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六一儿童节，三胎开始刷屏了。

5月31日的高层会议指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有利于改善我国人口结构、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保持我国人力资源禀赋优势。

消息一出，有漠不关心的，有双手赞成的，也有不少人坚定了“躺平”的决心。

下面来解读两个细节。

1，七普数据是5月11日公布的，放开三胎的决定，是5月31日发布的，在七普数据公布20天后，出现放开3胎这样的大动作，只能说明一个事实：生育形势确实越来越紧迫了。

2，这次不是简单地放开生育限制，重点是“配套支持措施”。

人口形势，有多严峻？

一方面，是少子化，愿意生孩子的越来越少。

2020 年，我国出生人口 1200 万人，比上年减少超200万，总和生育率降至1.3，远低于2.1的世代更替水平。若剔除全面放开二胎的短期影响，我国一孩总和生育率仅为1.1左右。

去年民政部长发了一篇文章，文中说了一句话：生育率已经跌破了警戒线。

另一方面，是老龄化，15-64岁的劳动力越来越少。

2010-2020 年，老龄化速度明显加快，与上个十年相比，60岁及以上和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上升幅度分别跳升了2.5和 2.7个百分点。

相比之下，六普相对于五普时期，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上升幅度仅抬升0.5个百分点。

劳动力正在慢慢变老，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8.8亿人，与2010年相比，减少4000多万人。

在经济学中，劳动力、资本、技术都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生产要素，而在各生产要素之中，劳动力增长的贡献是最稳定、也是最多的。

在生产率一定的情况下，人越多，生产的产品就越多，经济中的交易也越多，GDP的总量就越大。

七普数据已经敲响了警钟，这样的形势下，放开三胎，刻不容缓。

回顾历史，从1949年至今，我国出现过两波婴儿潮。

第一波在1962-1973年，平均每年新出生2700万婴儿。

第二波在1982-1992年，也就是第一代“婴儿潮”开始生娃，即便城镇家庭开始流行独生子女，每年新生儿数量也高达2200万。

直到现在，第三波“婴儿潮”也没有如期到来。

按理说，从2004年开始，第二波婴儿潮该陆续结婚生子，应该出现第三波“婴儿潮”，即便现在大部分家庭都是晚婚晚育，2010年至今也该出现新生儿高峰了。

可第三波“婴儿潮”还是没有出现，去年甚至跌到了1200万的水平。

只有2016-2018年是个例外。

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和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分别为1786万人和1723万人，比“十二五”时期年均出生人数分别多出142万人和79万人。

可生育高峰只维持了两年，到2018年就变成了1523万，2019年继续降低至1465万，2020年甚至跌到了1200万！

原因大家都心知肚明：2016年开始实施全面二孩了。

从这个角度来说，放开生育当然会提升婴儿数量，可二孩的“堆积效应”是很短暂的。

即便放开三胎，对那些连一胎都不愿意生，甚至结婚都是老大难问题的人来说，生育意愿依旧低迷。

数据可以说明这一点。

从分孩次出生数占比看，2016年二胎占比为45%，尚且不足一半，2017年突破至51%，占比过半，2018年维持稳定，为50%。2019年直接提升至57%，增幅不可谓不大。

我们也可以换个角度来理解：现在的生育“主力军”，大部分来自于大龄父母家庭，即年轻人对生孩子越来越排斥。

这意味着：本应出现的第三波“婴儿潮”，可能永远不会出现了。

道理很简单，既然放开二胎也只能带来短促的生育高峰，放开三胎，也不会有太大波澜，尽管会提振目前二孩家庭的生育可能性，却对未婚青年、结婚未生育家庭、一孩家庭没太大作用。

更具体地说，要不要三胎，并非是生育政策、全社会、家庭所决定的，而是3亿育龄妇女面临的抉择。

统计局局长5月上旬说，我国人口的基数大，目前育龄妇女还有3亿多人。

一般来说，育龄妇女是指年龄为15-49岁女性，尽管20岁以下、45岁以上生孩子的人非常少，把低龄、高龄段的女性统计进去，依然只有3亿人。

要知道，目前全国劳动力人口（15-64岁）人口总共有8.9亿人，人户分离人口也高达4.9亿，可育龄妇女只3亿，这个数字占比已经很低了。

抉择摆在面前，生或不生，关键要看配套政策，也是此次高层会议释放出的最大不同信号。

根据人民日报的梳理，将会陆续出台10个配套支持措施，涵盖了教育、休假、保险、税收、住房、女性就业各个领域。

比如，对婚嫁陋习、天价彩礼等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推进教育公平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完善生育休假与生育保险制度，加强税收、住房等支持政策，保障女性就业权益等等。

这些政策、细则、细节还都在路上，我们不妨参考一下国外的经验。

比如，在法国，法律禁止歧视孕妇，企业要为生育期的员工保留工资待遇和岗位，同时多子女家庭享有住房分配优先权及租房补贴。

在瑞典，家中养育儿童的父母可以酌情减少工作时间，企业可以据此减少其工资但不得解雇，设立“父亲配额”以及社保奖金鼓励父母双方享受完全平等的产假，同时80%以上的托儿所费用由公共财政承担，中小学教育免费。

在日本，国家承担一半以上的托儿服务费用，家庭负担比例约仅有20%；

在加拿大，设有儿童福利金的补贴津贴，18岁以下均可申领。

说到底，育儿津贴、法定的产假和育儿假期、完备的托幼保障体系以及就业、医疗、住房、税收，缺一不可。

东兴证券有份报告，梳理各国发布生育支持配套政策后的变化。

从效果上来看，瑞典、法国、俄罗斯鼓励生育政策效果较为显著，生育率有明显提升；瑞典总和生育率从 2000年的1.5提升至2017年的1.9；法国从1995年的1.7提升至2017年的1.9；俄罗斯从1999年的1.15 提升至2017年的1.76，且近五年维持在1.7以上。

不难看出，从发布生育配套支持措施，提振生育率是一个动辄10-20年的漫长过程，指望三胎放开后，生育率马上就提升，很不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