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皮哥在网络上刷到一条短视频——

户外森林，冰天雪地，零下20度，一名女子赤身在冰窟窿里游泳。

冬泳这事原本算不上多新鲜，但看到主角是一名女子，皮哥还是忍不住惊叹。

再定眼一瞧拍摄地点，瞬间觉得是“常规操作”，因为这事发生在俄罗斯。

在中国人眼中，俄罗斯就是这么一个“无比神奇”的国家，它广袤的大地上孕育出的“战斗民族”更是极为彪悍。

他们把伏特加当水喝，和比人高的熊做朋友，还徒手杀狼，航班在风雪天照样准时起飞准时落地。

更让我们目瞪口呆的是，他们竟然发明了“打耳光大赛”，你来我往间那一串串清脆入耳的“啪啪”声，光听着就觉得脸发麻。

然而在如此习惯于调侃“战斗民族”的当下，好像有很多人遗忘了，这个民族在艺术和文学上所创造的巨大、耀眼的辉煌。

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希金、契科夫、柴可夫斯基、肖斯塔科维奇、塔尔科夫斯基……

这些文学、绘画、音乐、电影大师的名字，犹如人类历史上的一座座丰碑。

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他们如神祗般地指引着无数的后辈。

而如今看似彪悍的民风下，这个民族血液里流淌的，却是永恒的矛盾与痛苦。

俄国艺术家们多具备悲天悯人的责任感，以至于当他们在讲述别的国家的故事时，眼光依旧望向处于风暴中心的俄国。

就像当塔尔科夫斯基在意大利拍摄他的第六部作品，并决定此生不再返回故乡俄罗斯时，他把电影命名为《乡愁》。

就像我们今天要说的这部电影，有着“俄罗斯斯皮尔伯格”之称的米哈尔科夫执导的《蒙古精神》，拍摄这部电影时他心里汹涌澎湃着的，依旧是对祖国深切的爱意。

1991年，尼基塔·米哈尔科夫拿着五页纸的剧本动身前往中国内蒙。

远赴中国拍摄这样一部电影显然有些冲动，但在他看来，俄罗斯人和蒙古人有着诸多相近之处，回望历史更是有着某些关联。

比如蒙古人曾对俄罗斯有着240年的统治，期间俄罗斯人受过屈辱，但终归身上还是注入了蒙古族的血脉。

他想通过这样一种电影层面的表达，去探寻两种文化间的渊源与影响。

这部作品耗费了整整65000米的胶片，给导演带来了极大的声誉。

除了捧回了威尼斯金狮奖外，它还入围了当年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的提名。

米哈尔科夫，俄罗斯的国宝级导演。

在前苏联时期，凭借着文学作品和舞台剧改编，米哈尔科夫拍出了 《爱情的奴隶》《未完成的机械钢琴曲》《五个夜晚》等名片。

但真正让他享誉世界影坛的还是1991 年导演的《蒙古精神》。

实际上，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米哈尔科夫就开始尝试拍摄现代题材的作品，探讨农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夹缝中，人们的艰难生存。

《蒙古精神》无疑是他这一探索中的巅峰。

《蒙古精神》又名《套马杆》。

“套马杆”在被用来套马之外，还经常被立在草原上，是“繁衍后代，请勿打扰”的标示，也是传统的标志。

以“套马杆”为标题，实际上表明了导演已经在传统与现代中做出了抉择。

但这种抉择，更多是对时代巨轮的一种无望的抵抗，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抵抗，悲壮又悠长。

影片一开始，就是草原的醉人风光。

一个骑在马上的男人，正追逐着一个奔逃的女人，最后用套马杆套住了女人。

摄影机远远地、静静地观察着这一连串动作。

原本，我以为这是一场阳光下的强奸。

后来才发现，这不过是一对恩爱夫妻之间一场普通的口角之争。

而妻子出逃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夫妻那点事。

已经有三个孩子的妻子不愿意在没有避孕措施的情况下，再和丈夫发生性关系。

生得起，养不起啊。

这时，男人的老母亲在一旁淡定地说：“早和你说过不要娶城里的女孩，她们知道得太多了。”

寥寥几笔，人物的背景就交代出来了。

实际上这是一个因“安全套”牵出的草原牧民的故事。

与藏族导演万玛才旦之前导演的《气球》类似，《蒙古精神》中有一个类似的矛盾——

生还是不生。

不过与前者相比，后者所包含的主题更宏大，表现手法也更熟练和富有韵味。

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一位老人，三个孩子，就组成了一个典型的传统牧民家庭。他们过着自给自足，与世隔绝的生活，倒也安详宁静。

出生于城市的妻子帕格玛，一定程度上已经接受了“文明”的影响。她不想再生孩子了，想用安全套，还建议丈夫去城里买个电视（现代文明的标志），说他像个野人一样。

而丈夫刚波呢，则完全是一个地道的蒙古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春天播种，在秋天收获，动物般交合繁衍，如同他千年前的祖辈那样。

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段落：

这边妻子和母亲在织着布，那边刚波在和儿子讲述了成吉思汗的故事。

他抓住一只蜻蜓，告诉儿子：“你听，它在唱歌。它多美啊，传说它的眼睛闪闪发光……”

话音还没落，儿子就被妻子用一个橡胶制成的小玩具叫跑了，刚波只能懊恼地将蜻蜓放走。

自然在与人类文明的这场小小的角逐中，无声地败下阵来。

一天，一个不和谐的音符打破了这场宁静——

俄罗斯卡车司机谢尔盖昏昏沉沉地将车开进了沟里，开出不来了。

不过还好刚波骑着马发现了他，还邀请他来家里做客。

这个热情的蒙古家庭，为了招待好谢尔盖，现杀了一只羊。但信奉天主教的谢尔盖一开始宁愿在外面就着冷风啃馒头，也不愿意进去吃羊。

后来禁不住一家人“深情的”注视，只好进去硬着头皮吃起了肉，喝起了酒。

一喝起酒，谢尔盖的精神头就上来了，也不管酒里是不是有苍蝇啥的了，开始天南海北胡侃。

先是讲起了自己先前在军营的生活，后来又指挥刚波的女儿演奏起了手风琴，甚至还把上衣脱了露出背后的乐谱纹身。

手风琴在米哈尔科夫电影中出现得相当频繁，在《亲戚》《蒙古精神》《西伯利亚理发师》《烈日灼人》等影片中均有不同程度的展现。

手风琴的使用，增添了影片的韵味，更突显出俄罗斯的精神意趣。

同时，这种西方人与东方人文化之间的接触、碰撞和和解，以至相互交融，是米哈尔科夫的一种记录，也是一种美好的期望。

13世纪，成吉思汗统治的蒙古帝国曾占领过俄罗斯的大部分领土，实现了长达270年的统治。

或许，这也是米哈尔科夫千里迢迢来到内蒙拍摄影片的原因。

他提到，他早就想拍一部中国内蒙的影片，至于为什么要拍，连他自己也很难说清楚。也许是下意识，也许是沿着祖先的足迹前进。

90年代初，此时正值苏联解体之际，俄罗斯人再一次陷入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纠葛中。

而谢尔盖与刚波一家的相遇，正是导演对于俄罗斯时局忧虑的表现。

后来，刚波听了妻子的建议，去城里买了安全套和电视。

与纯净质朴，仿佛一个完美的圆般的草原时间相比，导演对于城里时间的展示，就显得异常琐碎与凌乱，与文明的线性时间毫不相符。

也正是通过这种凌乱，导演展示了刚波内心的矛盾，和现实中的荒诞。

在那个小镇上，刚波骑着马，一副草原人装束，与环境格格不入。

他一会买个糖葫芦吃，一会又在儿童游乐园坐旋转飞机，拖拖拉拉就是不愿意去买安全套。

等终于鼓足了勇气进了药店，店员一询问，他又慌忙跑了出来。

晚上，谢尔盖领着刚波来到夜总会。

酒局上，谢尔盖喝醉之后又脱了上衣，唱起了“在满洲里的山丘上”。

这里，我们能够明显感受到谢尔盖的失意与落寞。

电影虽然隐去了他的过去，但我们大致可以判断出，军人出身的谢尔盖为什么对现实不满。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这种巨大的创伤存在于整个国家和它的民众之中。

结尾，刚波骑着一辆自行车，载着一台电视回家了。

草原上，疲惫的刚波睡着了，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他梦见妻子成了成吉思汗的妃子，和成吉思汗一起带领着骠骑将刚波团团围住，他们质疑他蒙古人的身份，摧毁他的电视机，烧毁卡车，惩罚他丢弃了自己的传统。

通过这个超现实的梦境段落，米哈尔科夫展现了刚波陷入传统与现代的两难处境。他的内心经历着极大的矛盾与挣扎，将对现代文明的接纳视为对传统的背弃。

将草原和城市空间的并置，以及现实与心灵空间的相交织，向来是米哈尔科夫的作品风格。

如《一首未完成的机械钢琴曲》中绿树成荫、河流蜿蜒的俄罗斯郊区；《黑眼睛》中薄雾氤氲、青葱广袤的俄国小路；《西伯利亚理发师》中林木挺拔茂盛、白雪皑皑的西伯利亚地区……

米哈尔科夫的镜头犹如一幅幅鲜活的风情图，尽力诉说着俄罗斯的辽阔、诗意与多情。

醒来的刚波跳着蒙古博克，奔向彩虹。

他回到家装好了电视，一家人在“京剧和外语”两个频道之间来回切换。

刚波和妻子走了出来，插起了套马杆，两人在草原上完成了一个原始的结合。

于是，他们拥有了第四个孩子，铁木真，和成吉思汗同名。但是这个铁木真，后来在草原上建起了一座油泵厂。

原先广阔苍茫的草原，如今也布满沟壑与坑洼。

蒙古帝国和苏联都曾煊赫一时，也最终成为过去。

当米哈尔科夫对着一望无际的草原时，他想起的，是自己分崩离析的国家。

《蒙古精神》是他献给祖国和人民的一首挽歌，苏联不再，但俄罗斯的民族精神永不消亡。

亦如这部《蒙古精神》，面对现代化的进程，正在消失传统民族民俗文化，似乎正在让一个民族失去灵魂……

徘徊在我们耳畔的，不仅仅是片中刚波与妻子“生不生”地追问，而横在他们面前也不仅仅是一个“安全套”的问题。

万里草原今犹在，不见当年铁木真，这部电影看完留给我们的是诗一样的惆怅，以及无尽的深思。