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编辑：孙志成,易启江

疫情以来，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新生儿出生数量大幅下降。如在2020年，美国的生育率达到了历史最低，法国在当年出生的人口数量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少的。

但世界上有一个角落例外，就是北欧国家，这些国家的人不但在疫情期间继续生孩子，甚至还迎来婴儿潮。

据《国家地理杂志》的数据，2021年第二季度，芬兰的出生人数增长7%，丹麦和挪威的出生人数分别增长3%和5%，瑞典增加1%。最努力的是冰岛，2021年第二季出生人数比正常情况高16.5%，为了迎接明年更高的出生率，现在冰岛还在设法提高产科病房的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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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岛“婴儿潮”挤爆产房

据第一财经，2021年夏天，冰岛大量婴儿出生，医护人员严重不足。冰岛不得不从德国、波兰，甚至远到澳大利亚招募助产士，不过人手还是不够用用，最终只能将已经退休甚至70多岁高龄的助产士召回应急。不过每个月都有那么几次，因为产科的病床数严重不足，医生只能将急需生产的妇女推进急诊室分娩。

一位母亲在为她1岁孩子找白天的托育机构时犯了愁，先后找了28家托儿所，才觅得一个空位。对于未来幼儿园怎么解决，她说：“我不知道，不过我觉得这是所有孩子都要面临的问题。”

类似的情况也在芬兰发生。奥地利维也纳人口研究所的研究员库博特卡说：“就是从疫情开始后，芬兰生育率在持续增长。”

生活在挪威的华人学者、同样也是孩子母亲的张女士向第一财经表示，对于这一结果，她一点也不感到奇怪。在她看来，主要是因为北欧国家有社会福利兜底，疫情并没有造成太大的不确定性；同时因为疫情导致在家办公，属于个人的时间增多，这些都有利于提高生育率。

北欧国家采取大量措施补贴生育

为了鼓励生育，包括北欧国家在内的不少发达国家采取了大量措施，政策标配主要包括经济补贴、税收优惠、假期支持和社会抚育等。

据新华社《瞭望》周刊，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杨舸曾撰文，作为生育“优等生”的瑞典、丹麦等国的相关政策还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1、政府主导的福利政策体系不仅普惠国民，而且足够慷慨。

在丹麦、瑞典、挪威等北欧国家的国民福利体系中，具有鼓励生育作用的家庭福利政策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普惠性来看，无论家庭经济状况如何，18岁以下的均可获得政府补贴；从公共性来看，它们以公立托育机构为主来解决托幼问题；从慷慨度来看，这些国家的家庭福利公共支出占GDP的比例始终高于欧洲其他国家。

瑞典、挪威、丹麦等国的政府学前教育补贴不仅涵盖3~6岁儿童，也包括1~2岁儿童，形成了以公立机构为主，私营机构为辅的托幼体系，最大程度地帮助了母亲重返就业岗位。

2、深入人心的中立性别观念在生育和养育环节得到了体现。

北欧的性别平等观念被认为是其保持稳定生育率的重要因素。挪威是世界上第一个颁布父亲配额育儿假的国家，只要父亲在孩子出生前的10个月中至少工作6个月，就享有休育儿假的权利，父母共享49~59周的带薪育儿假，其中10周的父亲配额育儿假不可转让给母亲。

瑞典的父亲休育儿假还会得到额外的“性别平等奖励”。挪威统计局的数据表明，父亲使用育儿假的比例持续上升，照料子女和家务劳动的时间也呈上升趋势，这与生育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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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推动女性充分就业为目的来平衡职业与家庭。

高福利国家的高福利水平是建立在高税收和充分就业基础上的，其家庭政策一直以促进两性在劳动力市场的平等为目标。为了促进女性充分就业，瑞典的生育假不仅有孕期假和带薪育儿假，12岁以下儿童的父母每年还有120天的临时育儿假。

其结果是，瑞典、丹麦、挪威等国不仅拥有较高生育率，其母亲就业率在经合组织（OECD）国家中也处于较高水平。值得一提的是，芬兰将托幼现金补贴直接给到家庭，而非补贴托幼机构，使得芬兰母亲的就业率明显低于瑞典和丹麦。

为何韩日鼓励生育效果不明显？

值得注意的是，发达国家中的日本，韩国也推出了大量鼓励生育的措施，但这两国的生育率却并不像北欧一般出现回升，反而一直在低位运行。

据统计，2018年，韩国的总和生育率史上首次跌破“1”，也就是每名育龄女性平均生育孩子不足1名。据推算，2021年韩国的总和生育率已下滑至0.82的历史新低。

造成韩国“婴儿荒”的原因复杂多样，包括教育等养育成本高昂，女性难以兼顾职场和家庭等。疫情暴发后，持续高企的房价，再加上青年人失业率也高，让不少年轻人推迟了婚期。加上最近一年疫情反反复复，医院里的风险居高不下，许多新婚夫妇也出于安全考虑，决定推迟生育计划。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1970年韩国结婚率为9.2‰，1995年下降到8.7‰，2017年下降到5.2‰。

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2016年韩国劳动者年平均工作时间为2068小时，而英国为1541小时，法国为1522小时，瑞典为1478小时，挪威为1394小时。工作时间过长，不可避免会减少育儿时间。

据新京报，日本鼓励生育之所以效果不明显，至少有以下两个原因：

一是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日本鼓励生育的力度远远不够。根据经合组织数据，2017年日本家庭福利开支仅占GDP的1.79%，而法国、瑞典等生育率较高的欧洲国家的家庭福利开支均占GDP的3.4%以上。

二是近几十年来，日本结婚率不断下降。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1970年日本结婚率为10‰，1995年下降到6.4‰，2017年下降到4.9‰。日本厚生劳动省“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2017年4月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男性“终身未婚率”（到50岁都未结婚的人口比例）在2015年为23.37%，女性为14.06%。该数据比上次2010年调查时上升超过3个百分点，刷新最高纪录。

值得注意的是，大规模发放儿童生活教育补贴、产假津贴等势必会增加财政支出，可能会加重政府公共支出压力，以及社保基金或企业的负担，降低经济发展效率。

而延长产假虽然能帮助职业女性分配更多精力照顾儿童，但过长的产假有可能会进一步导致女性在劳动力市场处于弱势地位，追求经济效益的企业会因此避免使用有生育需求的女性劳动力，这可能反过来又降低了女性结婚和生育的意愿。

所以，鼓励生育的政策能否起到提升生育率的作用？这一问题的答案目前还存在较大争议，需审慎对待。

编辑|孙志成 易启江

校对|段炼

每日经济新闻综合第一财经、《瞭望》周刊、新京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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