，子产下令禁止到处张贴，邓析就改用投递匿名书信的方式进行。子产下令不准随便投递，邓析又附在其它物品中到处投递。子产的命令不断地变化，邓析应付的方法也不断推陈出新。
从行文看，郑国人在交通要道处贴大字报的做法背后应当有邓析的影子在，他如此做的原因则是为了与政府相对抗，以展示自己的才能。
《离谓》篇对此评价说：“是可不可无辩也。可不可无辩，而以赏罚，其罚愈疾，其乱愈疾，此为国之禁也。故辩而不当理则伪，知而不当理则诈，诈伪之民，先王之所诛也。理也者，是非之宗也。”
即邓析这是在故意歪曲法令，是人们不能辩明是非。若是不能辩明是非而进行赏罚，那么赏罚愈快便愈乱套，这是治国者应该禁止的。所以辩白不在理便是虚伪，有才智不在理便是欺诈，伪诈之民，先王是要诛除的。理，是是非之本。
《列子·力命篇》也说：子产执政时，邓析“作竹刑”——邓析自行编制了一部刑法，将其刻在竹简上，故称为“竹刑”——凭着这部新刑法，经常向子产的统治发难。
《吕氏春秋·离谓》篇记载了邓析发难的具体做法：邓析聚众讲学，向人们传授法律知识和诉讼方法，并帮助别人诉讼。诉讼费用为：大的案件收一件长衣，小的案件收一件短袄和一条裤子。百姓献衣而学讼者不可胜数。于是“郑国大乱，民口欢哗。”
百姓是高兴了，可可邓析这种“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的做法，虽然能把没理的官司打胜，把有理的官司打败，可也导致非已经没有标准，每天都在变化。如此下去国家非得大乱不可。
于是子产乃将其诛杀，此后“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
子产诛邓析辩《荀子·宥坐》更是把子产诛邓析，与孔子诛少正卯并列为诛杀奸邪的八大诛之一。此外《淮南子·汜论训》 、《盐铁论·疾贪》 、《说苑·指武》等文献中均有子产杀邓析的记载。而这也成为认为子产诛杀邓析的铁证。
不过，上述内容全来自先秦子书，且离着子产、邓析生活的年代有着二百余年的代差，以此为证略显单薄。那么《左传》等先秦史籍是否有这方面的记载呢？
还真有！不过其内容很容易令读者闪到腰。
《左传·定公九年》载：“郑驷歂杀邓析，而用其《竹刑》。”这是邓析在先秦史籍中留下的唯一一条记录。
但关于此事的记载，《左传》太过简洁，在子书中又太过普遍，加之《史记》对子产去世年份的不同记载，给人留下了充分想象、诠释的空间，因此反对则有之，赞同者有之，令人莫衷一是。
即便是同一个人在面对这一问题时，也提出了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譬如东汉学者高诱在著《吕氏春秋》时，对“子产诛邓析”一事提出了质疑，可在注《淮南子·诠言训》又持支持诸子之说的态度。
由于先秦子书及《史记》的巨大影响，总体来说认同“子产诛邓析”一说的占据上风，即便是今日依然如此。
在阿越看来，史书与子书性质不同，对史实的可信度要高得多，且《左传》的记载更为原始，故应当更为可靠。从《左传》的记载来看，子产逝于前522年，邓析被杀于鲁定公九年，也就是前501年，两者相差21年，战国以后的学者把驷歂杀邓析的罪过转嫁到子产身上，实在是一大错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